周濯街|寻找自己的文化英雄

周濯街|寻找自己的文化英雄

——《邢绣娘》前言

（上篇）

2007年5月18日《湖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两部〈天仙配〉不了黄梅情》的文章：

50多年前，一部黄梅戏戏曲电影《天仙配》，成就了黄梅戏，也成就了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知名演员；50多年后，由黄圣依、杨子、韩再芬、文清、王思懿等一批知名演员主演的35集电视连续剧《天仙配》，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它将再次把“天仙配”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日前，记者采访新版《天仙配》作者周濯街时，方知两部《天仙配》源头在黄梅，黄梅县是黄梅戏的发源地。以前，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传统的黄梅戏剧目一直没有文字剧本，师徒之间，只能口耳相传。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为收集黄梅戏资料，专门来黄梅取经。期间，在与黄梅县的黄梅戏民间艺人交流中，将黄梅戏源流及《董永卖身》等一批传统剧目全文录音。回去后，该剧团很快将《董永卖身》整理成《天仙配》，参加1954年华东戏剧观摩会演，该剧本获得一等奖。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由此可见，第一部《天仙配》的原著《董永卖身》来自黄梅，他的作者便是一代又一代的黄梅县民间艺人。

周濯街，湖北黄梅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黄梅县文联主席，先后出版97部长篇神话小说。因此，第二部《天仙配》的源头，还是在湖北黄梅。

笔者之所以一开始便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引用关于《天仙配》报道，主要是因为《天仙配》50年后的再次“红遍大江南北”，足以证明“黄梅戏”这个湖北省黄梅县和安徽省安庆市所共同护有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50年前已经是：不仅从湖北省黄梅县走向了安徽省安庆市，而且在湖北、安徽两地艺术家和有关领导的共同努力下，从十分窄小的湖北、安徽，走向了非常广阔的全中国。

湖北、安徽两地都应该“摒弃前嫌，搁置争议”，共同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这份宝贵遗产的保护、抢救、利用、传承和发展工作。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黄梅县委、县政府才委托笔者为邢绣娘，这位“黄梅戏的第一代宗师”写一部长篇传记的。其实，所谓“前嫌、争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数十年前鄂赣皖三省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和戏曲艺人，对于黄梅戏的来龙去脉，已经早有公论：

1954年10月25日，《江西省戏曲会演会刊》发表的《武宁采茶戏介绍》一文中说：“武宁采茶戏来自皖鄂赣三省之间流行的采茶调，又名‘黄梅北腔’……武宁采茶戏的源流，从它的历史及现有剧目观察，它与湖北黄梅一带所流行的采茶戏和安徽的黄梅戏基本上是一个东西。”

1958年1月，安徽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编印的《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黄梅戏》（第一集）在《黄梅戏简介》中写道：“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但它是在以安徽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逐渐丰富起来的。”

1953年出版的《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安徽省剧种分布说明》中写道：“黄梅戏来自湖北黄梅一带。”1959年11月号《安徽戏剧》，发表的著名老艺人丁永泉口述、车明整理的《丁老纵谈黄梅戏》说：“黄梅戏是从湖北传到我们安庆地区来的。老黄梅调还是按湖北音咬字，曲调跟语言走，也是湖北乡音。”

生于1900年的河南籍的中国戏剧史学权威、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史”教授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中说：“黄梅戏，源自湖北黄梅采茶戏。”又在《论楚剧》中写道：“有人说：湖北花鼓戏系发源于黄梅（黄梅在鄂东），形成于黄陂、孝感，这话似可信。”

有人在一篇题为《楚韵流芳，旧梦难温——简述汉剧的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告诉我们“1912年，杨铎在《汉剧丛谈》中首次将汉调称之为汉剧，这便是其名称的由来。”也就是这位为汉剧定名的杨铎先生在《汉剧史考》中说：“黄梅戏，产生于湖北黄梅县，盛行于安徽、江西。”

安徽省著名老艺人丁永泉先生还告诉我们说，黄梅戏传统剧目中的“大部分剧目，包括一些常演剧目，如《天仙配》、《白扇记》、《告经承》、《於老四》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出，是在黄梅县形成的。不然的话，怎么叫‘黄梅戏’呢？我所知从光绪到民国初年的黄梅、安徽、江西三省的艺人都能同台唱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湖北省黄梅县人应该好好向安徽省安庆市人学习，学习他们自始至终都能够把发展黄梅戏放在第一位。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保护、抢救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发展，而不是为了分清谁是娘家，谁是婆家，谁是发源地，谁是发祥地。古话说得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黄梅戏消亡了，即使所有的“是非”分得一清二楚，又有什么用呢？

（中篇）

有一种观点以为，湖北与安徽在黄梅戏方面的论争，说得形象化一点就是湖北的邢绣娘与安徽的严凤英谁才是黄梅戏的代表人物之争。这类似于王朔叫阵于金庸，主要是发乎本土的大众文化，败于香港流行文化的隐痛。就本质而言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并不具有异质文化碰撞的意义。

如果有人问我，为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我们是应该去探讨王朔与金庸之间谁优谁劣，还是探讨北京为什么会出现王朔，香港为什么会出现金庸的话，那么，我的回答一定是后者。同样的道理，为了黄梅戏的发展，湖北人、安徽人都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自己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或发展、完善黄梅戏上，把着力点放在自己这个地方有哪些曾经为黄梅戏的产生、完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英雄上。

那么，黄梅县为什么会产生或发展、完善黄梅戏，又有哪些人是曾经为黄梅戏的产生、完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英雄呢？原因之一是“吴人好讴，楚人善歌”。黄梅地处吴头楚尾，是吴讴楚歌人文交汇融合的天然平台。二是因为经常发大水，黄梅人便带着采茶调到徽商发源地以卖唱谋生，促进了戏剧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融合。黄梅歌风盛行，源远流长。有放牛歌、薅草歌、车水歌，还有船歌、门歌，渔歌、樵歌这些都是“五句子”的山歌体，也有小曲体的《十二月采茶》等采茶歌在民间流行。地方志对黄梅民歌演唱形式和演出规模，都有记载。

三是黄梅人独有的追求物质精神双重生活和谐的天性，这些都是黄梅戏发展的“干细胞”。明代郡守徐霖，在《白湖桥记》中说：“老稚相与歌于野，商贾相与歌于途”。《黄梅县志》记载有：“渔舟千艇，朝暮歌声不绝，故有‘倾倒太白听渔歌’之句。”和“樵子放歌，响应山谷，有似属和之者”等语。据《皇华记闻》记载：“破额山（又名黄梅山）麓有唱歌石，人卧其上便解歌。后雷劈之不验。”据笔者考证，“唱歌石”就在四祖寺前灵润桥下，那里林荫浓密，流水潺潺，凉风徐徐，水边尽是光洁的巨石，唱歌者随地而坐，开口便唱，唱累了则随地而卧，天南地北地海侃，当然侃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们所唱之歌。所谓“人卧其上便解歌”，也许是唱歌之人与当地文人墨客共同理解此歌。

四是重视黄梅民歌的文人骚客也很多。这一点尤为重要，特别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人墨客，对于黄梅民间歌谣，从歌谣到戏曲的跨越，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便是曾经为黄梅戏的产生、完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英雄。除了《邢绣娘》中提到了儒生邢叙九、邓文斌和邢绣娘本人之外，还有一位对黄梅戏的产生起过重要推进作用的、全国知名的黄梅本土名人——瞿九思。

瞿九思（1545—1617）字睿夫，号慕川，万历元年举人、大学问家，官封理学。他五岁开始读书，十岁显露才华，十五岁作《定志论》，举世皆称神童。十九岁开始游学，曾应邀到白鹿洞书院、濂溪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讲学。万历元年，应邀编修《楚志》，是年秋天癸酉科乡试中举，随即官封理学。后因故闭关著述30余年，所著之书，从六经到古史、传记、山经、地志、天文、图籍、律历、算数、稗官、野乘、家谱一应俱全。书成后遗其子瞿罕送给万历皇帝御览，并获准付梓刊行。曾经出版各类专著32种。一时间，四方从学者千百云集。当时上自部院大臣，下至郡县官吏，求书者众多，且惟恐求之不得。朝廷士大夫路过楚地，大都要特意到黄梅来向瞿九思求教。

中华博物审编委员会编印的《中国古代名人录》上说：瞿九思嗜古博学，著有《乐章》、《万历武功录》、《明史艺文志》、《春秋以俟录》、《乐经以俟录》、《孔庙礼乐考》等文集七十五卷。似瞿九思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把黄梅民间流传的各类民歌搜集起来，编成了一部《化民成俗歌》集。出人意料的是，这本民歌集居然成了其众多著作中，最受欢迎一部。不是一般地欢迎，而是自朝上下人人爱不择手。更出人意料的是，在瞿九思在世时是这样，在瞿九思去世多年后，也不例外。

一位名叫张国光的明崇祯十五年进士，在瞿九思去世数十年后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二十余年来，兵寇焚劫，瞿氏家藏著作，尽付祖龙，独是歌家传户诵，问诸田夫野叟，犹有能道其详者。”“昔年黾侯皮公捐俸刊刻，嗣奉上台檄饬，旁近郡黾购约者必购焉，久之远播海内，若燕赵，若秦鲁、吴、越、闽、广间，多所传诵梅黾之歌谣也。”正因为瞿九思有此遗著，当地人对他“没世不忘，至今尚有思尸而祝之者耶。”

瞿九思大约是1614年去世的，张国光的《化民成俗歌·序》大约写于1634至于1643年左右。又过了340年左右的1982年8月，我们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第25辑刊出的施展眉、洛地所写的《睦剧介绍》中，居然见到了这样的文字：

（下篇）

“关于睦剧的起源，据调查的资料，我们认为它是‘采茶’‘花鼓’的一支，其源头可以溯至湖北（黄梅一带）采茶、花鼓；鄂东采茶、花鼓戏流行到皖、赣盛发，分支各流，成为安徽黄梅戏，倒七戏（今称庐剧）、皖南花鼓、赣东采茶戏、福建邵武三角戏等，再东行入浙江新安江上游一带，而为睦剧。”

这是张国光那段“……旁近郡黾购约者必购焉，久之远播海内，若燕赵，若秦鲁、吴、越、闽、广间，多所传诵梅黾之歌谣也”的绝妙注释。也是本地文化名人促进、推动黄梅民歌向黄梅戏发展、进化的有力左证。

那么文人墨客们为什么会喜欢那些来自山野村夫的歌谣呢？张国光在《化民成俗歌·序》言中写道：“瞿聘君（即瞿九思）化民成俗歌肇自圣谕六言，而演以村野俗说，其间或庄或谑或激或讽，不工一字文饰，惟取朴率真切，莫不依乎至性，而感以至情。故每每歌未竟，而闻之者或潸焉兴悲或嗒焉自丧，此中潜移默夺，其有天动神行而不能自已耶。”

似这样的好歌，岂有不爱之理？正因为爱，才会产生“黄梅的石头也会唱歌”的神话传说。那后来为什么又“后雷劈之不验”了呢？那是因为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部队，曾转战黄梅，活捉并处决了朱明王朝的知县施廷贤。后来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湖北战败后，军队中的‘乐人’也就是歌舞表演者，流散在湖北黄梅一带，以演唱谋生。《邢绣娘》提到的著名乐师冯记和，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冯晓阳、冯三阳还有清末民初的著名黄梅戏艺人中的帅师信、冯龙伢等人，都是那些批军中乐人的后裔。由于这些来自军中的演唱者，常常爱唱一些对上苍不敬的歌谣，所以，苍天发怒，雷劈唱歌石，使其失去了“人卧其上便解歌”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邢绣娘》中的瞿学富，既是瞿九思的曾孙，也是黄梅戏第一个现代戏《瞿学富告坝费》的主人翁，而穷毕生精力将黄梅的黄梅戏的全部传统剧目102大本、110小帏，搜集整理并分15部书出版的桂遇秋先生的父亲桂旺奎，便是瞿学富的曾外甥。桂旺奎为儿子起名桂遇秋的寓意是桂花遇到了秋天。而桂遇秋穷毕生精力所完成的15部《黄梅戏传统剧目汇编》，却让黄梅戏这棵香飘万里的“桂花”，遇到了可以盛开也喜获丰收的秋天。所以，遇秋先生临终前留下遗言：“请用黄梅戏的音乐为我送行”，他同瞿九思一样，也是黄梅的文化英雄之一。

法国原文化部长朗歌说：“文化是明天的经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说：“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就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更快地向那里转移。”可见，经济的繁荣虽然是先决条件，但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因此，恩格斯在论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没有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闪电，就没有欧洲城市工业革命的火花，也就没有欧洲城市经济的复兴。”

文化是县域经济全面振兴的内在动力。特有的地域文化不仅催生和孕育了传承久远、影响深远的一代代黄梅人，谱写了祖庭禅风、武穆情怀、九思文气、文斌风雅，更形成了黄梅地域文化中“开拓创新”、“和而不同”、“经世致用”、“重商重农”等文化典性与特点。黄梅自古就是各种思想文化交汇碰撞之地，黄梅戏在兴起之初便表现出了自己兼收并蓄的特点。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黄梅戏个性化、艺术化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历史名人的关注与参与，是黄梅戏个性构成的核心要素；把本土优秀文化融入县际、省际文化，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弘扬本土文化，是黄梅戏生命活力的源泉。试图通过长篇传记体小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来阐明某些道理，也是我这位立志穷毕生精力专事中国长篇神仙传记小说者，乐意写《邢绣娘》原因之一。

杨氏太极拳的开创者杨露禅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一个转折性的年代——冷兵器的时代已经过去，火器时代刚刚来临。而产生于冷兵器时代末期的杨氏太极拳，因为动作舒展大方，内外兼修，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锻炼身心、砥砺意志、调剂生活的一种有益手段。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黄梅戏亦是在中国戏剧从起步、发展、红火到清朝这个“最后一个创造戏剧的朝代”，创造出来的最后一个剧种么（唐朝起，宋朝兴，唐宋元明到如今）？

黄梅戏在没有尽善尽美之前，清朝“这个最后一个创造戏剧的朝代”，便寿终正寝了。因此，黄梅戏便有了许多不确定性：她的独角戏、两小戏既像清唱，也像二人传，他的折子戏有的既像戏又像歌舞。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黄梅戏而言是缺点更是优点，因为不确定性既可以是灵活性，也可以是可塑性。因此，黄梅戏，在上座率、生命力、受众的关注度等方面，都创造了中国戏剧的新业绩。

作者：周濯街，湖北黄梅人，国家一级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周濯街从1982年至今他已经出版长篇神话小说99部，中短篇小说800余篇，约3700多万字。根据其作品《天仙配》、《黄梅戏一代宗师——邢绣娘传奇》改编的电视剧《天仙配》、《邢绣娘》在央视播出，深受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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