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业疫时百态：机长变“采购”、空姐大降薪、票代月亏百万

采写/小白

版面/大海

航班取消、飞机停飞、上座率持续走低，作为受疫情重创的行业之一，航空业跌入深渊。

民航总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春运期间，民航业共发送旅客3839万人次，不仅远低于此前预期的7900万人次，就是相较往年，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2月份的情况更为严峻，民航业仅完成了834万人次的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84.5%；民航行业创单月亏损最大纪录，仅航空公司的亏损总额，就高达209.6亿元。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

被疫情裹挟的航空从业者们，生活和工作也被彻底改写：机长转型公益人，临时干起了防护用品的“采购”和“搬运工”，空姐空乘等收入骤降一大半，票代公司徘徊在生死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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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10年来，这是南方航空机长周宇昕第一次经历如此长时间的停工。

1月22日，疫情引爆两天后，周宇昕习惯性的打开软件查看排班表，往常密密麻麻的时刻表，如今一片空白，这多少让他有点不适。

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所有离汉通道全部关闭。任职南航武汉分公司的周宇昕，则在公司防疫部的安排下，开始带薪停工居家隔离。

作为主要依靠飞行时长计算工资的工种，机长带薪只能拿到最基本的工资，收入骤降一大半，对于每月背负数万元房贷的周宇昕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好在武汉颁布了可以推迟缴纳房贷的政策，解决了周宇昕的燃眉之急，在查询了自己的存款之后，周宇昕觉得撑一段不成问题。

如何帮助武汉更好的渡过难关，成了这个武汉伢更为关心的问题。

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农历大年三十，周宇昕在朋友圈看到有医生朋友求助医用口罩。

疫情初期，所有医护人员都冲到了一线，但防护物资却严重稀缺，不少医生仅戴着一次性口罩，甚至自制口罩、用垃圾袋缝制成防护服，肉身抗毒，裸奔救人。因为防护措施严重缺失，仅武汉中心医院一家医院，就先后有五名医护人员牺牲。

周宇昕，看不下去了。他在朋友圈发起了“一人捐赠一个N95口罩”的筹款行动。

让周宇昕没想到的是，本是一个小圈子的筹款，却引发了众多人的支持，短短时间内就筹到了近7万元善款。

筹到第一批款项后，周宇昕紧急联系了三个商家，将购买的5000多个口罩连夜送到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一线抗疫医院，一直忙到凌晨才结束。

随后，周宇昕的女朋友以及同事、好友等纷纷帮忙，越来越多素不相识的人自发加入其中，一个名为“守护医者”的爱心联盟，就此成立——这是新冠疫情引爆之后，武汉最早成立的专门守护医护人员的民间公益组织，周宇昕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周宇昕等人筹集的防护物资，大大缓解了医护们的燃眉之急。

收到口罩后，一位从医三十多年、早就在手术间见惯了生死的某医院肿瘤科主任，落泪了。送口罩的志愿者数了一下，当时，正在穿行院区的19位医护人员，只有两位戴了N95口罩，其他17位戴着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凑合，护目镜和防护服更是捉襟见肘。

封城、断路大幅提升了运输、采购物资的难度。每天往返于各大医院、社区以及采购点之间，周宇昕坦言，上班都没这么累过，平时微信就3000多步，现在每天基本都是上万步。

为了尽快送达物资，周宇昕每晚都会提前列好第二天需要运送的物资清单，并标记出最佳行程路线，如同执行飞行任务一般，事无巨细的进行筹划。

在周宇昕看来，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熬夜渐渐成了常态，按时按点的三餐也成了奢望。通常，周宇昕一大早吃完早餐，深夜到家，才能吃上第二顿饭。

频繁来往于医院等疫情重灾区，周宇昕也曾害怕过。

第一次将防护物品送到医院急诊科时，看着就诊大厅密密麻麻的人群，周宇昕心里十分忐忑，担心会被传染。

但是当他将口罩、防护服等送到医务人员手中时，医务人员的一句“这是我们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戴上N95口罩”，瞬间消解了担心。他安慰自己，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此后，周宇昕每次出发之前，都会事先服下保护肺部的药物，同时做好防护措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人负责”。

在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之后，周宇昕日常任务又多了一项——帮援鄂医护人员采买日常物品。

有时候医护人员数据线等丢了坏了，酒店的工作人员太忙，无暇顾及时，周宇昕也会顶上，“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来武汉，我们不能连这点需求都不满足”。

如今，疫情最凶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武汉正在慢慢步入正轨，但何时复航尚未可知，在此之前，周宇昕将继续贡献他的那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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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每天追剧、看书、健身，成为了某民航乘务长张然打发时间必做的三件事。

航班锐减的情况下，能够分配给张然的任务极为稀少。张然算了一下，2月份她一共出勤2次，3月份到目前为止，一共出勤了3次，接下来，又是长达半个月的强制休假期，4月的出勤任务，应该也不会太多。

每个月不到20小时的出勤时长，意味着收入锐减，张然自嘲“脚踝斩”。

她解释说，其公司的薪资构成由底薪+小时费+绩效奖金构成，其中底薪税后固定4000多，小时费按飞行时长算，此前正常每个月飞100多小时能有1.5万元薪水，而绩效收入则不固定，视航空公司的盈利水平来算。

如今，疫情导致航空业损失严重，张然能拿到的只有底薪4000元以及一些小时费，虽然少了许多，但张然比较看的开，反正不用经常出门，花销也不大，而且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房贷压力也不大。

然而，并非所有的空姐空乘都像张然一般轻松。有业内人士告诉《财经故事荟》，一些刚入行的地面人员、空乘空姐，由于航空公司五险一金交得多，其基本工资甚至不能抵掉这部分开销，还要自己往里倒贴钱，何谈靠工资生存。

机长收入也在大幅锐减，张然的一位机长同事，过去每月收入10万元左右，现在骤然降低到2万元左右，“都是靠存款和家底撑着”。

其实，这不是张然第一次遭遇类似危机。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航空业同样大受影响，航班量锐减，彼时刚刚进入行不到半年的张然，同样被迫带薪停工，手头上没有多少积蓄，加上空姐的基本工资较低，其一度萌生了开拓副业、兼职做代购的想法，但最终因为没有渠道而不了了之。

如今虽然有了一定的渠道，张然已经没有当初想要开拓副业的想法。“一方面手头上有一定的积蓄，另一方面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小区保安都不让出门，有想法也没办法实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航空业正在慢慢复苏，强制休假这段期间，张然每天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一天看两小时书，复习航空规章制度，为早日复航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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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等待复工的绿游，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民航官网，查看复航进度。

作为某机票代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绿游对于航空业的关心，更甚于一般的从业人员，公司的生死都命系于此。

今年以来，内陆机场单日起降架次最低值仅为5380架，这与疫情前日均36000架次的航班频次，有着天壤之别，直接退回到2001年的水平。作为票代公司从业者，看到这样的数据，绿游既无奈又恐惧。

往年春运，本是航空公司以及票代公司营收最为丰沛的时期，然而今年2月份，民航全行业亏损245.9亿元，到了3月份，亏损还在加剧。

上游亏损如此严重，作为中间商的票代公司同此凉热。历年春运销售额破亿的常态被打破了，今年春运期间不仅没有盈利，每月100万元的亏损，还让绿游有点承受不起。

此前，民航局先后4次发布有关客票退改通知，明确要求，乘客在一定时间段内购买的机票可以自愿退票，各航空公司及客票销售代理机构应免费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对于乘客来说是好事，但对于机票代理公司来说，则是雪上加霜。

免费退票，意味着绿游及其公司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为了保证用户体验，还要先垫资给乘客，再等航司退款，高额的退票垫资，让不少票务代理公司现金枯竭，资金流绷紧如同满弓。

OTA渠道收入的大幅衰减，仅仅是开始，旅游业的全面停摆，则是雪上加霜。3万多家景区，4万多家旅行社，难以计数的酒店客房和民宿，在疫情期间，几乎全部进入冻结状态，旅游业的全面瘫痪，致使绿游公司的团票业务也陷入停滞状态。公司整体收入几乎全面断流。

2月份，眼看国内旅游无法做，绿游一度将目光瞄向了海外，然而疫情的扩散速度让她始料不及，如今国外疫情肆虐，海外业务至此也被斩断。绿游预估，海外业务，今年年内，可能都不会有起色。

开源无望，只有节流。公司除了维持必要的人员配备，其余人员已经全部停工，只拿基础工资。

接踵而至的坏消息，反而让原先一度焦虑到失眠的绿游，慢慢平静下来，“整个行业都瘫痪了，我一个人急也没用。”

绿游展开了自救。如今，公司将业务重心放在了留学生回国业务上。“每个国家的环境政策都在变，而且航班量一直在递减，业务不好做，虽然杯水车薪，但也能缓解一点压力。”

另一方面，绿游还调整了公司的年度发展战略，准备将下一阶段的重心全部放在开拓内需上。

她认为，国内疫情已经逐渐控制住，航空业与旅游业正在慢慢复苏，即将迎来一轮爆发期，她要紧紧抓住这波红利。

按照规划，5月2日，民航局将重新编排今年的夏航季航线。在绿游看来，这将是行业迎来转机的契机，也是绿游及其公司大展拳脚的机会。

在此之前，绿游能做的就是做好准备，时刻蛰伏。

（文中绿游、张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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