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斌｜敦敏《懋斋诗钞•东皋集》残卷考论
敦敏《懋斋诗钞·东皋集》残卷考论
顾斌
【内容提要】本文在详细考察敦敏《懋斋诗钞·东皋集》残卷的“国图藏本”与“哈佛藏本”流传、抄录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东皋集》的成集过程，进一步确立了其严格编年的版本属性。维护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系敦敏乾隆癸未年的客观事实，并据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有存在的依据和价值。
【关键词】懋斋诗钞·东皋集 成集 严格编年 曹雪芹卒年 癸未说
一
清宗室爱新觉罗·敦敏的《懋斋诗钞·东皋集》残卷是一部重要的曹学研究文献，其核心价值在于支撑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建立。残卷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作于“癸未”年，结合敦诚于乾隆甲申年初挽曹雪芹，强有力地证明了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年。此说甫提出，一度使胡适放弃了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提出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然而这种认识，在《懋斋诗钞·东皋集》被发现后的70年里，并不被完全认同，部分研究者对“《懋斋诗钞·东皋集》严格编年”，以及“《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作于‘癸未’”，一直持怀疑、否定态度。
然而，当我们审慎梳理、分析、论证这70年来有关《懋斋诗钞·东皋集》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时，发现支撑“癸未说”的证据链依然坚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近年出版的作为普及本的某权威校本《红楼梦》的前言中，在作者没有掌握能够彻底否定《懋斋诗钞·东皋集》严格编年”、“《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作于‘癸未’”证据的情况下，把曹雪芹卒年“癸未说”完全抹杀了，只是将曹雪芹卒年“壬午”一说强加给了读者。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胡适在创立新红学时提出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切跟着证据走”的学术理念被一点点吞噬。学术研究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否定一种学说，这不能不说是百年红学的倒退。因此，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对支持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证据敦敏《懋斋诗钞·东皋集》残卷进行综合考论，对建立严谨、科学的红学研究方法、体系，树立良好学风，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懋斋诗钞·东皋集》的版本现已发现三种：一是1947年周汝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清末富察恩丰辑《八旗丛书》之《懋斋诗钞·东皋集》抄本，今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下文简称“哈佛藏本”）。二是1954年吴恩裕从编《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家里发现的《懋斋诗钞·东皋集》的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藏本”）。三是2014年笔者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八旗丛书》中《懋斋诗钞·东皋集》抄本之副本，经校勘核对，此本同于“哈佛藏本”。
“哈佛藏本”在1947年被周汝昌发现并撰文提出曹雪芹卒年“癸未说”后不久，就远渡重洋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自此，这部珍贵的曹学研究文献就一直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古籍室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海外赵冈和余英时才先后目验，并撰文详细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嘉莹帮周汝昌复印了一份，但复印件后来也迷失了。2009年，笔者与时任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联系，向其了解“哈佛藏本”的情况，承沈先生厚谊，多次通过远洋电话向我作了详细介绍。此后不久，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下载到全套《八旗丛书》彩色高清电子图片，并将其中的《懋斋诗钞》图片提供给了2010年在天津召开的“周汝昌文化论坛”组委会和部分师友。而“国图藏本”于1954年被发现，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作为“孤本珍本”影印出版（下文简称“影印本”），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上海古籍刊行社，先后四次据“影印本”翻印。2012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斌参校“影印本”将“哈佛藏本”的电子本校点出版（下文简称“周校本”）。
自1962年3月起，因筹备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围绕着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在研究曹雪芹问题上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的焦点问题，也就是《懋斋诗钞·东皋集》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的写作时间。因“哈佛藏本”远藏美国，国内学者很难看到，所以在这场“大会战”中，所使用的《懋斋诗钞·东皋集》系“国图藏本”和“影印本”。而此后有关曹雪芹卒年的论争中，使用更多的是“影印本”和“影印本”的翻印本。
简要回顾了《懋斋诗钞·东皋集》的存世、影印情况和研究史，我们在此有五个问题提出来着重讨论。
问题一：作为曹雪芹卒年“癸未说”重要文献的研究，逐步从原始文献研究转移到了现代印本研究，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研究《懋斋诗钞·东皋集》的现代印本，来判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的写作时间，去探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问题二：在探讨曹雪芹卒年问题时，有研究者以“哈佛藏本”立论，也有研究者以“国图藏本”及“影印本”立论，那么“哈佛藏本”与“国图藏本”到底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者两个本子根本就没有关系？
问题三：关于“哈佛藏本”与“国图藏本”的流传，由于证据材料的不足，以往研究中存在太多主观臆测的成分，以致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这两个本子的流传经过，会对《诗抄》编年研究起到哪些辅助作用？
问题四：“国图藏本”上有10余页的空页，部分诗被裁剪、粘贴达40余处，这些情形是怎么形成的？这又能为“国图藏本”的成集、编年研究提供什么样的思考？
问题五：“国图藏本”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稿本？燕野顽民题记言《诗抄》曾被其“略为粘补”。那么，粘补后《懋斋诗钞·东皋集》的诗序有没有被打乱？“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的说法能不能成立？
三
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将“国图藏本”作为“珍本孤本”影印出版，但由于受当时影印技术的限制，以及主持影印工作人员的主观因素，导致影印失真极为严重。底本中的粘接、留空和缺页、贴改、文字残缺、错装等特征，在影印本中都看不出来了。1957年，王佩璋撰文对影印本进行了批评，但也有不尽之处，笔者在复核影印底本胶片和原件后，发现影印本失真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字漏印 王佩璋指出诗文正页“东皋集”三字下被挖去约当六七个字一块，末尚残存“年”字之半，此残半之字在影印本中则不见了。笔者复核胶片和原本，此残半之字如今只剩下一点墨迹，已分辨不出原系何字了。另，《东皋集》自序第一句“自山海归”上原本旁跨“戊寅夏”三字，“夏”本作“岁”，系贴改。此“戊寅夏”三字影印本漏印。
（左：国图藏本 右：影印本）
（二）诗文移位 相当于“影印本”第94页末行处有一诗题《题朱大川画菊花枝上一雀》原本在《题画四首》前，被移位到第96页末行处，与第97页的“此花称逸士，此鸟亦朋友，……”，构成诗题与诗文相接，接续在原本错装的《题画四首》之后。此一移位，使影印本变成无缝天衣，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了。后来，研究者讨论《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涉及到这两题诗的系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国图藏本）
（影印本）
（三）抽取空页 原本还有许多地方留有半叶白纸，而影印本竟都抽取了，把下面半叶上推半叶来印，抽取达12页之多。被抽取的12张白纸分别在相当于“影印本”如下页码之间：22—23、42—43、51—52、59—60、61—62、64—65、78—79、83—84、86—87、92—93、108—109、113—114。在影印时，这样处理可能是为了节省印刷成本，但导致第51页、52页不相关联的文字内容连接在了一起，因此失去原本的原状。
（国图藏本）
（影印本）
（四）修改板心 影印时抽取了12张空白纸页，致使文中部分版心不衔接，在影印时又修改了26个书页的版心，使版心能衔接起来，分别是23、24、25、26、27、28 、29、30、31、 32、33、34、35、36、37、38、39、40、41、42、52、53、54、55、56、92。版心的修改，使“影印本”变得“天衣无缝”了，但背离了影印底本的原貌。
（左：国图藏本 右：影印本）
（五）印刷模糊 原稿本中，诗的剪接处有27处之多，不但有剪成一首一首地粘接的，也有剪成一行一行粘接的。无论序文诗文都有许多贴改之处，如燕野顽民之题识是蓝丝八行笺，粘贴在封面内页；敦敏《东皋集》自序的“癸未夏”、“数年间”之“癸未”、“数”就是贴改的，与原抄字迹显然不同，原字为 “庚辰”与“两”；《古刹小憩》诗题下注之“癸未”是一个贴签；《赠芹圃》(影印本第五七页)之末句“一醉酕醄白眼斜”之“白眼斜”系后贴 改，原为“读楚些”，而第一句“碧水青山曲径遐”之“遐”也系后贴改，原为 “斜”。《春忆杂诗次渔洋先生上巳辟疆招同邵潜夫陈其年修禊水绘园八首原韵》中，《榆关道上》一首有小字注“兔耳，山名”，“耳”在影印本中犹如“且”；同诗《水南庄》一首“得鱼不须上城市”句，“上”在影印本中形同“工”。在影印本上之空行原本上并非空行，是粘接留出的白纸。这些在影印本中都无痕迹可见，古籍刊行社也没有说明。
以上这些情形的存在，足以说明“影印本”严重失真，用此“影印本”的编年来研究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是不严谨的，不科学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学术研究引用文献出现错误，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又怎么能是正确的呢？所以，探讨曹雪芹卒年“癸未说”，必须抛弃“影印本”，回到原始文献上来。
四
当我们抛弃“影印本”，回到“哈佛藏本”和“国图藏本”上来，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哈佛藏本”和“国图藏本”的关系，即“哈佛藏本”与“国图藏本”到底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如果“哈佛藏本”另有底本，与“国图藏本”系兄弟关系，则可根据此本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于“癸未”直接推论曹雪芹死于乾隆癸未年。如果“国图藏本”与“哈佛藏本”系“父子关系”，那么“回到原始文献上来”就要以“国图藏本”为重点研究对象，就要科学、严谨地考察“国图藏本”的编年严不严格了。
关于“国图本”和哈佛本的关系，目前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赵冈先生在详细对校了“过录本”（哈佛藏本）和“影印本”后，认为“毫无疑问哈佛本是根据国图本过录的”。二是余英时先生在对校了后发现两个本子中有诸多异文，认为“现存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抄本《八旗丛书》（哈佛藏本）中的《懋斋诗钞》跟一般影印本的底本（国图藏本）是两个系统，并不是依据影印本照抄，而是依据‘影印本’涂改之前的一种改本抄录的”。
通过两个本子的比对，可发现“哈佛藏本”收录的诗作并无一首超出“国图藏本”之外，且还少一首《敬亭招饮松轩》。同时发现“国图藏本”中有诗题而诗句不完整的诗、有诗题而无诗句的诗、无诗题而残存部分诗句的诗，“哈佛藏本”全缺。如“国图藏本”中《八里庄望山》一诗，一二联及第三联的上联完整，而第三联的下联仅存前三字“碧嶂晴”，此下全缺，“哈佛藏本”缺；《同敬亭、贻谋、大川载酒游潞水，时三月五日也。分韵得东字》一首，“国图藏本”只存诗题，而无诗句，“哈佛藏本”缺；“国图藏本”中《村宿》与《题敬亭<琵琶行>填词后二首》二诗之间存无诗题残诗末二十二字，据《熙朝雅颂集》收录敦敏诗作可知该诗诗题为《雨，庆丰闸观水》，“国图藏本”缺前六十二字，此残诗“哈佛藏本”缺。比对发现，“国图藏本”“入春已十日”一诗无题，但“哈佛藏本”此诗被加上一个题目——入春。然而细读此诗，是郊游丰台道上某处所赋。“入春”两字太广泛，绝非原题。当系恩丰抄录时所加，以求形式完整，故采用这样一个空泛的题目。更为重要的是，“国图藏本”中的错字，“哈佛藏本”跟着错。如《行舟四咏》之《橹》中“欸乃下前川”，同误作“疑乃下前川”；《寄松溪》中“泉石君怜顾恺之”，同误作“泉石君怜顾凯之”。
以上比对结果基本可以证实“哈佛藏本”是根据“国图藏本”抄录的，余英时先生提出的“两个系统”说，是不成立的。但余先生通过校勘发现两个本子存在诸多异文，这也是其“两个系统”说的主要根据，那么这些异文是怎么形成的呢？周斌先生通过两本校勘，基本考察清楚了这些异文形成的原因。
一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丰对“国图藏本”中明显的错误作了改正。例如：《题敬亭弟松崖披卷图四首》“更向林泉深逸趣”，恩丰改“深”为“探”；《吊宅三卜孝廉二首》“昨岁遇燕市”，恩丰改“遇”为“过”；《丰庆闸酒楼和壁间韵》，恩丰乙正“丰庆闸”为“庆丰闸”；《春忆杂诗次渔洋先生〈上巳辟疆招同邵潜夫陈其年修褉水绘园八首〉原韵》“竹林苍翠凉如雨，肆野村醪白于乳”，恩丰乙正“肆野”为“野肆”；同诗“上房仙梵发清音”，恩丰改“上房”为“上方”；《十月二十日谒先慈墓感赋》“此日悲依枫木深”，恩丰改“枫木”为“风木”；类似例子达20余例，兹不赘述。
二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丰对“国图藏本”中的失韵、失对等作了修订。如《清明东郊》：“青帘遥隔岸，野肆绿阳烟。把酒问渔艇，临风试马蹄。孤篷春水阔，古寺夕阳低。薄暮未归去，人家烟树迷。”很明显，首联末字“烟”与全诗的音韵不相协调，以《平水韵》而论，“烟”属“下平一先”之字，而“蹄”、“低”、“迷”则属“上平八齐”之字，恩丰遂改“烟”为同属“上平八齐”的“溪”字作了补救。又如《虚花十咏》之《镜花》“明月寒夜侵桂影，澄潭秋静印霞痕”一联，上联的“寒夜”与下联的“秋静”不对仗，恩丰乙正“寒夜”为“夜寒”作了补救。再如《二弟病足诗以慰之》中“赠君一言还自怜”句，敦敏改“还自怜”为“应怡然”，但无论是“还自怜”、“应怡然”都与该诗前“君今同病应相怜”重，恩丰将此句改为“赠君一言君勉旃”。
三是“哈佛藏本”整理者恩丰对“国图藏本”中的不规范字替换为规范字。如将原稿中的“灯”替换为“灯”，“泪”替换为“泪”等。此外，还有一些字，两人采用了不同的异体，虽有正体俗体之分，但无正确错误之别，如敦敏作“烟”而恩丰作“烟”，敦敏作“旧游”而恩丰作“旧游”，敦敏作“叹”而恩丰作“叹”等等。
确定了“国图藏本”与“哈佛藏本”的“夫子关系”，则研究曹雪芹卒年“癸未说”就要回到“国图藏本”上来。那么“哈佛藏本”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呢？是不是也需要像抛弃“影印本”一样被抛弃呢？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哈佛藏本”将在探考“国图藏本”的流传、成集和编年问题中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
五
“国图藏本”卷首有署名“燕野顽民”写于“壬戌仲春二十九日”的一段题识，言及他从蕴辉阁得到的这个本子系“割裂不完之篇”的残本，因惜之而“略为粘补成卷”。 题识内容并不长，但是“粘补”二字至为重要，成为了否定《懋斋诗钞·东皋集》严格编年的主要证据。赵冈先生更是撰文说：“《懋斋诗钞》中所有有关年月的记载是一份乱得无可再乱的乱帐。所谓‘按年编的，有条不紊’之话，说的好听点是周汝昌个人的想象，说的难听点则是周汝昌造的谣。”这段题识说明“国图藏本”曾经被藏家燕野顽民“略为粘补”过，但燕野顽民并没有交代“粘补”的具体情形，从而导致了研究者对“略为”做出了多重想象。无论是支持“癸未”论者，还是否定“癸未”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实则都陷入了各说各话的漩涡。
学术研究是一个追究真理的过程，需要研究者理性、客观地运用证据，做出科学、严谨的逻辑论证。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种学术规范和学术精神的导引下，走出“漩涡”还原出燕野顽民“粘补”的含义呢？燕野顽民的“粘补”有没有改变“国图藏本”中诗的排序？如果说燕野顽民的“粘补”没有改变诗的排序，则我们的研究者人为地设置的“障碍”，就应当 剔除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查“国图藏本”和“哈佛藏本”的流传，因为在前文中我们详细论述了“哈佛藏本”抄自“国图藏本”，比对发现“哈佛藏本”与“国图藏本”中诗的排序完全一致（“国图藏本”中《题画四首》的排序，后文详考），如果“哈佛藏本”的抄写时间早于燕野顽民的“粘补”时间，则可证明燕野顽民的“略为粘补”并没有改变“国图藏本”中诗的排序。下面我们先回顾一下吴恩裕先生和赵冈先生对“国图藏本”流传的考论。
1954年盛暑之际，吴恩裕先生在参加了北京市的普选工作之后，全力奔走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在写《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已故）家里发现大批乾、嘉之际的满洲人著作，其中还有许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等都在里面。全部书籍二千八百余册，当时都由郑振铎先生嘱其代洽售与文化部，现归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吴先生介绍：《懋斋诗钞》竹纸抄本一册。从纸色觇之，当是乾隆抄本。第一页有燕野顽民的题识。题识署“壬戌仲春二十九日”。“壬戌”大约是同治元年。据题识，《诗钞》原为蕴辉阁藏。最后的私人收藏者是蒙古巴噜特恩华（字咏春）氏。《诗钞》第一页三个图章中，“咏春”即恩华；“砺堂”姓蒋名攸铦，字颖芳，砺堂是号，辽阳人。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卒于道光十年；“臣本布衣”一章，王利器同志据印泥颜色谓为敦敏自己的图章，但吴先生在蒋砺堂所藏的《退思斋诗钞》中也发现了联用的“臣本布衣”及“砺堂”两个图章，推论 “臣本布衣”一章也是蒋砺堂的。“燕野顽民”，不知为何许人。
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此本所知，吴恩裕先生的介绍是比较客观的，但将此本定名为《懋斋诗钞》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懋斋诗钞·东皋集》，是敦敏诗集的一部分，且系残本。同时，吴先生对“砺堂”、“臣本布衣”印章主人的考证，是有问题的，认为“壬戌”大约是同治元年，这更值得商榷。容后文详考。
继吴恩裕之先生后，赵冈先生又在吴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懋斋诗抄》的流传做了详细地考论和推断，现摘其要点如下：
（1）敦敏以后，第一个收藏这个原抄本的人大概是蒋攸铦，字颖芳，号砺堂，固安县人〔一说辽阳人)，汉军镶蓝旗，清史及奉天道志均有传。他生于乾隆三十一年，卒于道光十年(1766-1830)。
（2）第二位收藏此原抄本之人是蕴辉阁主人，此人目前未查考出，……蒋砺堂卒于道光十年（1830）……想来砺堂藏书不会死后立即散失。抄本落入蕴辉阁应是1840年以后的事。到了1862年又转到燕野顽民手中。
（3）第三位收藏人就是燕野顽民。他在题识中说此书得自蕴辉阁，时间是在壬戌年。
（4）这部抄本，若干年后又转到富察恩丰的手中，他据以抄成《八旗丛书》中的《懋斋诗钞》过录本。
（5）恩丰死后，其所藏八旗作品便转入恩华手中，时间大约是1931年左右。……恩华何时去世，尚未查出。1954年他所藏的2800多册书，经由吴恩裕介绍卖了出来，《懋斋诗钞》原稿本就夹在这一批中。
综合吴恩裕先生和赵冈先生的考论结果，我们可以简要勾勒出“国图藏本”的流传经过：敦敏——砺堂、臣本布衣（蒋攸铦）——蕴辉阁主人——燕野顽民——富察恩丰——恩华（咏春）——国家图书馆。这个递藏关系，目前是被学界所默认的。如果这个关系成立，则“哈佛藏本”是根据燕野顽民“粘补”后的本子抄的，诗的排序有没有被打乱则不可考了。但是我们结合新近发现的材料来分析，这个递藏关系的主体是不成立的。
（1）“国图藏本”内有“臣本布衣”和“砺堂藏书”两方连珠藏书章，吴恩裕和赵冈先生考证此两方章的主人系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年（1830），做过两广总督的蒋攸铦。但是承曹震先生告知他自藏一部宣统年间印本《绿棠吟馆诗稿》，书中也钤有“砺堂藏书”“臣本布衣”二印，形制与《懋斋诗钞》钤印同。而笔者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光绪十六年刻本《金绳引证戒赌篇》的首页也发现了“砺堂藏书”“臣本布衣”两方藏印，形制与“国图藏本”钤印亦同，此时蒋攸铦早已亡故了。这说明“臣本布衣”和“砺堂藏书”两方印章的印主或可不是蒋攸铦，但这不影响我们对燕野顽民的“粘补”有没有打乱诗序的讨论，留此存疑，容日后详考。
（“臣本布衣”、“砺堂藏书”连珠章）
（2）赵冈先生之所以认定恩丰的抄录在燕野顽民“粘补”之后，主要是他考察了恩丰的生平之后，认为“《八旗丛书》之抄成装订，应在1910年左右”，对燕野顽民“粘补”题识落款时间“壬戌仲春二十九日”的“壬午”，认为“可能是同治元年，（1862）” 。问题的关键是，赵冈先生认定“壬午”为1862年，只是一个推论，并没有给出坚实的证据来证明。也就是说，几十年来我们对“国图藏本”的流传认识，是建立在一个没有证据支撑的推论基础之上的。
燕野顽民的题识说到《懋斋诗钞·东皋集》残本得自“蕴辉阁”，而据兰良永先生查证的材料可知“蕴辉阁”开设于民国十年、或十一年。
近读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欣见书中有“蕴辉阁”条，条下注：“朱玉群，字仲超，枣强县人；岳金贵，字博文，冀县人；于民国十□年开设。” 而这一节所列琉璃厂宝号，是大致按开设时间顺次排列的，蕴辉阁的上一条是开设于民国九年的振雅斋，下一条是开设于民国十二年的证古精舍。
既然“蕴辉阁”开设于民国十年、或十一年，那么燕野顽民题识落款“壬午”只可能是1922年。考明了这一点，也就明了燕野顽民的“略为粘补”行为发生在恩丰据“国图藏本”抄成“哈佛藏本”之后，“哈佛藏本”的诗序印证“国图藏本”诗序并没有被打乱。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国图藏本”的流传经过：敦敏……砺堂、臣本布衣（存疑）——富察恩丰——蕴辉阁主人——燕野顽民——恩华（詠春）——国家图书馆。
六
通过考察“哈佛藏本”的流传经过，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国图藏本”虽然被燕野顽民粘补过，但诗的排序并没有被打乱，这就为下一步深入研究诗的编年奠定了基础。在探讨“国图藏本”的编年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国图藏本”的成集做详细考证，为编年研究做铺垫。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本子的基本形态。
通观“国图藏本”，有几个显著的现象需要特别注意：（1）诗稿中的诗有被剪接、粘贴的痕迹。诗的剪接处有五十几处之多，有的是几首诗抄在一张纸上，也有一首诗抄在一张纸上，彼此粘接在一起。（2）诗被粘接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是在中间补上了一块白纸，纸上什么也没有写，只用墨笔描出了上下栏，有的是直接把两张诗稿粘接在一起，中间留下一道接缝，整部诗稿中还留有12页的空白纸。（3）《诗钞》序言中涉及纪年的文字有被贴改的痕迹。“戊寅夏”三字系旁添，“夏”本作“岁”，系贴改；“庚辰夏，长日如年”句中的“庚辰”被贴改“癸未”；“两年间得诗若干首”中的“两”被贴改为“数”。（4）诗稿正文中，《古刹小憩》诗题下有一个署“癸未”的贴条，研究者多认为“癸未”系挖改，原年月之字已挖去不可见。（5）诗稿中，抄写诗的字体极为工整、秀丽，且笔迹一致。大量诗句被圈改，圈改的笔迹也一致，且不同于抄诗笔迹。为什么稿本会呈现这样一副面目呢？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是怎么形成的？下面我们先回顾一下陈毓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
我估计很可能是这些诗原来零散抄在同一式样的单篇稿纸上，后来才剪贴粘连在一起。是谁剪贴的，虽不可考，大概不是作者随作随抄、随剪随贴的，那他何必不直接抄在一个稿本上更为干脆，而要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可能是作者晚年剪贴的，不过这一可能性也不大。第一，既然是作者后来剪贴上去的，为什么他不另外写一个序，而把东皋集的序贴在前面?
第二，有的诗只有题而无诗，他在剪贴时完全可以删去或者补抄，而并没有作。第三，为什么最后的三首诗(《水阁山庄》等)他要把自己的手迹一行一行地剪贴在这个稿本上?他完全可以直接补抄这几首。从这些看来，都好象是别人为了保存敦敏的手迹的缘故才发生的情况。因此，很有可能是在作者死后由他的亲属或朋友加以剪贴。我们不能不估计到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可能，就是后来的人得到了敦敏的零页诗稿或原稿本的残本，加以剪贴裱修，才成现在的稿本这个样子。
这并非凭空设想。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个稿本的一位收藏者燕野顽民(真实姓名不可考)在壬戌年间(吴先生认为大约是同治元年)写的题识上说：“今又得此残本，故略为粘补成卷。”他粘补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反正粘补过，这决不成间题。“略为”二字也不能看得过于死板，任何一个收藏家总不会承认自己大加修补以引起别人疑心的。
陈毓罴先生提出的疑问、分析和判断，比较有代表性，涉及到诗稿成集的具体思考，但所得结论强调“别人为了保存敦敏的手迹的缘故”、“作者死后由他的亲属或朋友加以剪贴”，“后来的人得到了敦敏的零页诗稿或原稿本的残本，加以剪贴裱修”，显然是不客观的。陈先生的思路是有价值的，但思路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特别是用燕野顽民对诗稿的“粘补”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现在被证实是行不通的。因此，“国图藏本”的成集问题要作新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在上古时期就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富有声韵格律之美和音乐性极强的诗词歌赋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希望，陶冶性情，赞美生活，反映现实。当然，诗也是古人生活的实录，用诗这种体裁记录自己一生的事迹，或展现自己的诗艺才华。诗是情感的结晶和载体，但是记录诗的形式或载体并不是单一的，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诗本，也可以是一张素笺、一条日记，或题写在朋友的书画之上，等等。这些零散的诗笺被存于“箧衍”中，作者在闲暇之时再抄录整理成册，以布流传。结合到《懋斋诗钞·东皋集》上原诗抄写极为工整，文字秀丽、统一来分析，“国图藏本”不是敦敏诗集的原始稿本，而是一个抄写整理本，抄录者不一定就是敦敏自己，但是对诗作进行修改、润色，只可能是作者自己。严格意义上说，“国图藏本”属于稿本中的清稿本，或者说是刊刻前作者的编辑本。诗是诗者心迹的载体，寄托了作者写作时的情感与志趣，当整理时发现以往的诗作有违自己现今的情趣、志向，或者有涉政治“碍语”时，这样的诗是不宜原本留存的，只有改写或者删除，“国图藏本”中就有多首诗作被圈改。也就是说，作者在整理、修改诗作时，一定会有一个主导思想在支配修改。那么，敦敏整理《懋斋诗钞·东皋集》要表达什么思想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东皋集》前的序言中找到答案。
戊寅夏自山海归，谢客闭门，唯时时来往东皋间。盖东皋前临潞河，潞河南去数里许，先茔在也。渔罾钓渚，时绘目前。时或乘轻舠，一槁芦花深处，遇酒帘辄喜，喜或三五杯，随风所之，得柳阴，则维舟吟啸，往往睡去，至月上乃归。偶或有所得，辄写数语，以适情，率以为常，然未尝示人也。癸未夏，长日如年，偶检箧衍，数年得诗若干首，大约烟波渔艇之作居多，遂以东皋名之。夫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他年小筑先茔之侧，一棹沧浪，想笠屐归村，应不至惊犬吠也。书此以代异日卜居左券。
这篇序言中 “戊寅夏”三字系旁添，“夏”本作“岁”；“庚辰夏，长日如年”句中的“庚辰”被贴改“癸未”；“两年间得诗若干首”中的“两”被贴改为“数”。据此可知现存的《东皋集》是敦敏分别于“庚辰”和“癸未”两次整理完成的。第一次是将“戊寅夏”至“庚辰”的诗作编订为《东皋集》，第二次又将“庚辰”至“癸未”的诗作增补进了《东皋集》。这篇序言限定了《东皋集》收诗的时间范围和相对的空间范围，以及编集的主要目的。敦敏是要借此表明“烟波渔艇，素所志也”的生活志向，这种恬淡、闲适的生活正是他现在所经历的。当然，隔绝尘氛，一棹沧浪，洗尽浮心，归隐田园，寄情山水，也是他年之后的人生理想与追求。
当我们明了《东皋集》的主旨，那些与主旨无关，或者有碍时政，与当时社会政治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诗作是不宜留存的，必然会被敦敏删除。删除的具体方式有多种，可以墨笔涂抹、用纸签粘贴，但这两种方式有很大的局限。墨笔涂抹，对于删除诗作中的一句或少数几句是可行的，如果要删除连续的好几首或者好几页诗，用这种方式就不实际了。而用纸签粘贴也是有弊端的，纸签晒干后有脱落的风险。所以，最佳的删诗方式就是剪切。一首也可以剪，连续几首都可以剪。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东皋集》是一个完整的诗本，敦敏只有把本子拆开，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剪切。剪切后，诗本的原始形态被破坏了，此时只有加上衬纸进行粘贴，再重装，一个能体现敦敏编辑思想的新本就形成。重装后的本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图藏本”。而这个新本将会被重抄一次，作为下一次编辑的工作底本。
综合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为“国图藏本”的成集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敦敏（或抄手）先后两次抄录“来往东皋间”的诗作成《东皋集》，并以“烟波渔艇，素所志也”为主旨对诗集进行润色、修改。在这个过程中，敦敏拆开了诗本，对不宜留存的诗作进行剪切删改，此后又将剪切整理后的诗稿加衬纸粘贴，装订成册。于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见敦敏当时在书斋专注、精心整理自己诗稿的情与景。
七
“国图藏本”是一个经过作者剪切、粘贴的稿本，但是诗的粘贴并不是一首一首接续粘贴，而是剪切的诗与诗之间留有大量的空白，甚至还有多达12页的空白纸。这种40余处的空白能说明什么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对此现象的唯一解释只有一种，即敦敏在剪切整理的时候，有意识不改变诗的排序，而保留诗的原始位置，核心是为了保证《东皋集》的编年不被破坏。如果我们再结合《东皋集》中《清明东郊》诗题注“已下己卯”、《古刹小憩》诗题注“癸未”，则基本可以确定《懋斋诗钞·东皋集》是一部编年体诗集。
《懋斋诗钞·东皋集》是一部编年体诗集，这是学界基本认可的，只是研究者对《诗钞》是否严格编年存在不同看法，对《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否作于乾隆癸未年有不同意见。而持否定意见者，实则是因为对“国图藏本”存在两个认识误区。
（1）“癸未”贴条与“挖改”、“贴改”
在“国图藏本”的《古刹小憩》诗题下贴有一个纪年“癸未”的签条，王佩璋先生查阅后说：“《古刹小憩》诗题下注被挖改成‘癸未’”。邓允建著文说是“粘改”，甚至推测被挖改的两个字可能是“庚辰”。陈毓罴“细看原稿”后说：“《古刹小憩》诗题下所著的‘癸未’二字并非是敦敏原注，那是后人写在一块小纸上贴补上去的。原来题的年月已挖去不可见。”此后不久，陈先生更是明确表示“《古刹小憩》题下原注是‘庚辰’二字，乃被后人挖改为‘癸未’”。研究者于是就认定《古刹小憩》原本不是癸未年的诗，而与该诗连纸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也不是癸未年诗作。
无论是“挖改”，还是“贴改”，以上三君俱认为“癸未”是后改的纪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君都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古刹小憩》的纪年被改过。而冯其庸先生用照光法目检，发现“癸未”二字是粘贴在《古刹小憩》诗题下的空白处，其下“果然是空无一字”。笔者曾与樊志斌、于鹏学友共同查阅了“国图藏本”纸质善本，隐约发现在“癸未”签条下有一个不规则的洞。如果以此认定贴条下一定有纪年，客观地说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有这个结果。这个洞是怎么形成的已不可考，原纸上本来就有一个洞，也是有可能的。
而需要注意的是，《古刹小憩》这个诗题也是一个粘贴的签条，这首诗的前面也有诗被剪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癸未年的第一首诗被敦敏整理时剪切掉。为了使纪年不错乱，敦敏写了一个“癸未”的签条贴在现存癸未第一首诗《古刹小憩》诗题下，作为纪年标识。
（国图藏本之《古刹小憩》和“癸未”贴条）
（2）《题画四首》的错装与排序
插在“国图藏本”《题朱大川画菊花枝上一雀》后有一组四首诗——《题画四首》，分别是敦敏题写张可山梅溪小艇、沈石田青山宿雨、谢时臣溪山岁晚、张璞山万竿烟雨的题画诗。而敦敏之弟敦诚的《四松堂集》里也有其题写这四幅画的诗作，创作时间为乾隆壬午年，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敦敏的《题画四首》也必然创作于壬午年。吴恩裕先生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弟弟可以在壬午而哥哥也可以在癸未写这四首同题诗”。
“题画四首”在敦诚《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的诗题是《东轩雅集主人出所藏旧画数十轴同人分题》，敦诚笔记中对这个事件有详细说明。
贻谋家藏古画数十轴，皆宋元明人名迹。一日在东轩焚沉香，瀹佳茗，命余一一品题，各为小诗。内有谢时臣“溪山岁晚”一轴，泼墨苍古，洵非时笔所拟。余以晴谷老人“松风亭子”易之。又有仇实父“东山携妓图”，人物飘逸，上有王文肃公题句，笔墨遒劲可爱。余又安得以东坡仇池石易之耶!
在敦诚的另一部诗集《鹪鹩庵杂诗》中，这四首诗的诗题作《东轩雅集主人出所藏古画数十轴，同子明兄分题，得四首》。根据这个诗题可知，在乾隆壬午年，敦氏兄弟于贻谋的东轩分别题写了这四幅画作。于此，则敦敏的《题画四首》的写作时间也必然是“壬午”年。
既然敦敏《题画四首》写于壬午，且排在《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之后，那岂不证明《懋斋诗钞·东皋集》的编年的确不严格？其实不然。这四首题画诗抄写在一叶纸的上下两面，而这一叶正好装订在《题朱大川画菊花枝上一雀》的诗题与正文之间，很显然这是敦敏整理装订的错误，不是诗的排序有误。也就是说，用一叶的错装来否定整本诗集的严格编年是不客观的。
（配图）
在排除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之后，我们理性审视周汝昌、黄一农等先生通过考察《诗钞》中特定事件的时间，认定《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作于乾隆癸未年，是经得起现有证据检验的。至于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对《诗钞》的编年提出质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篇幅所限，兹不再赘述，如果实有答疑的必要，当再撰文请教。
八
行文至此，应该说《懋斋诗钞》的成集与编年问题是比较清晰的了，但有三点是需要强调的：一是宏观上考察《懋斋诗钞·东皋集》是一部编年体的诗集，是敦敏在特定时间的一段人生经历，具有日记记事的性质。二是整理者敦敏、抄录者富察恩丰，以及后来的收藏者燕野顽民等都在有意识地维护诗集的编年。三是以往研究者对《诗钞》编年的认识存在误区。
综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作出几条结论：（1）涉及到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研究，《懋斋诗钞·东皋集》残本的现有影印本、翻印本都必须抛弃，应该以国家图书馆现存纸质善本为研究对象。（2）《懋斋诗钞·东皋集》残本的“国图藏本”与“哈佛藏本”系父子关系，“哈佛藏本”抄录于“国图藏本”。抄录整理时，富察恩丰对个别字、词作了擅改。（3）富察恩丰的抄录时间早于燕野顽民的“粘补”时间，燕野顽民的“略为粘补”行为并没有改变《诗钞》原始排序。（4）《懋斋诗钞·东皋集》残本是一部编年体诗集；敦敏在剪切整理时，也在有意识地保留诗作的原始排序，整部《诗钞》的编年是严格的。（5）前辈学者通过考察《诗钞》中特定事件的时间，认定《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写作于乾隆癸未年，是经得起现有证据检验的。（6）《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作于乾隆癸未，结合敦诚在甲申年所作第一首诗《挽曹雪芹》，则曹雪芹卒年“癸未说”自有其存在的依据和价值。
曹雪芹卒年研究，属于史学研究范畴，需要的是“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没有证据的臆测都是对学术求真理念的亵渎。在没有新的证据的前提下，直接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抹杀掉，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警醒的。
附记：本文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得到沈津、高树伟、周斌等师友无私的帮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