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作家•散文】秦 岭/此情可待成追忆
此情可待成追忆
——纪念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谭文长先生
秦岭（遵义政协）
在著名编辑记者、作家谭文长先生离开我们十七年时，我忽然想起要写点文字来纪念他，追忆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在笔头提起来时，眼前浮现的都是难忘的片段，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谭文长是贵州新闻战线、文艺战线一名高级记者、作家，是原遵义市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华著名文艺名人，获得过全国优秀广播作品一等奖等若干殊荣。
我和他应该说是忘年交吧。他出生于1945年6月，生长在正安县和溪街上一个普通百姓家里。我们年龄悬殊差不多二十来岁。我出生时，他已经是一名守卫边疆的威武军人了，在昆明军区七六二部队五十三分队当“五好战士”。那时，他虽然才初中毕业，但凭借聪慧天资和孜孜不倦追求，在《贵州日报》、《贵州文艺》、《边防战士》、《湘黔铁路报》等报刊发表很多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在部队小有名气，是部队一名文书。
我与他相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从和溪初中毕业考入正安师范读书，才得有机缘与他认识。他是从和溪走出来的名人，在我心中，他很了不起，就是我们心中的魂。打小就喜欢文学的我，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上午，怀着忐忑不安心情冒昧前往，慕名求教。我抱着试一试，碰运气的想法，惴惴怯怯地去了。他住在县委大院靠边一幢五层楼四楼。我费了好大劲儿，一路询问，才找到了四层，在他门前停下脚步，犹犹豫豫地举起右手敲门。不一会，他过来开门，看到门前站着一个学生模样瘦削的年轻人，有些诧异。不等他问话，我先一步自我介绍说：谭老师，我是和溪秦家湾的，叫秦岭，在师范读书。我介绍完毕，见他还有些疑惑，又补充道：我是芙蓉江文学社社长。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的，赶忙把我让进屋。他热情地说道：我晓得你，只是没有见过面，我们是老乡，说起来还是亲戚呢，我家属姓秦，也是秦家湾的，快进来坐。我坐下后，他倒了一杯开水递到我手里，边收拾书桌上凌乱的稿子边问：听说正安师范芙蓉江文学社办得不错，石定老师都说起过你！我说，谭老师过奖了，我们都是一群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作，但苦于无门，所以前来求教。
待激动的心情慢慢缓和下来后，我才注意打量了一下文长老师。他个儿不高，略有些发胖，头发往后梳理得干净整洁。穿着一件单薄发黄的旧军装，天庭饱满，红光满面，看上去精神矍铄。住房里边有一间二十平米房间，放了两张床，床上摆着的全是书。外间有十多平米，兼厨房、客厅，沙发也当着床用。后来我才知道，他夫人在和溪农村做农活，论辈分我管她叫大姐。五个孩子跟着他在县城读书，一家人就在这不到四十个平的米房子里蜗居生活。
我们初次见面，相谈甚欢。谈起文学，就滔滔不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那个时候信息封闭，我只知道他发表过很多诗词作品，但是大多没有拜读过。他小心翼翼从房间里找出来，厚厚几本，让我欣赏。我这时才得拜读到他早年在部队创作的戏曲作品《风雨激战》、《竹蜂助阵破敌军》、《开会途中》及诗歌《月夜芙蓉江》、《雨中》、《送粮队》、《马玲叮当》等等。著名记者、评论家刘庆鹰评论《月夜芙蓉江》“情真意切，形象生动，富于生活气息，是一首展望祖国壮丽前景的诗”。
我们因为文学，因为老乡，因为亲戚，就这样相识，成了忘年交。我成了孟尝君似的人物，常常做客于他家。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和他探讨文学，向他学习做人、做事之道。他常常教育子女，做人要厚道、善良、平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实巴交，不与人争，平易近人，和风细雨，甚至逆来顺受。随着交往的深入，才发现他过得非常不易，或者说很困苦。凭他一个人工资，拖家带口，养家糊口，真的很艰难。我周末帮助他整理文稿，因为有些稿件报社催得急，我们常常搞到深夜。有时候很困倦，他口说，我记录下来，第二天整理成文交他修改。他发表在《解放军报》《出山的猛虎又归山》和《中国妇女报》上《黔北一“娘子军”，进入广东当工人》等在全国获奖的新闻作品，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我从他这里学习到不少东西，吸允文学养分，受益匪浅，对我以后人生追求和文学之路都是一笔宝贵财富。
1986年，正安在全省率先组织劳务输出，第一批组织300名女工奔赴广东番禺当工人，社会反应十分强烈，出现各种舆论，务工人员思想波动。第二年他深入广东采写的《黔北一支“娘子军”，进入广东当工人》，首先在《贵州日报》头版刊发，引起当时省委书记胡锦涛重视，亲笔作了批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派县委副书记前去番禺安抚，使得这支“娘子军”稳定下来。谭文长激动不也，破天荒买了一瓶毛家塘窖，我第一次陪他喝了个醉。
对于他一生的文艺道路和记者生涯，他在《贵州日报》发表《永远难忘的第一块基石》中这样写道：那时我在云南边防执勤，贵州日报寄来一封信，报上发表了我写的一首诗歌，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自学成才之路，无论在部队军营、铁路工地、机关农村都坚持学习，勤奋练笔。30年来，先后写作500多件诗歌曲艺作品。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等发表新闻作300多篇，编发新闻稿400多万字，获得国家级、省地级奖励50多次，获得过全国一等奖。贵州日报不仅把我培养成为一名文学青年，而且还圆了我记者梦，成为高级记者、编辑。我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并授予“贵州省四化建设标兵”荣誉称号。1991年荣获全国自学成才荣誉证书，进入《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词辞典》。
这些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凝聚着他多少辛勤和汗水，只有他知我知。人们称他是“山村一枝报春梅”，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增添绚丽春色。这一点都没夸张。
后来我师范毕业，分在了大坎教书。再后又到遵义教育学院读书，去县城时间相对较少。但每次他回和溪家来，都要带信来叫我去，同时也把农民作家秦朝国叫上。一如既往地，把他发表的新作，获得的奖项，收获的感悟与我们分享。
人生一辈子，跌跌撞撞，总会遇到这样那样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像谭文长他们这一代，没有文凭，但他硬是靠自学成才，获得了大学文凭，并被评为高级记者。同时在那么艰难情况下，把五个子女培养成人。就凭这一点，就不得不令我辈佩服。做人也罢，作文也罢，做官也罢，能够做到他这样，确非易事。
但是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文长，却在1993年春天某一个日子里，独自喝着闷酒。那时我已经历了人生道路上数次涅槃，在爱拼才会赢歌声熏陶下，几番拼搏过后，终于改行成功，在县政府办公室里给县长当秘书。
有天傍晚我去看望他。黄昏已近，灯火阑珊。我提着刚才从乡下买的土特产。孩子们都长大了，只有小女儿小丽还在读高中，小丽在收拾碗筷，他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喝着酒。我知道他以前一个人是不会喝酒的，我去的时候，有时候陪他喝两盏。我就有些奇怪，心里正纳闷儿，他说，你来得好，陪我喝杯。小丽给我拿了一个酒杯过来，我们就喝起来。喝着喝着，他就给我说了一堆话。他感慨道，人生就是一场演出，我们都是演员，有的人顺从剧情，有的人别开生面。停顿了一会，他说，我决意调遵义去，这个地方，不是我崮（住）的地方。我很诧异，说道，娃儿些都在正安工作，大姐还在农村，你调遵义去多不方便。那个时候正安到遵义，简直比蜀道还难，遇到堵车或车抛锚，要在土坪或温泉住上一晚，一百多公里路程，要一两天工夫。
他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话语中透露出不满和无奈，但意志很坚定，去意早已心中敲定。我又不便多问，有些是人家心中秘密。在过后的时间里，我才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他非要往遵义走的原因。这就是文化人的悲哀。枪打出头鸟，你出名了，自然有人会嫉妒你，使你绊子，你就常常处于漩涡当中，随时有被漩涡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不言而喻，你就不能在政治上渴望得到什么，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往往以小人胜出君子落败而收场。就这样，他很快就调到遵义市广播电台工作。
后来，鬼使神差，我也从正安考到行署办工作，我们就又常常在一起喝酒，一起探讨文学，谈论人生。
他是一个很细心、很淳朴、对事业执着追求的人。他对女儿说，自己要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一定要拿出在中央和省、市级五十件获奖作品向祖国生日献礼。尽管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常常步行深入到农村、工厂一线采访，创作和编发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10月，在国庆五十周年之际，他的愿望实现了，五十件获奖作品圆了他的梦。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圆梦这年的上半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工作四十年从没进过医院的文长，有一天在采访回来的路上，感到四肢乏力，大汗淋漓，居然走不上楼了，六层楼用了1个多小时才走完。他终于累倒了，住进了医院。没多久，在医院查出不幸患上多发性骨髓瘤。当我知道他患了绝症之后，第一反应是不可能，这么老实善良的人，怎么会得这个病呢？泪水就悄然地蒙上了眼睛。
他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还异常冷静，心态好得出奇，以积极乐观态度配合治疗。他是一个热爱学习，热爱书籍的人，即便是在住院，每天仍然坚持看书。在他去世之后清理遗物，除了几千册书籍，就是他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新闻作品。留给子女的没有现金和财物，令人唏嘘不也，也令人我辈钦佩之至！
2001年4月26日夜里10点左右，谭文长先生在遵义医学院病房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路，溘然长逝，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守候在他身边，一家人失声痛哭，我早已洗不成声......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是酸酸甜甜的感觉，有一种针刺似的疼痛，镌刻于心间。人生当中有他，是我之幸。我一辈子视他为良师益友，生活启迪者，事业中贵人。他是我们故乡的魂！
作家简介：
秦岭，供职于遵义市政协，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作家网会员。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微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