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善国：渤海国金银器述论

〔内容提要〕渤海国金银器出土数量不多，类型主要为服饰用品、佛教用具及日用杂器三类，不见日用金银容器。《辽史》关于渤海银冶的记载不可轻信。根据文献记载，渤海金银器具应有许多来自中原唐王朝的赏赐。龙海墓地出土的金冠、虹鳟鱼场墓地出土的银鸟头形饰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征，可以作为渤海金银细工工艺的体现。

　　一、考古发现的渤海金银器

　　渤海国(698—926年)境内金银器出土于墓葬、城址、村落及佛塔地宫，数量不多。作为渤海物质文化的重要资料，金银器的综合研究较为薄弱。本文拟系统搜集渤海金银器的考古资料，对其类型、来源做初步讨论。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为研究方便，兹将渤海国金银器发现情况列为表一。

　　二、渤海金银器的类型

　　根据表一，可将渤海境内出土的金银器分为服饰用品、佛教用器以及日用杂器等三类，服饰用品出土数量最多，日用金银容器迄今未发现，与唐代金银器形成鲜明反差。

　　第一类：服饰用品，数量最多，包括冠饰、带具、装饰品。

　　１.冠饰

　　仅见于和龙龙海渤海王室墓葬M14，高16.8、展宽20.7厘米，以金片制成三叶状，中叶直挺，两侧作展翅状。侧叶两面装饰忍冬(枝蔓)纹，中叶两面装饰忍冬。冠饰底部焊接有长方形铜片。

　　２.带具

　　金带具以和龙河南屯M2出土者组合最为完整、装饰最为华丽。该带由1件带扣、15件方形带銙、2件铊尾组成。带銙表面镶嵌以水晶和绿松石，侧面饰以细小金珠缀成的联珠纹。銙底部四角各有金铆钉一个。铊尾表面镶嵌水晶、绿松石，底部及边缘以细小的金珠组成鱼子地纹。河南屯M2还出土束腰形带銙2件及椭圆形带銙1件，其装饰风格与方形带銙相同。龙海M14金托玉带由17件带銙(方形6件，半圆形11件)、1件铊尾组成(带扣缺失)。带銙以金片为托，正面镶嵌浮雕有五叶花草纹的玉片。有4件方形銙底部连接一半圆形的金环。玉质铊尾呈一端平直的舌形，以9枚金钉固定两玉片，正面亦浮雕五叶花草纹。其他银带銙、银铊尾以及银鸟头形带饰，在宁安虹鳟鱼场墓地也有零星出土。

　　3.装饰品

　　金质装饰品中的金钏、金钗、金耳(指)环，数量不多，河南屯M2集中出土金花及其他各种造型的饰件271件。银质装饰品以耳(指)环数量最多，此外为银钏、银簪、银钗等。

　　第二类:佛教用器，包括舍利函、佛像，仅有少量发现。

　　1.舍利函

　　渤海上京城寺庙址出土成组的舍利函中有金银函。如土台子寺庙址发现银舍利函2件，1件为边长5.9、高8.5厘米的盝顶方盒，以银片压制而成，银盒上有锁。盖顶刻划云朵及忍冬纹，盒四周刻划四天王像。另一件为卵形。白庙子村舍利函中的金函长8.68、宽4.38、高4.87厘米，以折角冷加工制成，只有一个角留下焊痕。银函长9.2、宽4.6、高5.13厘米，以4片银板铆焊加工而成，板之间有3枚铆钉，四角内有焊痕。东宁大城子寺庙址发现银函长2.4、宽1.6、高1.1厘米，函内盛6枚舍利子。

　　2.佛像

　　见于报道的仅上京城西地村1件，金质，佛像立于莲台插座之上，左手提净瓶，右手上举，结施无畏印(图一，10)。

　　第三类：日用杂器

　　数量很少，有刀具金饰件、银镊、银镊耳勺(一端为镊子，一端为耳勺)、银铃等。

　　三、渤海国金银器的来源

　　《辽史·地理志二·东京道》记，“银州，富国军，下，刺史。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新兴县，本故越喜国地，渤海置银冶，尝置银州”。此记载常被作为渤海开采银矿的证据。唐代文献中渤海诸州中并无银州，《辽史·地理志》所记因银冶而置银州已属无稽。渤海富州为怀远府所领，一说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说在辽宁铁岭县(今铁岭市银州区)。铁岭附近迄今未发现渤海遗存，且无论考古调查，还是地质勘探，均未发现铁岭有银矿及银冶遗存。所谓渤海富州(辽代银州)冶银应为《辽史·地理志》众多舛误记载中的一个而已。

　　渤海国金银冶炼并无文献及考古学的直接证据。《册府元龟》卷972记:“(814年)渤海使高礼等三十七人朝贡，献金银佛像各一。”然金银佛像流通性大，不能据此来推测其为渤海自产。从文化因素分析，金银舍利函、金带、钏、耳环、钗、簪、镊等唐代中原地区均有发现，然龙海M14三叉形金冠饰、虹鳟鱼场M2001银鸟头形饰，绝不见于唐，相反却是极具渤海民族及地域特点的文物，这也反映了渤海国具备金银制作的能力。此外，鎏金在铜佛像、装饰品及建筑构件上较为普遍的使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渤海金工技术的发展。

　　史料中更多的是中原王朝对渤海的各种金银赏赐。《册府元龟》屡有渤海王族入唐宿卫或渤海使节出席宫廷宴会，唐廷赐予“金鱼袋”“金带”“银带”“银器”等记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后梁。兹辑录如下。

　　1．  (开元十年)十一月辛未，渤海遣使，其大臣味勃计来朝，并献鹰。授大将军，赐锦袍、金鱼袋，放还蕃。(卷975)

　　2．  (开元十三年)渤海王大武毅之弟大昌勃价来朝，授左威卫员外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留宿卫。(卷975)

　　3．  (开元十七年)三月甲子，渤海王大武艺使其弟大胡雅来朝，授游击将军，赐紫袍、金带留宿卫。(卷975)

　　4．  (开元二十五年)八月戊申渤海靺鞨大首领多蒙固来朝，授左武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放还蕃。(卷975)

　　5．  (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丁未，渤海王弟大勖进来朝，宴于内殿，授左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赐紫袍、金带及帛一百疋，留宿卫。(卷975)

　　6．  (开元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渤海遣使其臣优福子来谢恩，授果毅，赐紫袍、银带放还蕃。(卷975)

　　7．  (元和十一年)二月癸卯，赐回鹘、渤海使锦彩、银器有差。(卷976)

　　8．  梁太祖开平二年正月，渤海国朝贡，使殿中少令崔礼光已下，各加爵秩，并赐金、帛有差。(卷976)

　　9．  (开平)二年闰五月戊申，诏以分物、银器赐渤海进贡首领以下，遣还其国。(卷976)

　　10． (开平)三年五月乙卯，以渤海国入朝，使政当省守和部少卿赐紫金鱼袋。(卷976)

　　《新唐书·车服志》载:“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鱼袋为盛鱼符之袋，依品级高低饰以金、银。唐代的金银鱼带制度，为渤海仿效，《新唐书·渤海传》:“(渤海)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但金银鱼袋在渤海境内尚未发现。《唐会要》卷31记:“(上元元年八月)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根据墓葬形制及伴出遗物，龙海M14、河南屯M2均为渤海王室贵族墓，不排除渤海王陵的可能，这两座墓中出土的金托玉带及金筐宝钿带，与墓主人身份是相契合的，它们很有可能为唐廷的赏赐品。出土金银舍利函的上京城寺庙址虽未经过全面揭露，但其属于王室寺庙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材料表明，渤海金器的使用，似仅限于上层统治阶级;而渤海银器，尤其是银质装饰品，在普通聚落址及平民墓葬均有出土，并未体现出使用的等级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编号:17VGB013)阶段成果

（作者：彭善国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4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