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规模人口迁徙之“走西口”

“走西口”，史上最著名人口迁徙”事件之一，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

“走西口”又被称为“跑口外”，“口外”，在清代文献中多指长城以北地方，包括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不包括东三省，后者一般称“关外”。所谓“口”，是指杀虎口、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明朝时有“九边”，即为防范蒙古势力，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各关隘尤为重中之重。到了清朝，内、外蒙古盟旗先后内附，清帝以“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自许，长城的军事防御地位下降，长城各关隘则成为中原与蒙古通驿、通商的要口。

清廷入关之初，以长城为界，不许汉人出塞屯垦。但这一禁令执行地并不彻底。大约自康熙初年，来自直隶、山东、山西的穷苦民人就不断向口外地区迁移，靠近各口的数十里地面，逐渐被开垦。后由于对准噶尔战争的粮食需求、中原地方连年大旱、以及直鲁晋三省人地矛盾突出等多种因素，雍正时期正式出台了“借地养民”政策，将长城沿线以北五十里辟为耕作区，允许内陆汉民凭票据至蒙地开垦种田，春去秋回，同时要求蒙古各盟旗容留流入当地的灾民，准各王公享“吃租”之利。这样，内陆汉民出口外谋生更加踊跃，虽然名义上是“借地”，但大多都定居了下来，而且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逐渐突破长城外五十里的限制，继续向北进深入旗地，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归化为“蒙古籍”（用当地话说即“随蒙古”）。这些移民以直隶、山东两省为最多，也有一部分山西人，他们通过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关口前往蒙古地区谋生的行为，也称为“跑口外”。

雍正以后，随着关内移民大批出到口外地区，这一带汉人的数量，逐渐超过了满洲、蒙古人的总和，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当中，于是设置了口北三个直隶厅：多伦诺尔、张家口、独石口管理旗民交涉、词讼事件。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陆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陆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