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女儿”孙维世找妹妹，坚持不搞特殊的周恩来竟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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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有壮志为救国
1919年，周恩来在日本接触社会主义新思想后，认识到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可以救中国的“一点光明”，经过一番战斗洗礼，周恩来决定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欧洲勤工俭学，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1921年1月30日，他在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写道：
在与表兄讨论交流中国革命之路径，是取英国保守之策，还是用俄国暴动之法时，周恩来坦言：“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赴日本留学时，周恩来给同学的临别赠言
不难看出，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周恩来并不主张简单照搬欧洲那一套，当学习借鉴，兼收并蓄，“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这种理性务实、忠勇求进的救国思想，对于一个年方20出头的青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时隔不到一个月，周恩来在致“式周表兄”信中，再次表达自己的考察感想，并对英法人文、产业之异同和我之出路作出分析：
英人重实利，法人重自然，此为世界之公言也，产业之振兴，应用工艺之科学，法不如英，应用于农业上，则英不如法。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
青年周恩来
决心学成回国后，“不为势动，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信中对表兄流露出的对时局有些悲观消沉之状，给予启发开导。鼓励其保持乐观心态，坚信事在人为。一个胸怀理想抱负，奋发向上，醉心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形象跃然纸上。
■ 战友情深两相知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1925年广州结婚后，彼此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有时也不乏甜言蜜语，共襄慰藉。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的小肠疝气发作，住院手术。7月3日在一封以“超”开头，“翔”结尾的信中，周恩来写道：
昨天你们走后，朦胧睡去，醒来已近黄昏。晚饭以稀饭配火腿充饥。饭后读唐诗数首，食柑子一个。十时就寝，服安眠药两包。……王大夫至，甚称赞此兜子（邓大姐亲手制作），而痛苦亦减轻。大约再五六天可下地，适等你们女子生产期也。
这封家书的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小超动情地说道：“天气虽热，尚能静心。望你珍摄，吻你万千！”五天后，邓颖超以“来”开头，“颖妹”收尾，发来一信：“……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子迎接你了”。最后以“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还了丈夫一个大礼。夫妻间的亲热、恩爱可见一斑。
周恩来与邓颖超
时隔三天，周恩来复信，在交流了病情、治疗和父亲周贻能过生日吃寿面等情况后，以一首五绝送给“超”：“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这封1942年7月6日晚写自重庆歌乐山的诗，是周恩来家书中的经典佳作之一，清晰地表明，他与邓颖超结婚以来的那种相敬相爱，患难与共，超越一般夫妻和伴侣关系的“至友”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黏合剂就是：献身革命，永不分离。
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在生活中、情感上相互关心，互相体贴，而且在思想上、工作中相切相磋，相扶相携。根据内战和土改工作需要，1947年3月下旬起，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邓颖超则随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东渡黄河，赴晋绥等地参加土改并开展妇女工作。其间，周邓二人一东一西，互相寄念，书信较多。1947年9月29日，周恩来在给“超”的信中写道：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
在谈了“山居过节，居然也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等情况后，回首往事，周恩来抒发感慨：“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10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继而写道：“你来电提议在东边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赞成。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会更结实而年轻。”
信的最后周恩来深情地说：“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信内信外，都是暖暖的。
土改工作面广量大，政策性强，涉及问题多，邓颖超几次书信交流。1948年2月间，周恩来先后就邓颖超到河北下乡参加土改遇到的土地划分、群众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宗教、农会等问题，谈看法，提建议，与邓颖超相切相磋，交换意见。其中2月2日至2月9日的一周时间内，给邓颖超写过两次长信。2月9日信的最后写道：“我与你的信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只能作为你的研讨之用，不带任何指导性，望勿在工作团中以我的意见提出，因容易生出影响，反倒不好。”
夫妻之间也能如此谦谦之风，这样的“战友”怎么能不让人生敬和铭记呢？
■ 不搞特殊偶开口
“不准搞特殊，做好普通人。”周恩来对自己、对家人、对亲友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从《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便可见一斑。
1946年6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负责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亲友得知后，有的托人带信，有的直接找上门来请周恩来给予照顾，帮忙找工作。堂兄周恩夔及夫人陆淑珍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在给这对俗称“铁仙四哥嫂”的信中写道：
相别几近三十年，一朝晤对，幸何如之。旧社会日趋没落，吾家亦同此命运。惟人生赖奋斗而存。兄嫂此来，弟处他人檐下，实无可为助……目前局势，正在变化万端，兄嫂宜即返扬，俾免六伯父悬念……设大局能转危为安，或有机缘再见，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
其后，周恩来从自己的生活补助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给他们作返程路费和应急之用。
周总理与家人在一起（周秉宜 供图）
虑大局，讲原则，严于律己，是周恩来修身齐家的一贯作风。周恩来在处理家事、亲情问题上，偶尔也会“开口子”，搞“变通”。帮“女儿”找妹妹就是其一。
1949年7月22日，周恩来致电时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的乔冠华和龚澎。电报中指示：“请在香港报上登一寻人广告，用兰姊的名义寻黄粤生（女性），22岁，四川南溪人。如找到，请龚澎找她谈一下……如粤生愿来北平，望告刘恕邦助她来平。”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孙维世姐妹得以团聚。作为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孙维世是唯一被周恩来夫妇称作“女儿”的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盼望团聚，做“爸爸”的怎能不关心呢？
透过周恩来的部分书信文传，我们仿佛从另一个视角窥探到人民总理、大国领袖的多彩人生，感知到他那“望你珍摄，吻你万千”的浪漫情怀，触摸到他那大公无私、深谋远虑的人间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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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丁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