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吴蜀国之虚值币“大泉和直百”钱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各路诸侯、豪强纷纷割据自治。为支撑军事开支，铸造了多种虚值货币，对民间百姓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其大泉五千、当千、二千以及直百五铢等钱币此时相应面世。

1 吴国之“大泉五千、当千和二千”币

据《三国志》记载，“孙权赤乌元年春，制大钱”。其大泉五千、当千和二千等或为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公元238—246年)间所铸，是继王莽之后最大的虚值大钱。

大泉钱长期以来颇受争议。国家博物馆现藏两枚大泉五千钱币，由古泉大家沈子槎和戴葆庭所赠。关于馆藏两枚大泉钱的传说:

一枚为1912年于浙江绍兴市上虞县百官镇龙蚌二山之间出土；另一枚则是1936年有人在距离第一枚出土地百余里的头蓬镇挖渠时于污泥中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数次考古，大泉钱有了新的发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缺乏和不足。

1953—1955年，广州市郊清理汉及六朝古墓395座，其中黄埔大道1号南朝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

1956年12月， 浙江黄岩秀岭东晋墓出土大泉二千一枚，并该钱币背穿上刻有一竖。

1995年，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南越国宫殿建筑遗址，发掘出大泉二千鎏金钱一枚。

值得一提的是， 2010年，湖南郴州市文物管理处在对梨树山丁家坳组安置房工地一西晋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出土了1枚大泉五千和2枚大泉当千钱。

按常理，大泉钱出土于长江下游三国时期吴国属地不足为奇。然而，近些年北方黑、吉、辽以及内蒙、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偶有发现，且数量远超吴国属地。关于这一点，有藏友和学者提出，大概和后期的辽灭晋，金灭辽及北宋，元灭金和南宋等诸多战事以及历次朝代更替过程，南方财货被掳到北方有关。

静观两组自藏币，锈色包浆自然，面文字体与湖南郴州考古出时土币别无二致。铸币形体厚重，酷似“车轮”，故前人有“比轮币”之说。 三枚币存在面郭直径小而背郭直径大之情况，且当千币直径大于二千币，这在其他铸币中很少见。铸币穿郭未经抛光和打磨，其中一组白醋浸泡数小时除锈后，尽显红铜材质，铜质精良，特附其图，供泉友及专家品鉴。

大泉五千：面郭直径35mm；背郭直径36mm；穿径约13mm；缘厚约3.5mm左右；重。g。

大泉当千：面郭、背郭略显差异。币之直径32mm左右；币穿直径11mm左右；缘厚2mm；重。g。

大泉二千：同样存在面郭小而背郭大的情况，币之直径30mm左右，穿径约为11mm；缘厚3mm；重。g。

2 蜀国之“直百五铢”钱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为缓解经济困局，铸行直百五铢虚值大钱。直百五铢与汉五铢钱大小、重量没有差别，甚至更小，但币值却是原五铢的百倍。此虚值大钱的铸行，虽然缓解了财政问题，但却盘剥了底层老百姓，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刘汉。

公元263年，魏阀蜀，蜀灭，享国43年。

初铸直百五铢钱大而厚重，直径在2.6—2.8厘米，重8—9.5克；后期不断减重，直径不足2.4厘米，重2—4克，最轻薄者不足0.8克。

考古发现的直百五铢钱，币文为篆书、旋读，“五铢”二字瘦长，字形似汉五铢；“直百”二字宽矮，似王莽的“小泉直一”、“契刀五百”。面背均有内外郭。

考古和流传于世直百五铢钱多为光背，也有背星、背为、背水波纹、背刻阴文、背铸阳文“工”、“王”、“十三”等字者，还有背四出之版别。

自藏背“为”之钱币，直径26mm，穿孔10mm，青铜质，品相完美，附图其中，以供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