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杭州的“上下关系”

古代杭州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封建王朝的巨大身影，无时不笼罩在江南钱塘、临安的土地上。被人津津乐道的吴越王钱镠的家训中，赫然写有“妻妾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犹可新，手足断难再续”“婚姻须择阀阅之家，不可图色美而与下贱人结褵，以致污辱门风”。钱镠王男尊女卑、居高临下的心态，跃然纸上。被今人给予励精图治、精诗擅书褒扬的宋高宗，后人再想从其身上“挖掘”有用的东西，毕竟已是中国历史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霸主典型，这个案，谁也翻不了。

不过，在杭州历史典籍中徜徉，时时会有另外一些“上下关系”的发现。

还说吴越王钱镠吧。当时在西湖边打鱼为生的渔民，每天都要向官府上缴鲜鱼。可靠天吃饭的渔民不是总有猎获。遇到捕鱼不多时还得去市上购买鲜鱼上交，百姓自有烦言。一天，钱镠邀部下罗隐观赏一幅《磻溪垂钓图》，并让其配诗。罗题道：“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知。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部下在借题发挥，说如果姜太公生在今日西湖旁，哪会怡然垂钓呀，他也得去忙着上交鲜鱼呢！钱镠震惊之余，没怪罪罗隐，下令取消了每天交纳鲜鱼的规定。

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后，常邀文人诗僧品茗吟咏。一次他备下素斋，邀约韬光禅师，并按僧人习俗，以礼赋诗道：“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不料韬光不领情，回诗婉辞：“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唯能引水种金莲。”说自己是沉溺田园的山野之僧，喜欢随心所至枕石而眠，不懂红尘俗事，不谙官场规矩，唯一特长是在韬光寺里培育金色莲花。白长官阅后倒也大度，反求诸己，亲自登临灵隐山拜访韬光禅师，二人相谈甚欢。此后，白刺史多次光顾寺内，与韬光禅师汲水烹茗，吟诗论文，参禅悟道。杭州灵隐韬光寺的烹茗井，相传就是当年白居易的烹茗处。

一部杭州古代史，类似的故事其实很多。

“上下关系”是互相的。“上级”礼贤下士，虚心纳谏，才有“后话”。钱镠能虚怀若谷，对罗隐的直言不怒不愠，从谏如流，罗隐才愿意成为他的幕僚和诤友，才会提出“薄赋敛，省徭役，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的谏言，才有钱镠认真听取、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保境安民的卓越政绩。白刺史有云水情怀，才留下他担心鸟巢禅师住树上危险、禅师反奉劝“太守危险尤甚”的趣闻，才有他治理西湖、疏浚六井、离任时百姓含泪相送的永久佳话。

历史是个多棱镜。围着封建王朝这座大厦慢慢绕行，可以看到些“正面”看不到的东西。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社会”，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的专制政权，有些时候似乎显得相对温和，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素有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淀，钱镠家训中“民为本，社稷次之”的遗训，就是孔孟学说的直接沿袭。历代统治者的重文修史，以及前朝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令帝王们不得不三思。而杭州自古以来形成的精耕细作、精雕细琢、做事细腻、追求完美的城市性格和集体记忆，对朝野、官民的和谐相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