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发布,不可错过的城市鸟瞰图
美好的国家和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栖息地,而人才恰恰是构成各种美好的源泉。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 · 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说过:当经济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人才是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关键所在。人力资源对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区位环境竞争力、凝聚力、制度和文化竞争力、社会秩序、对外开放都有影响和作用。《2018 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通过调查城市人才运营环境中的竞争情况、城市人才政策盘点以及国外人才政策的引进和比较,以了解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和发展领域的优势和改进领域。
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榜发布,你的城市上榜了吗?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人才和城市在政治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动力。城市的人才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城市的人才竞争信息和城市人才政策盘点将可能为城市的人才战略、人力资源战略提供信息支持,也可以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招聘人才时提供参考提供。
《2018 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选取了中国 GDP 总量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通过人才规模指数、人才结构指数、人才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指数、人才效能指数和人才生活指数来测算 2018年各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
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模型从六大维度,41个细分指标对城市人才竞争力进行分析与研究,六大维度的具体内容可见以下表格:
通过测算,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苏州、长沙位于前十名。城市人才竞争力通常与城市经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着密切关系,该结果也和调查中关于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和发展、研究发展水平投入、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建设等相关结果有一定验证。以下为根据六大综合指标所进行的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
在2018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名榜中,不仅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更显示了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迅速崛起,以南京、苏州、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近来在户口、买房等政策上向人才纷纷抛去橄榄枝,新一线城市开始迅速追赶一线城市,而二线城市也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也占据了排名榜中的一席之地。
《2018 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通过人才规模指数、人才结构指数、人才创新指数、人才发展指数、人才效能指数和人才生活指数来测算 2018年各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以期从更多的视角来展现各大城市在人才竞争态势中的全貌。
人才规模指数
城市人才规模指数综合了城镇就业人数、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增长率、城镇单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及外国常住人口数指标。
以2017常住人口增长分析,深圳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在常住人口总数增长和增长率两项指标都位列第一。广州、杭州、长沙、重庆分别位于第二到第五位。此外,天津、北京、上海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百度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中深圳的人才活力最高,为9.925分,广州、北京和上海依旧在榜单的前列。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的结果。
具体而言,2017年深圳末常住人口增长数和增长比例均最高,分别增长61.99万人,实现5.21%的常住人口增长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34.72万人,增长11.3%,占常住人口比重34.7%。但是,进一步分析看,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通常为户籍人口与居住证人口数之和。深圳当前新增的常住人口很大程度上是既有的流动人口,即未办理居住证的人口转为常住人口,而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流入人口数。
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和结构情况差异明显,这与城市定位有一定关系。北京和上海2017年常住人口出现下降,尤其是人才总量进行了有效控制,下降0.1%和0.06%。同时人才结构也逐步进行了调整和升级。北京2017年常住人口2170.70万,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6.6%。人才总量进行了合理控制。此外,北京市人才结构比较合理,第三产业人才占比81.03%;2017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43%,保持较低水平。
人才结构指数
北京和上海在金融、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已经形成了“集聚效应”,人才吸引政策导向高端人群。北京和上海在金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人数指数排在前两位。在常住人口规模适度控制的情况下,人才结构中金融、科学技术人员比重相较于其他城市较大,在这两项的排名位于第一和第二,已经形成了“集聚效应”,其人才吸引政策面向的人群层级更高。“集聚效应”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北京、上海的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需要建立在创新人才聚集的基础上。
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杭州等城市相比,广州在金融行业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在研究中发现,广州落地的人才政策中,吸引金融人才和集聚金融人才战略是其已经开始执行的长期计划。
此外,从产业结构看,2017年,北京、广州、上海、杭州第三产业产值已经占GDP的60%以上,其产业结构已经在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发展,成为具有较强服务和消费的城市。而长沙、泉州、南京、杭州、重庆、南通、武汉、佛山和郑州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都实现了9%以上的增长。
此外,传统制造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不同程度地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迁移的特征,并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如郑州、武汉崛起,第二产业增长率分别为7.6%和7.1%。
中高端制造业如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正在地理意义上纵深发展在Wind和天风证券研究所的调查中得以印证。Wind和天风证券研究所的调查发现:中部地区的汽车制造、电气部件与设备制造整体、电子元件制造、食品加工、航空物流与铁路运输整体上升,而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等传统资源型行业占比整体下降。中国中西部城市本身的工业基础加上高速交通,使得就业本地化和人口流动率下降成为长期趋势,并吸引更多人口和相关产业链迁移至本地,形成“产业迁移—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的良性闭环。此外,一线城市如深圳的高新产业也增长迅速,深圳四大未来产业中,海洋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生命健康分别增长13.1%、30.5%、 15.1%和 19.5%。
从产业人员占比情况看,深圳、上海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8.97%和34.79%。深圳的人才结构也有待优化,尤其是第三产业人才占比和发展。
人才创新指数
人才创新指数中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及其占比、人均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反映了政府对于科技和人才创新的重视程度。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具有经济活力、创新程度高且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相对较高的区域。该地区也是上市公司较多的区域,长三角地区A股上市公司约占比三成。天津市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537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一定程度上,这也印证了天津正在经历的产业升级和人口转型。
除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广州外,重庆、杭州、南京、成都、青岛、武汉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较高。杭州和武汉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3.2%,可见城市对于创新发展的投入重视程度。
年专利授权量和增长率等因素可以反映城市人才创新活动的有效性。从创新产出和有效性看,以城市年专利授权量和增长率而言,成都的年专利授权量为10.01万件,仅次于北京。东莞、成都、佛山和深圳的年专利授权增长率最高。
人才发展指数
人才发展指数主要从人才保留的角度出发,基于人才未来在子女在教育方面的发展环境、城市当前就业环境和高等、中等教育与资源考量。主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量、教育支出等维度。
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来看,北京、杭州、苏州、南京的失业率较低,在该项指数得分上获得了较高分数。此外,从教育资源来看,重庆、武汉、北京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校数量总和上位于前三。
此外,每万人人均教育支出和每万人人均科学技术财政支出的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人才效能指数
从人才效能指数看,除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四座特大型城市外,重庆、南京、长沙、武汉、苏州、佛山占据人才效能榜单前10位。人才效能从GDP、GDP增长率、人均GDP等九个细分维度去衡量,以展现城市人才效能。
以人均GDP为例,深圳、无锡、苏州、广州、南京、长沙、杭州的人均GDP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深圳、无锡、苏州人均GDP分别达到18.31万元、16.07万元、15.91万元。
每万人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金额对于人均GDP有一定影响,通常每万人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金额越高,人均GDP更高。这也引导更多城市对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有效投入。
人才生活指数
对人才个人而言,越来越注意平衡城市人才竞争力环境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注重生活成本、宜居性、发展机会和生活平衡等问题。根据此次调研,深圳和青岛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高达94%。而南通、泉州、东莞、杭州、无锡、宁波、青岛在高峰拥堵指数得分较高,即高峰拥堵耗时较短。
随着新生代员工的崛起,他们对于工作-生活的平衡愈加看重,空气良好、交通便捷的城市成为他们心中居住和工作更为理想的城市,在工作城市的选择方面,一些新生代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城市人才竞争力调查中的重要发现
城市人才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一个城市人才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另外城市的人才发展衰落。通过对城市的人才竞争力的调查,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各城市处于完全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自然要素、社会和经济要素,导致城市和区域人力资本在人才规模、结构、创新、发展、效能、生活等方式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这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战略定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投入数量、现有人才存量、利用方式、效益产出、政策制定等都有一定关联。而且,城市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一般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发展早的地区,其人力资本集聚程度也相对较高。
人才引进战略除了考虑城市战略定位、当地产业结构以外,在人才引进的具体对象上不同城市也有侧重点。以上海为例,其人才引进聚焦在如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量子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13个重点领域。人才引进是和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有关。而深圳从过去的引进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进内容上也继续发生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产业要素引进转向引进人才、团队以及更多的创新元素,建设创新型城市。南京、杭州、成都、西安和武汉等新一线城市都相继出台人才新政,主要吸引高校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城市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创新和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仍在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导产业和创新研究的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竞争力指数的影响较大,对人力资本产生的需求较大,而且对周围人力资本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也会比较明显。GDP排名前20的城市在2017常住人口以及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分布图中显示,两者存在一定关联。
人才的迁移和变化与城市的产业发展尤其是中高端产业发展关联密切。中国仍在经历的产业迁移和转型也正在影响着城市对人才的吸引。表现在:以东三省、山西为代表的一些能源大省在转型中似乎进展并不明显;中部的几个省会城市包括武汉、郑州、长沙等受中西部经济带动,迎来增长;环渤海走向环京一体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等城市已经在转向高科技、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且北京、广州、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分别达到了80.60%、79.30%、68.97%,服务功能已经成为了城市的关键功能。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现代交通网络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城市正在加强产业的集聚和扩散,城市群体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空间联系正在加强。
当前城市和城市群人均GDP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小,其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用完全发挥出来。城市人才之间缺乏分工和协作,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分工尤其是制造业分工明显。单个城市人才发展目标相似,产业机构雷同。而且,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规模和辐射带动功能还不算强。未来大型城市圈与国际化接轨是城市群发展的趋势之一。
这就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的机制。而且,从当前人口数据预计来看,未来,广深珠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人口规模都可能超过1亿。中国的几大城市圈有可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并可能成为世界上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新和文化中心,发挥集聚效应优势。
城市人才引进、发展和保留是一个全流程、循序渐进的整体过程。管理者甚至需要用一种“用户体验”的思维去思考、去设计人才的需求和发展,需要理解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并努力输出更多元和包容的文化,为人才创造他可能理想的城市模样。而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城市需要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公平性,重视人力资本福利投入,增加城市弱势群体的机会,提高全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随着人才的“无边界化”,在个体时代,工作任务可能和组织相分离,权威不断消失,自然也可能打破城市的地理鸿沟。组织形态和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革,传统的集中在固定场所和时间的工作方式逐渐被瓦解。未来的城市人力资本形态可能渐渐走向一种人才与组织之间则从雇佣关系走向联盟关系。
在个人价值崛起时代,城市的职能不再是分配任务和监督工作,而是搭建平台和培育土壤,让人才的专长、潜力、兴趣等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对于城市而言,未来要管理的人才将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利用多方资源,充分利用多样化的劳动力,进入人力资源管理新时代。对于人才而言,选择一个适合的城市,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从中汲取营养,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