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模式在智利行得通吗？
序言
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左翼旁观者。北欧福利模式被当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残酷本性的人道替代品推销。当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总统竞选中呼吁效仿这些国家时，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理念。
但痴迷于北欧模式的不仅仅是典型的“伯尼兄弟”（Bernie Bro，《大西洋月刊》罗宾逊·迈耶在 2015 年创造的一个词，用来形容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年轻男性支持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技术官僚坚称，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危机，必须通过提高税收和收入再分配来解决。
就像全球的好管闲事者一样，他们竭尽全力羞辱某些像智利这样的国家，因为其维持了相对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没有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在对智利的 2018 年经济调查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该国采取“进一步增加社会支出以便减少不平等”的措施。【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 38 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被称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智利于 2010 年加入经合组织。】
在最近一篇关于北欧福利模式的文章中，智利一家智库的负责人、当代现实研究中心 (CERC) 主任卡洛斯·胡尼乌斯·马奇 (Carlos Huneeus Madge) 坚持认为，智利应该从瑞典而不是美国寻求经济灵感。许多北欧福利国家支持者坚信，同样的结果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复制。作为从经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人，我们应该质疑这些假设。
许多左翼人士喜欢把瑞典这样的国家描绘成自上而下中央计划的化身。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确实以高税收和高社会支出为特色，但它们仍然有强大的市场制度秩序，公司税相对较低，私有财产受到尊重，贸易也是世界上最开放的。
不管人们对当前版本的北欧福利模式有什么看法，要想让它发挥那么一些作用，首先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存量可供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瑞典能够在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状态下 (1880-1930 年）积累财富——这是一个许多福利支持者忽略了的尴尬事实。
尼玛·萨南达吉（Nima Sanandaji）《斯堪的纳维亚非例外主义：文化，市场与第三种社会主义的失败》(2015) 一书的作者，通过汲取瑞典更广泛的历史，并对其发展进行更细致入微的解读。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不同，瑞典没有经历完全成熟的的封建农奴制，允许卑微的农民拥有私有财产，避免了农奴制通常会造成的社会经济差距。此外，该国享有高度的社会信任，这也有助于缓解政治冲突，并允许市场秩序蓬勃发展。
此外，瑞典福利模式的崇拜者往往会忽视其经济史上的一些缺陷瑕疵。经济学家裴德荣（Per Bylund）回顾了瑞典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福利国家不受限制，极大扩展了新的政府福利范围，引入了刚性劳动力市场管制法规，积极扶持僵化的经济部门，税率大幅度提高，有些边际税率甚至超过 100％。
在此期间，瑞典也未能摆脱通货膨胀，裴德荣指出：
瑞典也出现了高物价膨胀，为了促进出口而不断贬值货币，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976 年贬值了 3%；1977 年起初贬值了 6%，然后又再贬值了 10%；1981 年贬值了 10%，1982 年贬值了 16%。”
这个北欧国家很快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了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智利式”改革，如择校、减税、养老金改革以及废除遗产和赠与税等。这和你对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期望并不完全一样。尽管在给某些经济部门解除束缚、释放活力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瑞典仍然保留着“舞会入场券”——市场经济。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就智利的不平等而言，这个话题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先前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当把智利所谓的“不平等危机”放在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背景下时，从根本上说，就是极度夸大和耸人听闻的。我确实承认，公共政策的某些方面会导致甚至维持延续不平等的现象。此外，该地区还有一个更浓厚的历史趋势特征需要考虑。
拉丁美洲挥之不去的不平等是排外秩序的遗产——从保护腐败行业免于迫切需要之国外竞争的保护主义政策，到以小企业为代价来保护现有权势者的低效率司法系统。
代际寻租形式在拉丁美洲依然存在，继续影响着其制度秩序。智利在其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尊重财产权，采取合理对外贸易措施，以及避免了某些让古巴、委内瑞拉等国沉沦的大规模没收政策，从而在某些方面从拉美各国中脱颖而出、闪亮登场。
无论你对智利模式有什么看法，身处一个经济稳定性观感不佳的地区，这个国家都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什么要转向另一个可能被证明不是最优的模式呢？
如果非要说什么，那只是智利在未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枢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罢了。归咎于过去十年推行的政策，它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尽管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执政期间对于改变智利宪法虚张声势了一番，但她仍然能够通过增加税收、制定环境法规以及政府给予有政治关系的劳工团体特权等方式给迅速增长的智利左翼人士一些甜头。左翼让人再熟悉不过，他们对这些让步并不满意，并利用 2019 年的全国抗议点燃了整个国家，推进他们的反市场叙事。
现任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一个所谓的自由市场人士，让一个新“社会契约”的主意浮出水面，以便缓解抗议。皮涅拉的新社会计划由一些不冷不热的妥协组成的，这些妥协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对富人增税，以及国家对智利养老金体系的更多控制。皮涅拉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任何改革都无法安抚左派，更重要的是，国家干预也无法使智利迅速跻身富国的殿堂。
尽管智利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过去十年已经显示出它对坚持自由市场政策的动摇。就其商业环境而言，它正走向平庸。2012 年，该国在世界银行集团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名列相当不错的第 33 位，但到 2020 年，该国已降至第 57 位。
在整体经济自由方面，智利排名也有所下滑。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中，2012 年智利排名第 7，但在 2019 年排名第 18。无论智利左翼人士和外国旁观者如何信口雌黄，这个国家都在渐渐偏离过去 50 年来使该地区成为最具活力成功故事的轨道。
这里主要的信息是，要求智利复制、粘贴北欧模型，并期望得到同样的结果，这充其量是天真幼稚的。他们没有公正地对待北欧国家的历史特殊性。不仅如此，对于冲动地泊来北欧福利体系的呼吁，忽视了真正使该地区繁荣的因素——对市场的高度重视。拉丁美洲已经有了宽松货币政策和裙带资本主义政策的根深蒂固传统。给政府更多施舍金钱的机会将会加剧这些大家都熟悉的趋势。
尽管全球化通过贸易促进了许多经济体的发展，但在传播诸如公共管理之类的观念方面，全球化就不那么友好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都热衷于摄取这些思想。如果智利必须建立起什么样子的壁垒，那就是反对西方许多古怪癫狂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处方。假设智利不得不从什么地方寻找政策灵感，从实际看，就建立强有力制度秩序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保持坚如磐石的社会凝聚力而言，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许可以会为智利提供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