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钧杰：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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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诸多评点中，冯唐一语惊人：“天下名将，唯廉颇、李牧耳”。很不幸的是廉李二将都同时遇到了一个奸佞——郭开。以至于决定了赵国灭亡的命运。廉颇还算得以善终，李牧却没有这么好运气，直接导致“李牧死，赵国亡”的悲剧。
在“笑李飞叨”读者群中，众文友就李牧的死因展开了激烈讨论。有文友认为李牧之死在于为大将者大都性格孤傲，不懂变通，贬损不屑于小人，以至招祸。也有文友认为是为将者智商爆表，但不谙于为官之道，不懂官场经营，情商低下，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导致身死。
其实上面观点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待分析，深挖根源，细溯本未，最终才能看到事实真象和本质，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斗争中，一切都以利益为出发，一切都以为利益服务，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这里的斗争是指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两者而言，这两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承的。政治斗争是目的，军事斗争是手段。军事斗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一旦涉及当权者或权臣（奸佞）的利益，那么对方就会痛下杀手，除之而后快。
在这里，我们就不赘言李牧守边境败匈奴、肥之战击败秦军、秦第三次攻赵、以及赵王换将、冤杀李牧、赵国灭亡的诸多事例，一语代之而过了。主要来分析总结一下历史上都有哪些因利益而导致大将身死的事例，并得出文章标题论点。
先来说说名将首位，春秋齐国的司马穰苴。他不断受齐景公重用，引起众人妒嫉，并卷入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中。为了抑制和排挤田氏的势力，高氏、国氏和鲍氏结成联盟，要除掉司马穰苴，对他进行迫害。在齐景公面前竭尽造谣、诬营之能事。后被齐景公革职罢官，赶出宫庭，贬为庶民。
政治上的失势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使他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年仅40多岁就不治而亡。司马穰苴在利益集团的斗争下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再看看伍员的下场。吴王夫差二年（前485）吴越交战于夫椒，越王兵败，派大夫文种收买吴国太宰伯嚭，讲和撤军，丧失了灭越的大好时机。再后，为避祸伍员留子于齐国，伯嚭乘机诬陷伍员里通外国，夫差大怒，赐剑伍员自杀。伍员死后吴国灭，夫差死前说：“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夫差因伯嚭之私利而亡国。
再看秦国蒙毅法治严明，依法判犯大罪的赵高死刑。赵高被秦始皇赦免后，怀恨于心，在胡亥面前散布谣言，使胡亥派使杀了蒙毅、蒙恬兄弟。在赵高个人利益之下，蒙氏兄弟成了刀下鬼。
三国时期，吴国面对魏国来犯。赤壁之战前，孙权问群臣战与和意见。除周瑜、鲁肃等武将主战力主“抗曹”外，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在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看来，谁当主子无所谓，只要能保住官位，保住荣华富贵，换谁当主子都一个样。在利益面前何谈忠诚，更谈不上节义。
同样三国时期，在蜀国姜维领兵在外征战，与内宫宦官黄皓更无任何交集，更说不上面对面的官场应酬，要讨好黄皓，要考验情商高低什么的。但黄皓为了达到专权，操纵庸懦无能的后主刘禅，想找机会废掉姜维。为避祸害，姜维不敢回成都，只得在沓中以屯田为名驻扎。在黄皓权力欲望的私益下，姜维再有本事也无力施展，殊为一叹。
我们把目光看向北宋，杨业在与辽军之战中，迁民起妒，监军王冼、元帅潘美不支持不配合作战，还担心辽兵败了，怕杨业独占功劳。王冼领兵离开设伏点，潘美听闻杨业战败，领兵逃走，导致杨业孤军作战，被俘后绝食悲壮殉国。王潘二人，一个贪功，一个怕死，都是以个人利益至上，哪管别人死活。
同是北宋的狄青在请缨南征后，功勋卓著，于是引人嫉恨，诬告他行止可疑，家有不祥之兆等，被宋仁宗相信无稽之谈，罢去要职岀任地方。宰相文彦博每月派人“抚问”两次，名为抚为，实为被怀疑、被监视。狄青忧愤成疾，郁郁而亡。可叹一代名将就因功高招嫉，触犯了他人利益，而英年早逝。
最后我们来说说明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于谦力排众议南迁，进行北京保卫战，并赢得胜利。英宗复辟后，曾与于谦在反对南迁中有过节的徐有贞唆使谏议官员，以提议迎立襄王嫡生子为皇太子的罪名弹劾大学士王文，并且以此诬陷于谦，都下狱治罪，最后又挑拔英宗心中对于谦旧恨而将其处死。
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有些时候有些事是不能迂回的，因此也会得罪人，所以与个人情商高低无关。只是与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关联。
以上所列举已足够多，就不再一一举例来论证说明为大将者，亦如李牧之死，与情商高低无联系，与会不会为人，会不会做官无关。只是与各种不同时期，不同权臣（奸佞）之间的利益斗争。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因为在奸佞心中，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国家民族，没有良心道德，于他们而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才是真的。归根结底就是标题的那句话：利之所在，挡路者死。
刊发于2021.9.2《劳动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