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 胡鸿保]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 · 中国民俗学网
| 作者：林春 胡鸿保 | 点击数：10626 |
［摘要］武陵地区保存下来的“堂祭三献礼”，长期来被以为属于道教仪式，本文作者经过现场考察结合文献梳理，认为其中含有较多的儒家因素。透过这种大传统／小传统的个案比较研究，既可以认识古代族群的特定交往方式，也能够揭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区实际形成、变化与延续的历史脉络。
［关键词］ “堂祭三献礼”；武陵地区；宗教；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９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７２（２００５）０３－００２９－０５
今天武陵地区①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堂祭三献礼”，长期以来被不少人认为属于道教仪式，而我们经过现场考察结合文献梳理，认为其中含有较多的儒家因素。如果以人类学的“文化残余”以及“大／小传统”互联互渗的观念考究，堪称能够揭示民间信仰在偏远地区形成、变化与延续的一个难得案例。今天的某些欠发达地区在现代交通发明之前，是重要的族群交往场域和文化交流孔道。笔者拟将对此礼仪的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和初步解释呈现出来，供行家们作进一步研究。
一
湖北省的宜都市（县级）、五峰、长阳２个土家族自治县②以及与之比邻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一片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当地的丧葬仪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土家族的“跳丧”，二是道士们所进行的“开路”，三是“堂祭”③。１９４９年以前，有经济能力的丧家可能会同时举行上述三种丧葬仪式，但三套仪式并不混杂着做，丧家一般采取的是一天做一套，即一天“跳丧”、一天“开路”、一天“开祭”。④第三套葬礼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在本次考察之前，当地有关部门或者不知道、或者将其视为道教的葬礼，并未考虑到它与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笔者就听说这儿保存有一种主要唱词来自儒家经典的丧葬礼仪。２００４年２月，终于有机会在海拔１０００多米高的五峰县傅家堰乡何家湾村现场考察了堂祭三献礼的“开祭式”。⑤
告示上的执事者中各人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主祭李×× ８５岁。在长阳县大儒吕敬臣处读私塾，小时候常随其师为丧家开祭或为喜主告祖，１９４９年以前曾多次当过主祭和亚祭，本次开祭的文告、祭文等都由他指导、画押，是本次开祭活动的核心。瘦小的他由于身体不好，在本次开祭中的很多时间中只是呆站（或坐）在中堂的左侧。但在休息时，有妇女抱着幼儿向其讨教孩子的疾病治疗，可见儒生们在今天当地民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本场堂祭一个多月后的２００４年４月，李××去世，在五峰县的深山里可能再也凑不起较为完整的堂祭班子了。
亚祭刘×× ７２岁。其父王××为长阳县大儒吕敬臣的弟子，王××后来也成为当地的私塾先生。刘××本人读过７年私塾，当过歌童，因其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入赘到大山深处的刘家。刘××至今珍藏着其父在民国年间所书写的堂祭抄本和１９３６年为学生们所撰写的常识课本，家传的私学使刘××对堂祭的程序、细节都有相当的了解，并对此保持很高的热忱。
证盟李××７５岁。读过数年私塾，解放以后考上武汉大学，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并遣送回家乡。他和他的三个兄长娶妻时都举行“告祖”礼。本次开祭中的“鸿儒文坛”告示、祭文、设所等所有文字都是他在主祭的指导下，根据堂祭“文式”之类的抄本撰写并书写。
引礼生２人。都是７０岁以上的、读过私塾的老人，但显然对堂祭的程序、细节和唱词都谈不上熟悉，所以无法履行作为引礼生（又称通赞生）带领歌童唱赞词的任务。他们作为通赞生的职责只好由亚祭刘××替代。
歌童４位歌童中有３位７０岁或近７０岁，或可称“歌爷爷”，也都参加过真正的堂祭。本次“现场”原打算与数十年前一样，让当地的学童们来担当，但考虑到没读过私塾的孩子们在短时间内恐怕跟不上引礼生的唱词而作罢。
告示中的“音乐”在当地称“六合班”，是当地的半专业乐班，承接当地的红白喜事，不管是跳丧、开路或者开祭。他们承认自己不是“先生”（即儒生，当地也有把儒生称为“宗伯先生”的，把开祭称“行宗伯礼”）。
本次开祭的程序为：
１．起奠主要内容：设立浣洗所、寝息所、刚鬣所、茅沙所等诸所，迎神；
２．行初献礼主要内容：引孝子初献帛，初献馔，初献果品，献蓼莪首章、白华首章和南陔首章；①
３．行亚献礼主要内容：引孝子亚献帛，亚献馔，亚献果品，献蓼莪次章、白华次章和南陔次章；
４．行终献礼主要内容：引孝子终献帛，终献馔，终献果品，献蓼莪三章、白华三章和南陔三章；
５．行侑食礼主要内容：侑食、献茗、孝子受胙、焚燎、撤馔、招魂②、送神。
由于本场开祭是周年祭，所以不必扶棺上山，但有一道当地开祭中必不可少的“埋茅沙”。
在行侑食礼中的孝子受胙之后，亚祭刘××在主祭李××的指点下用红笔点申奏牒文，并盖上“儒贤良宝”方章，在亚祭朗读申奏牒文以后，放进信封后一起焚烧，意思是呈送给天上的孔夫子。（“申奏牒文”全文见图２）
信封封面则写道（见图３）：
申奏牒文
上 詣
東極宮中大成寶殿
鴻儒文壇（章）具
２００４年４月，笔者在收集到湘西和贵州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陈晓毅，２００３）的一些资料后，专程找亚祭刘××，从他那儿得知：２月份举行的堂祭是没有献牲的，如果是献三牲（猪、牛、羊）的话，就需要加唱《大学》、唱《易经》或《正气歌》或者《论语》。
可见堂祭的程序和某些细节和文献与目前仍在福建、台湾存在的三献礼大同小异，与胡适家乡（朱熹的家乡）的三献礼“先有'降神’，后有'三献’，后有'依食’，还有'望燎’”（胡适，２００３）的程序接近。
但是，鄂西地区的堂祭仍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１．浓厚的儒家色彩
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中曾经提及其安徽绩溪老家丧葬三献礼等儒家传统，鄂西堂祭三献礼也是《朱子家礼》在当地的传承结果。但与安徽绩溪一带富庶地区安逸的儒生们相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汉夷杂居区的祭堂上，儒生们更有一种文化精英俯视天下的气派，同时能够感受到一种孤芳自赏的孤独感和使命感。
本次开祭的参加者反复强调他们的儒生身份，说他们从不参加“跳丧”或“开路”。他们说，作为儒生，他们在丧家或喜家吃的都是正规的、上十道菜的酒席，而不像一些开路道士，围着一个火锅就可以打发。
与每年夏季末参加祭孔仪式的书生们一样，参加堂祭的礼生们都必须穿长袍，这是对参加堂祭的礼生们在服饰上的惟一要求。
与鄂西地区相似，渝东南彭水县的“文坛”，“自称儒教，由朱熹所创。其礼仪是朱熹按《礼记》、《周礼》改编而成”。“参加文坛的都是有文化的男子，祭祀活动中，有一套进退跪拜礼仪，被认为是斯文的一派，所以颇受人敬重。”
２．抄本直接引用儒家经典为其他地区所未见
收集到的所有抄本都大量引用《诗经》、《礼记》、《正气歌》等经典，这一现象在整个武陵地区都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
３．婚典“告祖”是其他地区所少见
告祖的程序与细节同开祭相近。也是设衣冠所、浣洗所、肴馔所等诸所，由引礼生引新郎到祠堂或厅堂向祖先报告，在唱词中大量引用《诗经》中“关雎”、“桃夭”等经典。显然，开祭与告祖是一批儒生生产出来的双胞胎。
二
根据目前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武陵地区的８个县（市）有堂祭三献礼的残存或者记录，其中湖北三处、湖南一处、渝东南两处、贵州两处（黔东与黔北各一处）。渝东南、黔北的三处是在文献中搜索到的，具体情况不详，其他五处有抄本或整理本。从抄本的情况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１．鄂西南宜都市的抄本中含有大量的道教内容，可能与宜都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地带有关。由此推理，如果继续搜索的话，可能还会在类似的边缘地带出现儒道（或许再加上释）混杂的现象；再进一步设想，在武陵地区的腹心地带，是否可能出现儒教与诸如土家族文化谱系中最原始的“梯玛”等巫教混杂的现象。
２．鄂西南的抄本中都有招魂的内容，而其他地方的堂祭抄本中没有发现，这可能与“招魂”习俗流行于湖北省长江干流沿线、襄樊等地有关。
３．鄂西南五峰的抄本与湘西张家界的最接近，如果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可以再分区的话，这两个地点很可能是同处于一个亚区；黔东锦屏县的堂祭三献礼是从湘西的靖州传过去的，抄本虽然与鄂西南、湘西的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显然具有自己的个性。抄本中把讲书所、读礼所作为堂祭必设之所是这些抄本中所仅见，抄本中大段的《礼记》、《论语》、《正气歌》也是鄂西南、湘西抄本所未见。相比之下，锦屏本更严谨、更接近儒家教义，不过迄今为止锦屏未见告祖婚典。
现在来谈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起源和传播还为时过早，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据陈晓毅的研究，黔东锦屏县河口乡的三献礼可能是明末由江西传入湖南靖州县，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传入锦屏县河口乡；而地处渝东南的彭水县，“文坛”传入该县是在清咸丰年间。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可能是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问题。
上文已经谈及，随着主祭李××的去世，要在五峰县组织一次具权威性的堂祭恐怕办不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儒生们无法在新的社会中生存，儒家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私塾教育的结束而消亡，①堂祭三献礼也随着儒生的死亡而死亡。而与之对应的是，随着由跳丧改编而来的“巴山舞”在宜昌等地的流行，被认定为土家族民俗的跳丧也得到推广，原来不跳丧的地区开始跳丧，汉族居民也跟着效仿。武陵地区的大环境是道教的温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在丧礼上讲排场的心理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批量生产道士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鄂西和湘西的情况相反，据陈晓毅介绍，堂祭在锦屏县河口乡很流行。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复印堂祭三献礼抄本时，原籍湖南娄底市的打工仔们告诉他，他们家乡这种叫做“三献祭礼”的抄本多的是。他们还随口背了几句给他听。娄底市显然不属于武陵地区，至少不属西南官话区。不过，在没有调查或者见到抄本之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今天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存在有别于武陵地区的三献礼。
锦屏县和娄底市堂祭三献礼的复苏，而不是像鄂西南、湘西三献礼的式微，可能与当地宗族势力的强弱及社会对这一礼仪的需求有关。鄂西南、湘西地区宗族势力弱小，没能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朱子儒家精神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而锦屏、娄底地处宗族势力上升发展区，宗族势力的发展需要借助朱熹式儒家的教义。但是可以断言，这些“礼生”们绝不是像主祭李××那样的旧儒生，而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人。
三
武陵地区堂祭三献礼显然不是本地文化产物，而是若干批儒生根据《朱子家礼》等儒家经典演绎出来的。随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武陵土司制度的限制乃至最终取缔，儒家对土民的教化作用与统治者们的愿望渐趋吻合，在彭水县，“原由僧道等办的'打清醮’，办'盂兰会’、'办亡斋’等，都由文坛取代”。在武陵地区这一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中，儒家为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是有迹可寻的，不过，儒家在与道教、佛教对下层百姓的争夺中也使自己具备了宗教的性质。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3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