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诗牍册·行书淡墨秋山诗帖页 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普遍意义上，“伦理”是指人与人共生相处的各种规范、准则与道德遵循。《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汉贾谊在《新书·时变》中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这其中“伦理”，不仅指人与人相处的准则，而且还包括这种准则已被社会约定俗成，为历史所储存、被时代所认同。从“伦理”孕育与发展来看，在上古文明时期已具雏形，追溯到山顶洞人，族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一定程度上出于对鲜明颜色的动物性生理反应，更多则在群体中加以显耀、区分。《尚书·尧典》中记载，尧舜时期已建立“四岳”“十二牧”部落联盟议事会，并设置主持典礼的“秩宗”、主管乐礼的“典乐”和发布帝令的“纳言”等官职。夏商周三代文明时期，氏族制各级组织不再由身份平等的人组成血缘群体，而是分成贵族和庶人两大阶级。贵族制定田制和税制，以满足他们不劳而获、取其所需，并保证他们不再如上古禹那样身先士卒、劳在民先。西周时期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已较为完善，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封建等级典章和人们行为规范，人们衣食住行无不受其制约。春秋末期迎来“百家争鸣”时代，士族开始对宗法等级规则进行反省与重新诠释，其中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创建的儒家学说最为显著，在后期伦理重构中发挥着决定作用。儒家学说提出了“仁”的概念，即以“爱人”为根本，推行超越血缘亲情、由近及远有差别之爱。后经过汉代统治阶层补充与教条化，伦理日渐巩固定型，其框架即为“三纲五常”，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讲究五种基本道德，即“仁、义、礼、智、信”。这种伦理一直影响后世若干朝代，尽管也出现偏差或背离，但儒家思想一直作为伦理主轴未曾摇晃、变更过。书法作为文字的形象载体，有其自身发展机能和规律，有其自身演进力量与轨道，但伦理作为社会秩序与人精神的原规范，具有强大的辐射性与影响力，必然对书法艺术作出种种干预，这干预有正面的倡导，也有负面的侵蚀。集中起来，负面的干预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草书有着完整的发展脉络——隶书草率化而成草隶，草隶规范化而成章草，章草去掉隶意笔画而成今草，今草按笔画连带程度分为小草与狂草。因狂草形愈简而意愈深，笔画连绵缭绕，体势跌宕奇诡，最能体现书法家情感之变化，极尽万物消长之形态，所以引起书法家和社会大众欣赏和赞美。至东汉，草书成为一种时尚书体，涌现出《秋凉帖》等成熟作品，也涌现出崔瑗、张芝等一大批书法家。作为书法艺术一种样式，在书法家园中鲜花着锦，摇曳着绚烂风景。而就在此时，赵壹《非草书》对草书提出种种责难，说其“背经而趋俗”“非所以弘道兴世”。究其本质，这一立场并不是出于艺术审美需要，而是出于强烈的伦理目的，甚或有以伦理道德来强加艺术审美就范的动机。
管道昇行书秋深帖 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责难草书并不是圣人所造，正源于伦理中强调的“圣人”意识。伦理主导社会上有圣人存焉，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和智慧，能够为众生营造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安适环境。责难草书“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正源于伦理强调“诚外无物”，世事不应投机取巧、占尽便宜，“诚实”是个人立身之本，是朋友交往之本，是国家立国之本，有如《中庸》中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责难草书“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正源于伦理强调“知心适性”，大凡违背自己心愿事情，往往会带来痛苦而不能获得幸福，有如《孟子》中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伦理尚德、尚道，将德治作为维护社会与人关系之核心与精华。以德和道义来治国，人们就会有羞耻之心而远离犯罪，人民与国君关系就如同众星拱月一般泰然自若。总之，人们要“据于道德，志于大道”。这一伦理，贬低包括书法在内的所有艺术应有之地位。《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如果此处“游”，尚可理解为艺术创造需要从容自由的心灵和环境的话，那么《礼记》中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一种典型“重大道，轻小术”观点。难以理喻的是，魏晋南北朝人性觉醒，书法作为文化传播重要方式和书法家情感释放渠道，地位本应有所改观，但受伦理干预，社会仍存在书法为“雕虫小技”“虫篆之学”之偏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就提出书法“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此观念不仅将书法实用性与艺术相剥离，还驱使汉朝在书写要求上提出更加严格的约束规范。《魏书·江式传》记载：“汉兴，有尉律学，復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兴劾焉。”《史记》《汉书》都记载，汉初诸侯相石奋，一贯以严谨著称，但写“马”字，四脚与尾巴应为五笔，而少写一笔，惊恐万状自谴“当获死罪”。这种死板的书写态度与风尚，使得书法家一直停留在工匠的水平，不苟一丝，如履薄冰，作品少有鲜活韵致和生命律动。伦理上强调理想人格，具有理想人格即成为君子。君子当以道义为做人根本，行为须符合礼仪，言语表达要谦逊和蔼，处世要彬彬有礼。而且君子当时时以“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来管束自己，君子形象成为社会上成功人士的标配。这种标配也波及到艺术领域，而过分夸大伦理的力量并减缩艺术内在含蕴。汉扬雄《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在他看来，文章或者书法可以区分出“君子”“小人”，“书”是人的伦理道德的外化。尽管后来人们解读“书为心画”时，将其理解为书法是人品的外化，但伦理道德作为书法品鉴内容，已漫延开来，扬雄成为“以伦理论书”的创始人。这种以伦理标准来区分书法艺术高低雅俗，客观上削弱对书法本体的评析力量。同时，伦理也模糊了书法审美的赏析标准。唐颜真卿精励尽职，疾恶如仇，这一伦理形象抬升了他的书法品位。在没有伦理干预下，宋米芾《海岳名言》就评颜字“安排费工，岂能垂世”“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另一面，历史上也有许多书品高超而伦理形象下者流，其书作未能获得应有声誉。宋蔡京临池不辍，历来所有书体几近学遍，而且都达到相当水平。其行书似不经意，随手挥洒，温润超轶、雍容华贵的韵致，使得宋代刻意求工的书作相形见绌，但因为他贪得无厌、奸恶多诈，书法多为后人所不赏。早期社会小农生产方式下的伦理，容易形成区域性的独尊排外心里。从周朝初期开始，以宗族为本位之自治制度便已实行，周文王曾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蕴涵着强烈独尊意识。孟子力主“排斥异端”，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扩而大之，社会伦理对内就过于盲目自信而加以排斥外来的文化艺术。在书法交流融汇上，这一伦理就发挥着不该有的作用，篱笆起人为的界限。比如，随着民族交流频繁，在南北朝期间，南朝对待北方碑刻，就显得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本来，碑和帖在源头上同属一脉，皆师出汉魏时期刘德昇、锺繇、胡昭一派。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昇，而胡书肥，锺书瘦。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这里所说“铭石书”就是指北方盛行之碑刻书体，所谓“章程书”，就是指南方善长的帖本行草书。这不过因地域习性之异而各钟情一端，并无孰轻孰重、谁高谁低之分。正是社会伦理，使得江南一带妄自尊大，在派系上自信为书法正宗嫡传，睥睨他方。这种狭隘的伦理，将北碑视为旁门左道、下技末流，也使得“二王”书风近亲繁殖，趋于自闭，未能及时走向碑帖交融的新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