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
宋刻明州本《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但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仅藏有两个残本，据付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明州本的调查：国图残本“一存二十四卷，即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一存九卷，二十至二十八。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一残本，共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然远在东邻，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却藏有完帙，1975年由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问世。”[1]足利藏本不仅是明州本之完帙，而且是明州本中的早期印本，没有一页补版，对于研究《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选录先秦至梁代诗文辞赋七百余首，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文献。《文选》以昭明太子所编又称“昭明文选”，自隋代初年萧该始，注本叠出，版刻不绝，并渐次形成以注释、校雠、评论为核心的“选学”，由唐至清直至当今，瓜瓞延绵，流沫不绝。
现存版本大致可以概括为唐钞注本（及日本转抄唐本）、李善本、五臣本、五臣—李善本、李善—五臣本五类，兹分述如下：
一、唐抄本以及日本转抄唐本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抄本，有白文本和注本。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将大部分残卷汇集影印。同年巴蜀书社出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所收敦煌本书影又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之外。
清末日本学者发现的《文选集注》抄本，现分藏各处。过去有罗振玉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影印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汇编出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十分便利使用。
传存抄本皆是残卷，且与刻本系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单独研究，目前出版的资料也比较丰富。而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下四类刻本。
二、李善注本
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时间是唐显庆三年（658）九月，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国子监本，虽系残卷，但可证李善注本流传之绪，弥足珍贵[2]。其次为南宋淳熙八年（1118）尤袤刊本，是现存最早完帙，有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此本明清递有翻刻，而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影响最大。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书后附录《胡刻本与尤刻本异文》以及篇目、作者索引，屡经重印，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本子。
三、五臣注本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的时间在唐开元六年（718）九月，此所上者即五臣注。表中称李善注“忽发章句，式微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因此另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臣为注，“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作者为志，森乎可观”。与重在解释词义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阐述文章题旨及背景，故简注而详疏。这种方法入宋后渐受质疑，故流传日稀，传存至今者，除日藏旧抄本外，有宋刊本两种，其中绍兴三十一年建阳陈八郎宅刊本虽有补钞，仍成完帙（全书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系补钞，另外也有部分缺页补钞），有台湾影印本。另一种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现存残卷（参详《中国版刻图录》）。另朝鲜有多种版本，包括刊本和活字本。
四、五臣—李善注本
六臣注可分两类：一类五臣在前，李注在后。一类李注在前，五臣在后。因属于前一类的广都裴氏刊本及其翻刻本题作“六家文选”，故有些学者将前一类称为“六家注”本，以区别于后一类“六臣注”本。将五臣注与李善注合刊的初始时间已难确考，资料显示以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刊本为最早，且五臣在前，李注在后。属此类型的有明州本、广都裴氏刊本以及明袁褧嘉趣堂重刻广都裴氏本、朝鲜活字本等。
现存版本中，以明州本时间最早，北京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宫内厅、日本东洋文库等均有收藏，皆有识语说明绍兴二十八年十月赵善继知明州任，即命校正修版（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一。参见人文版《文选》所刊长泽规矩也《解说》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识语只称“赵公”，《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太守题名记》云：“赵善继，右朝散大夫直秘阁，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罢任。”《寳庆四明志》同）。日本足利学校藏本有1974至75年汲古书院影印本。
广都裴氏本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三。另可参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但该本用袁褧嘉趣堂重刻本配补，全书60卷中宋本仅存26卷。据《知圣道斋书跋》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广都裴氏本有识语云“命工锲于宋开庆辛酉，至咸淳甲戌仲春工毕”云云。然据《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十，此识语见于嘉趣堂覆刻本的某些传本，为书贾造伪以冒充宋本者。日本版本学家阿部隆一据刻工名等推断，广都裴氏本的刊刻时间当在南宋光宗朝至宁宗朝前期之间[3]。至于袁氏嘉趣堂覆刻广都裴氏本，则刊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嘉趣堂本亦有翻刻本。
朝鲜活字本有韩国奎章阁藏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前者有韩国影印本，后者可在其网页查看全文。此活字本书后载录了三则历史上《文选》刊刻中的重要版本信息（并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计有：
1、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后序》
2、国子监校刊李善注本天圣三年（1025）校勘、天圣七年雕成、天圣九年（1031）进呈诸臣衔名
3、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汇刊五臣注、李善注之识语
其中平昌孟氏刊刻五臣注本《后序》及秀州州学汇刊识语尤其重要，且不见于其它版本，因而近年来备受学者瞩目（张元济1951年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已言及此本，但当时似未见重视）。据这些识语可知，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以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为主体，参用国子监刊李善注本，新编成六臣注汇编本。秀州州学刊本当是此类刊本之祖本，可惜现在已经亡佚不可得见。此本所用活字乃十七世纪初训练都监重雕者，虽附录“宣德三年（1428）朝鲜铸造活字记”（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之四），实际非宣德三年铸字，排印时间更在嘉趣堂本之后。
五、李善—五臣注本
宋赣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皆属此类。有研究者指出，赣州本刊刻于绍兴、淳熙间（1162－1181）[4]，是此类刊本中现存最早的祖本。另据学者分析，建州本属于赣州本系统，而茶陵本乃覆刻建州本[5]。1919年，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建州本影印编入《四部丛刊》初编，近有1987年中华书局的再次影印本和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缩印本，故使《四部丛刊》本亦大行于世。台湾另有影印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宋末刊本”，在台湾一地普及较广，实则明代翻刻茶陵本，书贾伪造刊记冒充宋本而已[6]。
历史上几种《文选》注本的出现与刻本的刊刻流传往往此消彼长，并与时代风气的变革密切相关。倪其心先生指出，唐贞观年间南北文风以中和雅正趋于一致，学风崇实，不尚清谈，此时出现的曹宪《文选音义》即重在文字训诂，学承曹宪的李善《文选》注亦以训诂为主而推及释事诠典；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的四十年间，进士考试须“先试杂文两首”，迫使举子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文体，因此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便应运而生。直至北宋，利于习文、便于科试的五臣注仍然较李善注更受欢迎[7]。另据《宋会要》、《玉海》等记载，景德四年（1007）三馆秘阁曾奉诏对李善注《文选》校勘、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刚刚刻成的书板却在宫城火灾中焚毁。天禧五年（1021），监三馆书籍之刘崇超以“内《文选》只是五臣注”，再次奏请刊刻李善注本，至天圣七年（1029）刻成[8]。所以此前北宋国子监只有五臣注本。又据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序》称，“二川、两浙先有印本”，可见除国子监本外，北宋前期民间坊刻五臣注本尚有数种。
由于北宋前期只通行五臣注，到天圣年间始出现李善注刊本，李善注的影响力不大，因此当时甚至有李善注出现在五臣后的错误说法[9]。在这种情形背景下，秀州州学首次汇刊六家注本便以五臣注为主，李善注为辅，也是事理自然。北宋中期以后，从庆历间范仲淹革新始，到熙宁、元丰间王安石变法，崇实之风又起，以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主张“文起八代之衰”而贬薄《文选》，但却肯定了继承汉学传统的李善注，从此五臣注的地位越来越低，渐为李善注声名所掩。所以南宋赣州州学等后来的六臣注本便颠倒主从，以李善为主，五臣为辅，尤袤更撇开五臣，做成单行李善注本。明代学术重评点，六臣本与李善本并行，清代重朴学，故《文选》注本独推李善。所以几种刻本的出现次序是：
五臣——李善——五臣李善——李善五臣
而北宋以来《文选》版本的主流变化则是：
五臣——五臣李善——李善五臣——李善
《文选》版本众多，情况复杂，文字互有优劣，同时又互相渗透。如与明州本同一系统的嘉趣堂本，注文应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后，正文用五臣本，而偶出校记说明李善本异同。但是卷十九《洛神赋》及《补亡诗》首篇〈南陔〉前后共六叶，却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后，而且往往出校说明五臣本的异同。根据书中偶在同一页正反面的相同位置出现墨钉的情况，可以推测嘉趣堂重刻所据广都裴氏本已经破损，由此又可以推想，卷十九的那六叶，也许是底本缺叶，拿某个李善—五臣注本（如赣州本、建本等）来配补的。这是在技术层面不同版本相互渗透的例证，至于编辑校订文本方面不同版本互相渗透的情况，一直以来为学者所关注，例证甚多，问题也很复杂。在抽取部分内容将明州本、朝鲜翻秀州本、嘉趣堂本、胡刻李善本、《四部丛刊》本进行对勘后，我们打消了举证具体文字异同的想法，因为版本情况之复杂使挂一漏万的比较变得很没有意义，而厚此薄彼的举证更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复杂性也要求我们分别看待不同系统的《文选》文本，拿不同系统的文本直接进行对比校勘，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在上述五大类中，第一类的敦煌吐鲁番本、《集注》本，第二类的尤刻本、胡刻本，第三类的陈八郎宅刊五臣本，第五类的建本、翻茶陵本，如今都有影印本，参考利用非常方便。唯独第四类五臣—李善本，国内迄今尚无影印本问世。实际上，这一类的祖本秀州本以五臣注孟氏本及李善注监本为底本，这两种已经亡佚的版本，比现存任何五臣注本、李善注本（也就是第二、第三类）都早得多，好得多[10]。另一方面，第五类李善—五臣本是以第四类版本为底本，颠倒主从而成[11]；也有学者认为第二类的尤袤刻本以第五类版本为底本[12]，仍然可以说是第四类版本的后裔。我们认为：第四类版本即五臣—李善注本底本最好，影响最深广，此类版本的重要性不待具体论证而自明。如果要在诸多《文选》版本中为学者平常阅读、查阅选择一种最适合的版本，当推此类。
在此类版本中，朝鲜本因为附有秀州本原跋，而且文本内容似乎对秀州本比较忠实，因此近年来最被学界关注。可惜，朝鲜本的排印时间实在太晚，尚不敢保证其文字与秀州本完全相同，而且活字字体也不够精美，不便阅读使用。广都裴氏本已无足本，不能作读本用，嘉趣堂翻刻广都裴氏本虽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版本，但在刊刻时间及刻字之秀美方面远逊于明州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影印足利藏明州本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关于明州本与朝鲜本的差异，总体上说，明州本有时对内容雷同的李善注或五臣注有所省略，而朝鲜本及嘉趣堂本则没有省略。朝鲜本在框架结构方面应该最接近秀州本的原貌[13]。然而，明州本的改动乃是遵循了秀州本的整理体例。将五臣注、李善注合刊，不免会有重复，所以秀州本跋尾交代的整理原则是：“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此首开仅留一家的合编体例。但秀州本有删省不尽之处，所以明州本自然会循着秀州本的原则做进一步的整理。嘉趣堂本整编注文次序，明州本对注文有删省，这些问题，我们利用单行的李善注本、五臣注本都可以补救。斯波六郎对明州本的评价是：“明州本的多有五臣注详而李善注略之处，是其缺陷，它的优点在于比之袁本、赣州本、四部丛刊本，多存李善注、五臣注旧式，李善注在胡刻本、袁本、赣州本、《四部丛刊》本中经后人窜改过的文字，此本又往往独存其旧。”[14]研究者姑且可以拿此本作为五臣—李善本的代表，必要时查看韩国影印本，或利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网页核对朝鲜本。
所以说明州本之最善本为足利学校藏本，因为此本系原版早印，无一缺叶，无一补版，而其它现存印本都有绍兴二十八年修版识语，补版所占比率相当高。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二是台湾故宫藏明州本卷二第一叶的书影，该叶即为补版，与足利本（人文版第〇三八页之0149、0150）对照，不难看出原版与补版之间截然不同的风貌。详情可参看该书所附长泽规矩也《解说》及尾崎康《补说》。
足利本原为金泽文库旧藏，1560年（即日本永禄三年）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校长）上杉九华道经相州时，应当地城主北条氏康、北条氏政父子之邀，为其讲授《周易》与《三略》，北条氏家以金泽文库所藏宋刊本《文选》作为礼资，赠送给上杉九华。因此该本《文选》目录末有“司业九华叟”墨书，下有花押；旁边又有足利学校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墨书一行：“加朱墨点三要”；另起一行的上方有“北条氏”朱印，印文下墨书题署“永禄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此墨书题署亦见于卷三十末）；内中有九华手识五则，见于第二十四、三十、三十九、五十七、六十卷之末；另外，卷首卷尾又时见“金泽文库”的长方形印章。日本藏书家森立之（1807—1885）《经籍访古志》对此本的评价是：“字画精严、镌刻鲜明，宋刻中尤妙者。”此《文选》于1962年被日本国家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
足利藏明州本《文选》先后庋藏于有“聚书之渊薮”[15]美誉的金泽文库、足利学校，递经日本几代汉学大家之手，传存中曾被仔细阅读，并留下重要识语、校记。如李善注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中的“张廷尉杂述绰”，张，显为“孙”字之误，《四部丛刊》本出校记曰“五臣作孙”。足利本同李善本（朝鲜本亦同），原刊无校文，但阅读者却在“张”字左侧手添“音作孙”校文，“音”者，《文选音》也[16]，乃《文选》早期注本，赖传存于日本的古抄本《文选集注》中才得以保存其吉光片羽，足利本校读者对《文选音》的引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书页天头上还有校读者的校记和补注，如卷三十七曹子建《求通亲亲表》“解朱组佩青绂”句，天头的补注是：“《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苍颉篇》曰绂绶也。”做补注校勘者为何人，目前尚难确认。但从手书上有专名线等朱笔印迹看，足利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在书上“加朱墨点”时，这些书字就已经存在了。从所补内容多偏重于《周礼》、《礼记》、《诗经》看，做补注校勘的人很可能是长于经学的足利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另外，足利本的正文边上还有笔画浅细的日文训点，是日本古代的研读者后加上去的，并不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和使用。
注释：
[1]《文选版本研究·刻本》178页。
[2]参详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以及本书附录尾崎康《补说》。
[3]说见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出版。
[4]参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179页。另，《（增订）中国访书记》通过分析赣州本刻工，推测其刊刻时间当在光宗朝或其前后时期，另据尤袤刊本淳熙八年跋言「四明、赣上各尝刊勒」，认为是淳熙八年（1181）以前所刊。
[5]参见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案：此译文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选索引》卷首所载《文选诸本研究同篇异译》）及《（增订）中国访书记》等。
[6]见《（增订）中国访书记》。
[7]参见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295—313页。
[8]参见张月云《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772—774页。
[9]《东观余录》引《崇文总目》（成书在庆历元年1041）谓李善“因五臣而自为注”。孙复《寄范天章书》（景佑二年1035？）云：“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选》五臣注未尽，别为注释，且《文选》者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虽李善注之何足贵也，国家尚命镂板，置诸太学。”
[10]参见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224页。
[11]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853页。
[12]参见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一般而言，朝鲜版本对其底本比较忠实，很少进行积极的校改。秀州本跋语称改正底本“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而此朝鲜翻印秀州本仍然有不少显误字，如卷二十二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句录善注误《汉书》为“书汉”。此类显误，明州本、《四部丛刊》本中往往不误，不知是秀州本改而不尽者，朝鲜本传其原貌，明州本、《四部丛刊》本已经校改，还是秀州本原来不误，朝鲜本翻印时产生讹误。然而也有明州本、《四部丛刊》本误而朝鲜本不误的情况，如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虚舟有超越”句，朝鲜本录善注作“庄子曰有虚舟来触舟”，胡刻李善本同，而明州本、《四部丛刊》本作“触月”。《庄子·山木》原文曰：“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是知明州本、《四部丛刊》本误。
[14]《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852页。正如本书附录长泽《解说》说，斯波所见版本非常有限，因此他对每一种版本的总体评价不足以为定论，但具体分析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5]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四：“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转引自严绍璗《日本藏汉集珍本追踪纪实·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210页）下野文库当即指足利学校，以足利学校所在之枥木县即古之下野国。
[16]《新唐书·艺文志·四》着录有“萧该《文选音》十卷、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十卷、又《音义》十卷”、“曹宪《文选音义》卷亡”、“许淹《文选音》十卷”，均已亡佚，惟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文选音》唐写本残卷九十七行，未详著者，有研究者以为是许淹作品。又日本传存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多处引录《钞》、《音决》二书，不署撰人。有研究者提出《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