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语》：晚清遗老间的“相斫书”

1996年，钱锺书记、陈衍说的《石语》，在北京出版。在这本书里，陈衍毫无节制地批评了他的名士朋友，有人且是他多年知交。十八年前，读书人还不怎么“互掐”，除了官样文章，会对前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批判，读书人在文字之间，大多时候是“温柔敦厚”的；这并非意味着伪善，而差不多是一种习惯。所以，有些人读了这本书，便感到不愉快，1998年钱锺书去世后，就马上撰文去批驳它。现在，见惯了各种“口水战”，“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回过头来，重新回视这本小册子，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当年的神经好像太娇嫩了。

就是陈衍的那个时代，这也不算什么，陈衍既“吐槽”了朋友，也遭到了朋友的“反吐槽”；——“口生口，口戕口”，“惟口起羞”，大家都扯平了，用不着我们“代抱不平”。——这些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例如，在《郑孝胥日记》里，陈衍的形象，就并不好过《石语》里的那些人。

陈衍的天资，确乎是有些近刻的，不必读他的诗，只看他的字和照相，便能猜到几分。不过说起来，郑孝胥也不好多少。他自己就坦承：“余性孤冷。”（见《郑孝胥日记》1882年6月9日）三十五岁时，他与张之洞谈古文，说：“喜（柳）子厚之无障翳。”张之洞说：“闽人固多好子厚也。”（同前，1894年11月12日）另一次，他又盛赞柳文：“柳州千古通才，使在圣门，岂后游夏？”（同前，1885年9月8日）柳文偏于冷峭，他如此深嗜，就足可窥其性情。桐城人则相反，推韩而抑柳（《石遗室论文》卷四：“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或失之庸肤，却不至于尖刻。

在《郑孝胥日记》中，于同时友朋，除陈衍之外，讥谑的实不在少。如于文廷式，《日记》1886年2月10日云：“与旭庄谈季直（张謇）、芸阁（文廷式）二人气象，余曰：‘芸阁满面嗜欲；季直满面道义，满肚皮嗜欲。’”这批评语固很妙，却绝不能当真。又1895年5月6日云：“文芸阁、郑太夷（按此自称其号，《日记》中屡见，表自负也）于都下冯园牡丹时相遇，文语郑曰：‘吾奔马十里，何如？’郑曰：‘子壮士矣。’曰：‘于子能乎？’曰：‘颇亦能耳。’文曰：‘子乃亦壮。’郑曰：‘否。在某自常事，何壮之足言也。’文遂怃然。”这一节，是记与文廷式斗口，而胜了他。这在郑显然是快意的。郑之不满于文，揣其故，或是为某次论学，落了下风；文廷式读书极博，必使郑不快。《日记》1892年3月16日所记，略见端倪：“阅《宋诗钞》徐节孝诗，有《谢周裕之》中二句曰：‘两卓合八尺，一炉暖双趾。’文芸阁于可庄席中言‘卓’字不见人用，此其证也。”这事情真小，不过为一个字，竟郑重其事，写在日记里（郑日记多简），语气之间，还大似在与文争辩似的。

郑于黄遵宪也不喜欢，这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黄评郑诗，用语欠“给力”。《日记》1895年4月11日云：“赴星海之约，黄公度在座，还余诗稿而题曰：‘纡徐淡妙，将来可自成一家，为国朝诗派所无。’黄实粗俗，于诗甚浅，而谬附知音者也。”“将来成一家”，什么话？数月之前，陈散原见了太夷诗，就已“叹为绝手”（《日记》1895年1月24日）；——自成一家，现在就是！并且，“纡徐淡妙”，又是什么话？张广雅见了太夷诗，便许为“外清而内厚，气力雄浑”、“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见《日记》1896年3月2日、1899年9月7日）；——这才是知言！其实，黄遵宪的诗“气粗语大”，所谓“独得雄直气”，他看郑孝胥的诗，自然有些觉得“纡徐”；这就好比吃惯辣椒的人，肯定觉得韭菜寡淡；打惯罗汉拳的人，肯定觉得练体操的，不免少气力。郑孝胥有些过敏了。在此之前，郑于黄的印象，还是不坏的，且为黄集题一诗，颇见推许（见《日记》）1895年3月15日）；而几个月之后，黄向他借郑珍集，他又借机骂黄云：“其诗骨俗才粗，非雅音也。”（1895年7月25日）

郑孝胥早年于陈衍，讥诮并不多，但于陈衍的伯兄，却屡加谑语；如《日记》1894年12月5日云：“伯初非孟子而轻欧阳公，自言所为诗可匹韩退之。余乃笑曰：‘君何一似东方朔，殆滑稽之雄耶。’”又1895年10月8日云：“伯初留余读其诗卷，间有佳处。阅竟，戏题之曰‘淘气集’，其伎俩可知矣。”伯初为陈书字，大郑二十余岁，此时已年近六十。时年三十五六的郑，竟当面谑之，退而又记之《日记》，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过分的。

陈书的诗，本不取径韩愈，而是“瓣香白（居易）、苏（轼）”，不知何有此言？陈宝琛退居时，和陈书很要好，而陈书诗的“伎俩”，也为陈宝琛所“深服”。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云：“木庵（陈书号）论诗，不以空言神韵、专事声调者为然，与其乡张亨甫所为绝异，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其诗瓣香白、苏，亦与三袁不同。盖木庵于白、苏之外，归依浣花，又出入后山、诚斋；自寝馈山谷，木庵曾手批《山谷集》。诗境益拓，旨永词夐，宜弢庵深服之也。弢庵曾语余：‘居螺江时，与木庵过从最密，倡和尤多。余所居有听水第一斋、第二斋，木庵来，必夜深始去。’”——戏题之曰《淘气集》，得无“太虐”？

郑孝胥之谑陈衍，则以在1937年，陈衍下世时，为最刻薄寡情。他为了解气，连作了两首挽诗（见《海藏楼诗集》478页），对陈衍之死，“忽然作长别”，不掩饰地表示了愉快（参观《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0日、22日、11月1日及3日、1944年11月9日）。他不知道，只过了七个月，他也就步陈的后尘，作了盛京之土；他说的要活过一百岁的“抱负”（见《日记》1934年2月13日），终于落了空。他讨厌陈衍的“石遗独大言，阎罗方我畏”，却不自知与之同病。虽然如此，“见仇先死”的快乐，他算是享受到了。《伊索寓言》有一则云：“二仇共载，分船之首尾而居。一日遇飓，船且沉，后载之人问舵师曰：‘譬此船沉，先没其唇耶？抑先没其舵？’舵师曰：‘先没船唇。’后载之人曰：‘果尔，吾及见吾仇之死矣。’”（据林纾译本，见《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174页）他如果读了，必有“我道不孤”之叹。顺便一提，他于林琴南的译笔，也并不以为然（见《日记》1898年12月10日）。

陈郑二人间的“背而毁之”，彼此也许都料得到，而郑所料不到的，则可能是陈曾寿在《日记》里，揭他的“老底”。陈曾寿的日记，据说藏于湖北某图书馆，我没有见到；我所见到的，是其弟曾植据其《日记》、函札所编的《局外局中人记》（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这虽是片断的材料，其中揭载郑的“话把”，也已经够多的了。如陈的《日记》1931年11月29日云：“苏堪（郑号苏堪）懊丧殊甚，言：‘我卖屋得多金，本是一极舒服人。每日（按疑当作月）卖字有千元之入，今全搁浅，损失不赀，欲回津’云云。愔（按指胡嗣瑗）言若回津，必有危险，万不可去。让予言：‘只要人回去就无事了。’其前之迈往可笑，后之沮丧亦可笑也。”这当是不满郑将溥仪“居为奇货”，所以为此“董狐直笔”。据《郑孝胥日记》1917年2月6日云：“使小乙结算丙辰年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又1918年5月27日云：“夏剑丞昨言，陈伯严作袁海观墓碑，得润笔一千两。”所谓“欲炙之色”，见于行间；郑的牢骚话，也许是可信的。

陈曾寿于郑的儿子郑垂——《郑孝胥日记》中称为“大七”者，1933年暴卒，郑作诗哭之，称之“关张无命”（见《海藏楼诗集》404页），为钱锺书所齿冷（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626页）——尤为深恶痛绝。1932年3月，陈与其弟书云：“此事之坏，全在郑（孝胥）热中送礼。居停（按指溥仪）甚怒，尤怒其子，竟说到‘非人类’。”3月22日，陈的《日记》又载：“苏庵、叔言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雪堂到奉后，苏庵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坂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3月25日，又记皇上骂郑：“上召入，言：‘日军部邀求以郑孝胥为总理。此人心粗胆大，有进无退，如何能做总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电报叫儿子孙子外无他事。郑垂荒谬之极，简直非人类。其父亲大约未教训过，负我数年之心。’”

陈曾寿的《苍虬阁诗集》，是陈三立做的序，其中说：“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其实，郑于陈曾寿的诗，不算怎么欣赏。陈曾寿在上海时，曾数以《苍虬阁诗》示郑，郑阅后，无一字之评（见《郑孝胥日记》1913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又10月18日至22日）；后陈又刊《苍虬夜课》一册，为陈三立手批本，郑阅后，仍无一语（见《日记》1929年10月14日）；到了1936年，陈曾寿诗名已定，郑阅之，才有一句：“仁先出近诗示余，颇雅炼有意致。”（见《日记》1936年1月30日）不过，郑于陈的为人，大概还不讨厌，所以二人之往还，不绝书于《郑孝胥日记》；而请陈吃饭的记录，单以1936-1937年计，也不下几十次（有一次吃饭，郑语陈：“老为人憎，今所图者，老而不孤，死而无疾而已。”陈曰：“不时宴客，则老而不孤；对案不食，则死而无疾。”见《日记》1936年6月24日；此所谓“大书特书”也）。甚至，《海藏楼集》印至第十三卷时，还特请陈写评论，附刊入集后的“名流诗话”。《日记》1936年11月4日云：“陈仁先作诗话三则，甚佳。”而于陈背地的“毒舌”，则浑然不知。

《局外局中人记》中，不仅“伏击”了郑孝胥，也“扫射”了陈的挚友胡嗣瑗。胡字晴初、琴初，与陈曾寿交谊本厚，在今本《苍虬阁诗集》里，尚见不少陈与胡的唱和诗，而1934年9月30日，陈曾植的《日记》中，却有如下一段：“上在宫中及居日使馆时，最信任者唯罗。由日使馆走津，从行者罗一人耳。及至津，因罗经办租张园事，觉其弊，始疑之。郑与罗素不洽，胡乃连郑以倾罗。当时刘幼老殊不以为然，谓罗固不好，郑亦非可相与者。罗既去，胡、郑旋分。上之由津至旅顺也，郑、罗相为狼狈。初与日人接洽者由罗，后日人以郑更易与，乃舍罗就郑。满洲国成立，郑为总理，罗日思取而代之。胡欲去郑，遂与罗弃嫌，极意交欢。当其时，胡曾请假归津，与予谈及。予曰：‘郑诚当去，但以罗继郑，恐亦无以大愈于郑。’胡意怫然（按：参观《郑孝胥日记》1934年3月17日：“陈仁先来，托为农先觅差，且言胡琴初倾险之状。”）。其后郑位转固，胡又不理罗矣。郑、罗均与日人往还，无术动摇（按：参观《郑孝胥日记》1935年7月8日：“葱奇钞来胡琴初诗，（诗略），胡之谋推翻久矣，此亦‘千秋酸寒徒’及‘营营鼠窟中’二语有以致之耳。”）。于是争夺目标，不出府中，而胡、宝倾轧日亟矣。”这一节，“罗、郑、胡”三个字，绕来绕去，看得我们“局外人”晕头转向，大有《红楼梦》中小红一口气说十几个“奶奶”之致，其意思则仅一个：罗振玉不好，郑孝胥也不好，而胡嗣瑗尤为小人。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在未听讼两造之前，姑妄听之可也。

至于陈曾寿，为人方面，因不在中心地带，难得见有人说他，而作诗、学识，则不能无人诟病。如缪荃孙即笑他无学，《艺风老人日记》宣统三年（1911）二月廿二日云：“到馆，阅陈仁先昨所理书，至以《癸巳存稿》归集部，《古文观澜》七十卷为二十卷，林少颖为吕东莱，其学问可知。”又据《艺风老人自定年谱》，这时缪荃孙六十八岁，在负责京师图书馆，分类理书。陈曾寿自1903年成进士，又试经济特科，调学部，居北京七年，大概也参加了此事。

其实，《癸巳存稿》（《类稿》同）之归集部，不算多大笑柄。《癸巳存稿》诚可入子部杂考类，但俞除此书外，并无文集传世，而此书又多专题之文，初非短书札记，复又题为《类稿》《存稿》，视之为文集，也说得过去。今人张舜徽即然，其《清人文集别录》即列入之（见364-365页，中华书局本），而不入《清人笔记条辨》。又顾颉刚论之云：“文集应与杂记同科，以其不纯也，如《癸巳类、存稿》，如何分别他是文集，是杂记？”（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一册178页）则是大感头痛了。

况自来目录学家，“大抵但循名目，不检本书”，而将书分错类，也固属常事。以缪荃孙之博览，不容不知。兹据《四库全书总目》所检举，聊摭数事：一、汉人的《盐铁论》，从来属子部，而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竟入史部食货类（见《总目》卷九十一）；二、唐许嵩的《建康实录》，本是别史，而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竟归入“实录类”，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竟归入“起居注类”（见《总目》卷五十）；三、明李黼的《王制考》，是一本类书，而在朱彝尊的《经义考》中，竟列于经部（见《总目》卷一百三十七）；四、钱曾的《述古堂书目》，错讹尤多，如《五木经》本博戏之书，而误入营造类；《土牛经》本五行之书，而误入鸟兽类；《伯牙琴》本为别集，而误入小说类（见《总目》卷八十七）。诸如此类。目录家尚且如此，何必责一诗人？

缪荃孙笑陈曾寿，是“以老欺少”；而他为王国维所笑，则又是“诎于后生”。如1916年5月，王与罗振玉书云：“报又载艺风事，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读书者之羞也。”（见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73页）不知这是什么事，王如此鄙视他。后又一书云：“缪种（此名系孙益庵所加，与公不谋而合）近作数诗，为桀犬之吠（其如桀不承认何），其仿李义山《重有感》诗中一句云（云），浑如梦呓，然又有数句似有稷黍之感者，此人末路乃不异中将汤，阅者人人捧腹。”（同前，207页）“缪种”之“缪”，通“谬”，此就其姓作嘲；“中将汤”，则是一种日本汉方药，妇人经期失调，每服用之。可谓恶谑。1917年王又云：“缪种近亦悖，谓实斋《浙志》事本不联，其父为之哀求当道得连续。实斋年垂六十，凡知实斋者均不闻其有父，实斋之父与直不疑之兄，真可谓的对。”（同前，212页）此处所云实斋，是指浙人章梫。不过在当面，王还是客气的，如其与缪一札云：“《云自在龛笔记》已于报中读一卷，其有裨于一代文献者至巨，不识共有几卷？”（同前，35页）《云自在龛笔记》，是缪的一本小书，刊于《古学汇刊》。

鲁迅说王国维是老实人，大致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太拘执，真以为他“像火腿”。因为，王毕竟也拖了小辫子，“两面派”的说话，他也不能独免。如于李详（字审言），他在《东山杂记》卷二，就赞其“文章尔雅”，并录其《海上流人录徵事启》（见《王国维学术随笔》104-105页；《徵事启》，今收入《李审言文集》下册）；而在与罗振玉书中，却又说：“前日往访曹君直，即拜李审言。审言赠公渠所撰骈文二卷，在维处。此君胸无经纬，故文亦不能工，名为学汪容甫，实则比常州派末流犹有所不逮，岂有容夫（按即容甫）先生之文可以伪为者耶。”（《王国维全集·书信》142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里，评述当时的骈文名家，引王国维说：“一时论俪体者，以李详为第一，（孙）德谦次之。而海宁王国维静安则语之曰：‘审言过于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疏宕之气，我谓审言定不如君。’德谦每引自重。”其实，王国维于孙德谦，也并不真以为佳。

在《观堂集林》里，有一篇《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是为孙德谦作的：“余自日本归上海，居松江之湄，闭户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塘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益庵，……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孟劬有《史微》，益庵有《诸子通考》，既籍甚学者间。丁巳秋，益庵复出《汉书艺文志举例》，索予一言，余谓益庵之书精矣密矣，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备矣。……窃叹世之读书者，殆未有过于益庵者也。”（卷四）这里称许孙，也够高的了，而在作此文的次日，他就写信与罗振玉，告之云：“昨为孙益庵作其所撰《汉书艺文志举例》序，其书毛举细故，殊无心得，可见著书不易也。”（《王国维全集·书信》216页）

又一次，张尔田出了《史微》，赠他二部，请转其一与罗，他又告罗说：“张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颇称之，渠以二部见赠，以其一寄公，中多无根之谈。乙老云云，所谓逃空山者，闻足音而喜也，却与内藤博士之倾倒者不同。闻孙益庵德谦亦此一派，二人至密也。”（同前，124页）于张、孙二人，他又加以比较云：“孙君硁硁乡党自好之士，张君则学问才气胜于况（周颐）、孙，而心事殊不可知。”至于况，“文彩又远在缪种诸人之上”（同前，208页）。

如所周知，张尔田、孙德谦和王国维，是沈曾植所称的“海上三君”。沈并有诗云：“三客一时隽吴会，百家九部共然疑。”（见《题蒋孟蘋乐庵写书图》，《沈曾植集校注》1366页）不意王于张、孙，是如此轻视。当然，就其实际而言，张尔田、孙德谦俱为文人，与王国维之为纯学者，根本不同；沈以三人“类聚而并称”，也有些“拟不于伦”。所以，王国维虽最佩服沈，于沈的这个称法，恐并不是同意的。更有甚者，王于沈曾植本人，也偶有“微词”：“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王国维全集·书信》160页）甚至比诸孔融：“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同前，224页）孔之“才疏意广”，语见《后汉书·孔融传》。

于张尔田、缪荃孙有好感的邓之诚，语及王国维，又不很以为然：“（孟劬）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目为海上三子。国维或有创见，然好趋时，德谦只辞碎义，篇幅自窘，二子者，博雅皆不如君。”（《张君孟劬别传》，见卞孝萱等编《民国人物碑传集》385页）又云：“阅王静庵《库书楼记》，事既舛误，文复拖沓，考据家为文，若不令其繁征博引，便无话可说，无情故也。不图王君亦复如此。”（见《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册1148页）说王文字不佳，或可无疑，说王博雅不及张尔田，则殊难使人深信了。

邓之诚于陈曾寿的学问，大抵即从缪荃孙；于陈曾寿的诗，则认为“满纸忠爱，令人如对文文山”（同前，467页、749页）。不过，后来者的“刺耳之音”，就没这么好听了。如晚生于邓的徐澄宇，就说：“陈三立承同光诗人余习，宗尚山谷，生硬枯涩，至不可读。蕲水陈曾寿和之，益以后进小生，趋奇好怪，江西诗派，遂风靡海内，妄相标榜，以弋时誉。”（见《论近代国学》，《徐澄宇论著第一集》）晚生于徐的钱锺书，又说：“仁先诗极为散原所称，石遗亦赞赏之，今见所作，气骨尚高骞，而肌理极松懈，盖欲兼散原、海藏之长，而欠深欠峭，欠坚欠实，故多成空腔，往往望之俨然，按之枵然。古诗尚可铺比，近体不免芜秽。”（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625页）钱较之徐，口气之间，稍许还可接受；而徐生于1902年，竟称生于1878年、大他二纪的陈，为“后进小生”，也实在是太狂了些。

徐澄宇之狂批前辈，不独于陈曾寿为然，举凡当世名家大老，他一一骂到了；如于郑孝胥、陈衍等云：“郑孝胥诗，……五言追攀东野，得其凄妍之致，惜时见寒怯，中气已馁；陈宝琛近体似韩偓，而风华不整，气短神虚；陈衍亦窃时名，而诗极平浅，尚难与孝胥、宝琛相伯仲也。”又于词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云：“词则郑文焯、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各有宗尚，并称名家，而苦守音律，至无生气。且诸人生丁清末，或为顽民，略无激昂慷慨之气，特多妇人愁叹之声。……王国维论词饶有妙绪，而所作不逮，馀人盖不足数已。”不仅此也，还大骂桐城的古文：“桐城文派，本无足观。曾国藩极力变化，规模较远，吴汝纶、张裕钊，差足继轨，而气味已薄。姚永朴、马其昶，尤为浅近。严复、林纾，则谋篇审势，鲜能合法，遣词命意，多不可通，方姚余绪，于是尽已。”如此云云，真可谓“无一人堪入眼”，“天上地下，惟我独尊”。

着语最为不堪的，还数评胡适一节：“梁启超治学芜杂，然其才力尚足以驭之，皖人有胡适者，闻其风而说之，而庸钝薄劣，益无以自立。矜考证以炫时，止于《红楼》一梦；谈谊理以骇俗，误于《庄子》七篇。……又不能缀文，转效语录；不解诗律，妄作新体。晚近百年（古）学废弃，儇薄年少，趋易畏难，胡氏逐臭应声，窥时俯仰，……”（俱见同前）徐是林公铎的弟子，胡是林公铎的仇敌，徐如此痛骂，也算为老师报了仇。只不知胡适见了，会不会生气？

不过，胡的另一对头黄侃见了，却大为恼火；因为，在此文中，徐又附讥了几句章太炎。《黄侃日记》1933年11月30日云：“见徐英寄来其《论著第一集》，甚愠；此人盖未知庾公之斯之事也。”“庾公之斯之事”，见于《孟子·离娄下》；太炎是黄的老师，语侵太炎，何啻于“上门搦战”，黄自然感到“咄咄逼人”。所以，12月1日黄侃就“与徐英书，斥其妄言”。12月3日：“徐英覆书来。”想来徐之措辞，也没敢抗颜辩，不然以黄的脾气，徐无好下场必矣。“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其是之谓乎。

看了这些乱糟糟的“吐槽”，我真想引几句《庄子·山木》：“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又想仿杜牧小赋，诌几句：“遗老不暇自‘吐’，而后人‘吐’之；后人‘吐’之而不默之，亦使后人而复‘吐’后人也。”来劝诫世人。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这些“大名鼎鼎的老头子”，说朋友几句坏话，争几次闲气，也算不得什么“大过”？我又不是“大作家”，何必自以为是，去作什么“批判书”。这点道理，他们难道还不懂吗？所以，今天的遗老遗少，如果想“乱吐”的，敬请随便；——只要不闹到毛奇龄那样，“吐”不胜，就动起拳脚，或者像章学诚那样，拔出刀子！（储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