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直播中的对话时空与关系：基于对话理论的审视
出版直播与通俗意义上的“直播带货”，在主体、内容和模式上均有较大差异，试水者的收效往往大相径庭。哪些要素影响了出版直播中对话时空和关系的构建？三个层次的内在性话语是如何介入对话的？用户的身份认知在不同的直播阶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从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出发，来审视出版直播中时间、空间与关系三个维度，以及他者话语、“受话人”与“超受话人”三个层次，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来回应这些问题，将为对话理论的探索提供新的观念资源，指引出版直播的实践进路。
一
嵌入时间装置的直播：一种流动的“现在”
1. 直播预告：勾画组织时间的坐标
直播可以比作一种时间装置，其中所“装载”的是某一群体的所有成员，他们在媒介上共享着同一种的时间观念。作为单一品类的“带货直播”，为达成明确的消费指向，出版直播更注重组织时间与个体时间交叉在同一时间坐标的必要性，以促成对话双方的相互依赖。
预告是勾画这一时间坐标的主要方式。结果显示，直播预告中书的主题、评分和作者，直播的开始时间和对主播（和嘉宾）的喜爱程度等非时间性因素占据了重要性地位。用户更多是以读者，即 “超受话人”的身份驱使个体时间嵌入组织时间。相较而言，对话中时间性因素的价值，体现为强化对话在个体喜好上的集中程度。半数受访者会等到想看的书，再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
2．直播回放：个体时间的现实性解构
直播回放给予了个体时间解构组织时间的能力。用户在回放的对话过程中，并无围观者、消费者、读者等任一媒介角色的约束。旧有对话在时间序列上为个体喜好所控制，观阅解读的书籍被媒介化解构为片段式的文本。评论区互动文本的缺失，意味着此时的对话与彼时彻底隔绝，其意义不再由主播所负责，而是交还给了新的“受话人”。由于回放的直播间仍然可以发布实时的评论，新“受话人”对于时间共享性的体验仍然被延续着。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对看似利用不同的书籍，有序分割时间序列的主播来说，回放意味着注意力的不确定性。当然，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成了单一对话信任得以出现的可能——出版直播拥有了脱离于共同性基础的个体性，话语作为一种中间秩序，迎合着对话另一种不失有序的消费想象。
3．“现在”：时间边缘的文本相遇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理论的大厦建立在时间的现在时态之上。现实给予了时间连接事物的能力，媒介则赋予了它往复于个体之上，并不断改造“现在”的价值与意义。出版直播中的时间，游走在组织时间与个体时间交融的边缘地带。用户的个体意识并没有停留在当下的现场，而是利用外在组织化的、有限的信息，与内在过往相似的个体经验相连接，将面前新的对话文本背景化与去陌生化。
主播的目的很明确，希望“现在”尽可能地将屏幕前的用户转化为消费者。但是，以“现在”为名义所勾连的时间旅行，往往牵动着的是读者层面新旧认知的关联。时间的意象流动，促成了巴赫金笔下的“两个文本的相遇”。已存在的对话文本需要被理解，而理解意味着需要建立反应文本，后者往往来自于与其他文本发生的关系，从而实现对新背景的再次阐释。
二
异托邦式空间中的直播：被“掌控”的狂欢
1．外部性媒介空间中的评论区与直播房间
直播平台中对话的空间性，首先体现在外部性媒介空间之中。评论区呈现了技术视域下的独特景观，结果显示，进入直播后和消费决策前，“主播回应提问频率”的重要程度较高。同时，多数受访者认为互动氛围会带来良好观看体验。他们会预设对话建立的即时性，对回应内容持有较高的信任度。近六成受访者表示，直播中没有或只有极少数人在评论区发言，会影响自己的购买决策。“受话人”彼此之间的在场，是狂欢自由扩张的隐性条件，是从房间到广场开放性确认的同侧经验，渗透其中的则是基于“受话人”与主播对话的认同与否决。
发生直播的现实空间在多数情况下，其真实图景确为一处封闭的房间。然而，作为屏幕实践体的媒介空间同样没有逃离物质性的边界，因其为智能设备的幕框尺寸所掌控，限制了视觉表达与传播的更多可能。用户将书籍与媒介空间的视觉结构与其他物品的陈列景观，代入到对话的理解背景之中。对后台空间的窥伺，同样使多数受访者饶有兴致，促使着对话的建构与达成。当对话的结果产生分歧时，“受话人”会借助对话开始及之前的场景，来寻找导致分歧的可能性原因，并试图将书籍纳入对话的同侧，将主播置于对话的异侧。
2．内部性认知空间中的自我与他者身份
内部性认知空间所探讨的，是用户在其意识空间中，如何投射自我的身份，又是如何认知他人的身份。当书籍置于狂欢的、充斥着消费话语的媒介空间之时，受访者的自我身份跟随直播过程，经历了从围观者和粉丝，到围观者、粉丝与读者，再到消费者，最后到读者和消费者四个阶段的认知变化。受访者的眼中他人身份，在直播的四个阶段中存在着围观者、围观者和读者、消费者和读者等不同的主导组合。
在他者话语的影响之下，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认知呈现出分野之势。主播期待话语，刺激“超受话人”给予“受话人”层次的回应，另一方则在相似的场景中提前预演与猜测双方对话类似的可能，其间的彼此信任得到了毫不掩饰地共通性指向，这类似于前述时间维度中“现在”的流动。也即，话语在对话的往返历史中不断与自我和他人勾连，这种对话性是以内在的、自我化想象空间为承载形式，长此以往勾连的预设得以快速构建话语狂欢的空间。
三
在直播中制造关系：原则、路径与场景实践
1．作为原则的商品效用
出版直播中对话所发生的场景，建立在主播对其真实社会角色的还原之上。媒介社会与现实社会交融的“在地化”处境，使得社会角色的连接与转型愈发自然且无法泾渭分明。在这一层面，具有真实身份的出版机构工作人员，作为现实空间与媒介空间的中介，降低了用户感知的交易成本，主导了出版直播的关系原则。
商品的感知价值层面，受访者在出版直播中打算下单前，最为看重的因素有书的价格、主题、售后服务和主播风格符合需求。受访者不看重的因素则是书的库存数量充足、装帧精美、配有周边赠品，和主播外在形象佳。无论是作为粉丝、消费者抑或是读者身份，物质价值是否匹配需求才是对话走向意义共通的主旨。评论话语的流动在建立环境信任、提供对话基础的方面贡献了特殊的情感价值，同样实现了减少感知成本的作用，最终共同指向商品效用这一基础原则。
2．作为路径的话术
围绕商品展开的对话方式，同样决定着话语的铺陈与流动。近八成受访者认为主播对一本书的介绍方式，会决定自己在直播间的停留时长。仅有不到四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更喜欢主播在对话中经常使用同一句口头禅。主播不断汲取观点的集合，即前述第一层次的他者话语，并在双声与复调的话语空间之中，实现每一句话均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又针对他人的话语而发。双客体在同一个意识语境下实现对话与融合，消费者则作为隐在的主体，为主播提供想象的对话文本，形成话术。
然而，当话术成为对话一方的必备要素之后，将为对话的关系持续性带来隐秘的负面影响。它存在于多数“超受话人”的后台，是需要被调试的自变量，指向对话中间地带与“受话人”身份的调和与再造，但主播无法从前台得到明确的感知与回应。换句话说，主播利用话术在直播中将读者、粉丝与围观者都归集至消费者的聚类之下，会因为过于追求效率而在无形中触发某种“副作用”。
3．作为场景实践的对话旅行
叙事文本在直播中的场景实践，为对话关系赋予了两个层面的涵义指向——物与集成物的空间。其一是关于物，即书籍本身。主播若是在物的对话旅行中，选择抛弃他者话语，将书籍搬置于自我的“超受话人”话语性之中，则会与另一方的“超受话人”建立紧密联系。结果显示，主播总结的本书精彩观点、作者原文中的精彩语句、本书的创作背景等因素是受访者较为看重的书籍特征。
其二是集成物的空间。个体通常会将媒介空间的物质消费与社群的交往、对抗与收编织构为集成物的趣缘边界。反观出版直播，当其被推至现实社会的边界之时，“他们”便成了“我们”，收编之后并无交往唯有对抗，“我是谁”成为值得警觉的核心问题。结果显示，仅有四成受访者会在观看直播时，将直播间分享给同好朋友。这印证了电子媒介中的定居主义。出版直播的意义，无法借助社交关系实现私域之间的旅行，即使它在公域向所有个体告知了它作为节点存在的价值，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借助具有更为显著个体价值的公域节点，来实现对话场景的异地嵌入。
四
结 论
出版直播的兴盛，宣示着“物”的力量依托技术赋能的涌动。基于前述考察，其中的对话时空与关系面貌大抵得见。其一，直播预告与直播回放交叠于组织时间和个体时间之上，对话形成了双重面向。“现在”则携带着时间在其间勾连和往复，提供基于书籍对话的新旧文本。其二，直播的“狂欢广场”演变为媒介与认知的共现空间，异托邦式狂欢得以建构。最后，直播中的对话关系以商品效用为基础原则，话术为路径指引，对话的关系实践体现为物与集成物的“空间旅行”。介入对话时空与关系中的内在性话语，同样呈现一些明显的特征。
在实践层面，研究希望启示出版机构在利用直播与用户交流时，一方面需要摆脱塑造消费景观的偏见，明确用户对出版直播的认知与需求。另一方面需认清用户对自我与他者身份动态的感知变化，根据临场反馈随时调整对话策略，形成用户黏性，使目标愉悦达成。
作者简介：黄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环境传播、风险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