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创作与记录整理

口头创作与记录整理

文/顾景林

　　一首曲子哼出来就是作曲，一个故事，讲出来就是口头创作。录了音就是有声读物，录了像就是影像作品。现在还出现了用视频介绍科研工作的“实践论文”。

　　随着录音、录像、语音识别、计算机辅助创作技术的普及，人们知道记录方式不是只有文字，作品不是只有文字版一种形式，作品不一定非得整理成文字，整理成文字是相对容易做的。

　　现在人们逐渐觉醒，认识到思想、创意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创作是比记录更重要，更难得的东西。创作是创造性工作，是作品的灵魂。代笔、记录、记谱不属创造，是可以由他人替代的，是可能由机器代劳的事务性工作。

　　但在文化普及程度不高，技术不发达的年月，人们对识字、写字尤为看重，会识谱、记谱就更稀罕了。香港人把办公楼叫写字楼一点也没有小瞧的意思，有的是满满的崇拜。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文化人享有一种特别的权益。

　　一些民间艺人往往不会写字、记谱，没有发表途径。文化人把他们的口头创作作品收集、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往往就署上了作者、作词、作曲的名，创作者的功劳被归到了记录整理者头上，记录者占据了创作者的位置，客居主位，名利双收，占尽风流。而真正的创作者却成了无关人员，无名无分，默默无闻，受尽清苦。文化人把到民间收集民歌、故事叫“下乡采风”，有的人则自嘲为“下田偷青”。

　　收集、整理、传播工作对于文化传播、非遗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但记谱整理就是记谱整理，作曲就是作曲，不应混为一谈。有些问题可能是由于发表时刊物简单地套用作词、作曲的格式填写造成了信息丢失。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杨荫浏老先生辛辛苦苦地扛着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到无锡，找到在街头卖艺的瞎子阿炳，录下了《二泉映月》等二胡曲并记谱、整理发表。那阿炳又穷又瞎，不久就病死了，你发表作品的刊物他根本无缘看到，最有条件据为己有。然而，品德高尚的杨荫浏老先生硬是要在作品上署上那个穷瞎子的大名。阿炳的大名也不俗，叫华彦钧，光看名字，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还以为是一个大学者哩。于是，世间便有了一个有名有姓的民间艺人创作世界名曲的例子。对比那些对簿公堂也不能让他承认别人创作成果的人，是何种的高下之分。

　　蒲松龄搭一个凉棚，备一壶凉茶，请过路人小坐歇凉、喝茶、讲故事。蒲松龄把故事记录下来写成了小说《聊斋志异》，后人说作者是蒲松龄，但蒲松龄在书名上说得清楚：那是群中朋友的聊天记录，他只是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