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与传心》连载｜先秦儒家尊师重道典故（十）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先秦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曾三任稷下学宫“祭酒”，是当时稷下学宫的重要人物。这些便利使荀子能够与各派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讨论，深受诸子百家之熏陶。
荀子对各家思想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这是最好的治国理念。他以孔子继承人自居，特别推崇孔子的“外王学”。他批判思孟学派的思想偏离了孔子的原义，说孟子是“世俗之沟犹瞀儒”，“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认为自己和子贡才是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人。
荀子提出“礼法并用，王霸兼采”，即用仁义争取人心，践行“王道”，以武力压服，用刑法来进行威慑，实现“霸道”。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荀子·性恶》）。荀子将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当作人性，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就此而言，他认为圣王与暴君、君子和小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东方文化中，将人与生俱来的属性称为“本性”（或“心性”“自性”）。我们认为，人的本性包含三大层次：“兽性”“人性”与“德性”。（详见潘麟先生《<大学>广义》相关内容。）
“兽性”即“生物性”。如：饮食男女，感官化、物化及本能化倾向（拒绝精神化），自私与自我，丛林法则、暴力倾向等。这些残留在人身心中的动物属性，被统称为“兽性”。
“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如：关怀与友爱，责任与义务，奉献与创造，精神化（文明化），大我化，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较强反思能力，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自觉追求等。人性是人类族群和文明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先天条件。
“德性”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超越性。正因为有德性的存在，人才会对自己身心（兽性、人性）种种局限性主动进行全面升华与超越，最终成圣（又称“成佛”“成真人”），获得生命的终极圆满与真正自由，实现人生的终极觉醒与终极关怀。
人之“三性”中任何一项属性都是伴随终身的，都有被实现和被重视的需求与冲动。“三性”之间互为因果，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只有对人之“三性”做到鼎足而观，个人成长与人类历史演进才能步入正道坦途，人类文明和智慧才能臻于圆满之境。
荀子的“性恶论”片面强调、夸大了人的“兽性”，而忽略、弱化了“人性”与“德性”，因此这是一种偏而不圆的认识论。
基于“性恶论”，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全靠后天努力学习、不断地积累知识的过程。荀子基于“性恶论”强调“外积”、倚重“化性起伪”的学说体系，完全背离了儒家先圣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体系。其背离之后果在荀子的两个著名学生——李斯和韩非子身上体现出来。
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学成后，看到当时的六国在秦国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之下苟延残喘，皆不足以建功立业，于是决定前往秦国求官。秦王政听了李斯的游说与建议，就拜他为客卿，后官至廷尉。
韩非子（前280～前233年）是韩国贵族公子，口吃，不善言辞，长于著书，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希望韩王能变法强国，却不见用。于是发愤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他的著作传到秦国，早有统一全国野心的秦王政一见之下极为赞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马上发兵攻韩，意在得到韩非子其人。韩国并不看重韩非子，于是就顺水推舟派遣韩非子为“特使”去秦国。
秦王政与韩非子一席长谈，大为满意。但又疑心韩非子不能完全忠于自己，故而强留韩非子在秦国以便观察。
韩非子与李斯曾先后就学于荀子门下，“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担心韩非子影响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于是串通姚贾一起在秦王政面前诋毁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政认为有理，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子定罪。韩非子想当面向秦王政陈述是非，却被李斯暗中阻止，未得见。李斯又派人送去毒药，逼迫韩非子自杀于狱中。
秦王政很快醒悟过来想要赦免韩非子，可是韩非子已死于狱中（査不到李斯的任何责任）。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却被秦王政全盘接受下来，当作治国的根本理论。韩非子曾预言，他会被人“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只是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是他的同门师弟。更令人深思的是，韩非子自己就有毒杀政敌的主张，《韩非子·八经》说：“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韩非子万万没想到自己成了“活着碍事，直接杀害又有损名声，只能被暗中在饮食里下毒毒死”的“阴奸”。
李斯为了一己私欲置天下苍生于不顾，不仅残害同门，还帮助秦王政用严刑酷法迫害天下百姓。秦王政去世后，他又贪生苟且曲迎宦官赵高，最终却被赵高用类似的手法杀死。不但受尽酷刑而死，还被满门抄斩。李斯临刑前与幼子的一段对话颇令人感叹，《史记·李斯列传》载：“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意思是说：我想和你再次牵着咱家的黄狗，从上蔡城（李斯老家）东门出去抓兔子，可惜不可能了！读来甚是凄凉，但李斯平生所作所为岂能“侥幸”得脱，一切皆是咎由自取。
韩非子和李斯的人生教训警示我们，安身立命之道事关重大，不可不慎。作为老师，把学问教导给弟子无可厚非。但若只是注重学问（经验智慧）的累积，不注重甚至忽视内在德性（先验智慧）的体证与彰显，那么所得智慧必因失却主宰而扭曲不真。如此智慧所得“外王”之利就是自戕身死、祸害苍生的根源。
荀子对学问的专注多于对德性的体证与彰显，不能准确体悟儒家心法与道统传承的真谛，是荀子思想长期不被儒家正统所承认，不被列于儒家圣贤正位的根本原因。
今天我们传承与弘扬圣学，正是基于古圣先贤在艰难探索中付出的惨痛教训和取得的珍贵成果，旗帜鲜明地主张学问（学统，经验智慧）与德性（道统，先验智慧）皆不可偏废，二者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