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武：超越自然人性与人才开发
美学的崇高能够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和精神效应，为崇高的理想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崇高的理想能够为人生引路导航，为人才发展注入永恒的内在发展动力，拓宽人才开发的广度和深度。
理想，是指一个人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者希望。从词性的角度来看，“理想”与“想法”有所不同，“想法”一般是中性词，而“理想”则一般是指褒义词，多指有根据的、合理的，跟空想、幻想不同，也不同于一般的“想法”。
#1 理想是对人的动物性的超越
凡是人都有想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理想。想法是人的本能的具体思维体现，而理想则是一个人经过后天文化的熏陶濡化而逐渐培养起来的一种新的意识和吁求，体现了生命个体的发展进步，也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20世纪60年代，农民的人生理想或者是社会理想就是住楼房，有电灯、电话，能吃上肉、馒头。那时农民生活还很艰苦，平时粗茶淡饭，住传统的土坯房，用煤油灯照明，打电话需要到邮电局。那个年代，城市居民的理想中也没有电冰箱、电视机、手机、微波炉、计算机和私家汽车的概念。由此可见，人们的理想不是一般的想法，也不是人的本能吁求，而是体现个体生命与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有机统一，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人的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如果没有人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还只能停留在最普通“想法”的低层次，而不可能对未来有远大的理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们对未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人们就不可能产生实现理想的具体行动，客观上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人生的理想。因此，我们谈理想，一定要避免单纯从人的自然本性角度进行考量，切忌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抽象地谈论人生的理想。
理想不是人的动物本能的自然吁求，而是对自然界动物性的超越，也是对人的动物性的超越。在广袤的自然界，各种动物虽然都具有类的本质和吁求，但其本质和吁求都是其自然本质所规定的，而不是后天修为造成的。比如，在海滩上刚出生的小海龟，只要一钻出沙滩，就凭借本能爬向大海，而不是陆地，更不可能幻想腾云驾雾。所以，小乌龟爬向大海的行为，不能体现小乌龟的理想，而是它们本能所驱使的结果。与小乌龟相反，小雄鹰在长大以后，虽然希望翱翔蓝天，但仍然与其捕食的生存密切相关，其翱翔的希望也并非一个筋斗云凌空十万八千里，更不能像人类一样登月球，去探索土星的奥妙。雄鹰凌空俯视虽然具有鸟瞰的视野，但也远不及人类哲学思维的宏观性，也比不上人类科学探索对宇宙自然的宏观把握。
因此，我们研究理想，必须把理想视为社会人和文明人对未来的希冀，而不同于动物的生存吁求和生存本领，也不同于人的一般生存性吁求。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未来理想不是人作为动物的生存性吁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肉和馒头，这也体现了社会物质生产进步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生活愿景，也体现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和谐一致的理想图景。
21世纪以来，人们更多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田园风光和天人合一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迷恋大鱼大肉，而是粗茶淡饭。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工程的实施，在生活方式的变迁方面，既有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变迁，也有城镇人口向城乡接合部、郊区乃至乡村的流动变迁。
#2 理想体现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不同于动物的思想者，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人之所以能创造，能够发展进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社会人，就在于人有理想。我们的理想与时偕行，逐渐呈现出现代化、文明化、生态化和审美化的新的历史走向。
自古以来，学者们对人进行了多种界定，诸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文化动物等。这些界定都没有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本质上仍然是把人界定为某种动物。笔者认为，这种界定仍然停留在人的本质的动物性层面上，“动物”前面的限定语只是对后面的“动物”进行限定而已。实际上，从人的本质来看，人确实具有动物性，但人具有动物性，并不等于人就是动物或者等于动物。人的生命中包含大量的血液、肌肉和骨头等物质，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的生命具有物质性，但不能因此说人的生命就是物质或者等于物质；同理可证，人从猿演变而来，从古至今都带着先天遗传的动物性，即我们作为人的生命具有动物性，但同样也不能因此说我们的生命就是动物，更不能说人的生命等于动物。
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我们研究人的理想就必然把人的理想与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动物性严格区别开来。人类是宇宙间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形态，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形态。人类自身作为文化的继承者、积淀者、彰显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本身就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是文化载体和文化本体的和谐统一。笔者在充分肯定人类主体性的基础上，曾经提出最高的社会美是人才美的观点（薛永武：《从审美文化看人才美学》，《光明日报》2005年6月7日）。而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决不仅仅是因为具有思维和意识，而是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人类自身是文化的继承者、积淀者、彰显者、传播者和创造者，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是文化载体和文化本体的和谐统一。
亚里士多德指出：“思想为人们行为的先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1页）人类是文化的最高形态，人的思想、情感、智慧、意识、无意识，所谓知情意等心意诸力无不具有文化的内涵，也都是人类后天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卡西尔曾经把人视为符号动物和文化动物，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他通过文化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结合，实际上揭示了“人→符号→文化”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和关键是把人看作文化动物或者符号动物。卡西尔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人需要通过符号来创造文化，但是，他受到符号理论的束缚，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人自身的文化性。
我们从文化创造与人类主体性的互动关系出发就不难发现，人类的主体性与人类的创造性是相辅相成的，人类越具有主体性，越能够不断增强创新和创造的能力；人类越具有创新和创造的能力，就越能提高人的主体性。所以，人的理想不是人作为具有动物性的内在依据，而恰恰是人类能够摆脱动物性以后的文化自觉与创新的自觉，是人类主体性的外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