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19：拗相公与司马牛

​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19：拗相公与司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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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安石与司马光，那可真是北宋时代绝无仅有的一对政治双星。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人，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即公元1019年，比王安石大两岁。司马光年轻时代即金榜题名，甲科进士及第，之后仕途一直十分顺利。然而，当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变法时，司马光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王安石一往无前地充当改革先锋的时候，司马光却开始打起了誓死守护宗法、守望儒家传统的大旗，本来是好朋友的这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因此离开开封，闲居洛阳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主持编纂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那么，这其中的是非恩怨，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更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互为政敌的这样两个人，竟然在个性、品行上出乎意料地一致，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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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集讲的是“拗相公”王安石和“司马牛”的故事，“司马牛”是苏东坡送给司马光的绰号，就是这个人牛得很、犟得很，至于是为什么，我们后边还会说到。关于司马光，两件事情印象最深：第一就是司马光砸缸，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以为是编的民间故事，错了，这是在《宋史》里边，司马光的本传里边正式记载的一件事情，当时洛阳和开封有很多的画家专门画了这个图，叫《小儿击瓮图》，就跟像我们现在“小英雄雨来打日本鬼子”画成小人书在街上卖，当时就把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画成小人书在街上卖，砸缸这是第一件事。不但能砸缸还能写书，我们知道司马光以他领衔带了一个团队，经过了长达十九年的撰写工作，终于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这个名是宋神宗给起的，一共294卷，写了从周朝到五代时期长达1362年的历史，300万字。一个人一辈子，小时候砸了一口缸，成人之后写了一部巨著，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现在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两件事。

司马光给我们的印象根据前面所讲的就是他这辈子主要的任务就是跟王安石作对，只要是王安石赞成的，他就反对；只要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赞成。给我们感觉这俩人就杠上了，要不怎么叫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呢？其实大家的印象是有误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在秉性上、在道德上、在做事上有非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性情非常相近。

第一，俩人一模一样，不近女色，不娶小老婆。我们讲王安石的时候说过，王安石他老婆还挺热心的，给他张罗了一个，后来王安石问清了情况之后，不仅把这个小妾给退回去了，而且还倒贴了一笔钱，把钱也给人家退回去了嘛。司马光也一样，司马光的夫人姓张，两个人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不生育，后来司马光的孩子司马康，还是他的同族的儿子给他过继的，这理由很充分，还不是说已经有了很多孩子，还要纳一小妾，甚至三妻四妾的，没孩子，没孩子这张夫人就跟她的姐姐张罗着给这司马光买了一个小妾，很漂亮，买了，在家里头司马光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老婆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比较碍眼，作为正房，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就给这小妾说，赶明儿我出去办事，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书房里去给老爷上茶。小妾一听，明白了。改天这夫人出去了，那小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来给老爷上茶。老爷

不看她，目不斜视，正人君子。这个小妾就是打扮得再漂亮你也得找话说，实在是没话找话，就拿起一本书来问他说，老爷，这本书是什么书啊？司马光说《尚书》。就是“五经”之一，《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那意思是说我这儿就是“尚书”，别的你什么都得不到。然后说夫人今天不在家，你跑到我房子来干什么？出去。出去了。传为美谈。当然我们不是说司马光这人有什么毛病，道德上绝对是很纯洁的一个人，这是不是跟王安石很像啊？太像了，简直就是孪生兄弟，一个娘老子教出来的一样，不近女色。

第二，对升官的事不感兴趣，这个跟王安石也特别像。我们前面讲过王安石的事儿，皇上让他做同修起居注，就是负责记载皇上饮食起居和日常生活的，不干。不干，皇上派人追他，他躲在厕所里，从厕所里出来，然后把那个任命书塞到人太监手里让人带回去，那就是让人家追得满院子跑的那种，死活不干，连着辞了五次，最终还辞掉了。在他躲在厕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被追得满院子乱跑，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跟他同时被任命了这个官职，司马光连上了五道辞呈，当然了，司马光虽然很牛、很犟，但也没有那位“拗相公”来得更拗，辞了五次之后，司马光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就勉强地接受了。你看两个人像不像？就是能够有能力做大官，但是对升官的这种事情，如果是自己不称意的，不委屈自己，原则性很强，要不怎么杠到一块儿了呢？一个拗、一个牛，就是声调不一样，其实都是又拗又牛的人，为什么，又拗和又牛的人他就是原则性很强，不拿原则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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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以推行改革变法闻名天下，司马光以反对改革变法举世瞩目。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的交相辉映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缘分，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如同心有灵犀的双胞胎，在个性品行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那么，如此相似的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会不会上演如出一辙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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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活非常简朴，不喜欢奢华。我们前面讲王安石退休了，骑头驴转来转去的。司马光当然不至于骑头驴了，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在朝廷里待着觉得使不上劲儿，就请求到洛阳去做官，做了西京留守御史台，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河南地区的最高的监察部门的长官。他去了之后，为了消解心中的不愉快，经常游山玩水，同时跟当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长者、有学问的人，经常在一块儿举行小型的聚会，这个聚会有个名字叫“率真会”，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坦率的、很真诚的朋友之间的聚会，水果不超过三种，上的菜不超过五种，至于酒就没有，凡是吃的喝的东西以最简单的、容易弄到的为原则，以最方便为原则，就这么一个非常朴素而简单的率真会，挺好的，定期聚上这么一回。结果，文彦博，这是当时的一个宰相，到这儿来做河南地区的最高的行政长官，文彦博跟他是朋友，一听，哟，听说你们有个率真会？这是个“俱乐部”，我要求加入。司马光知道文彦博这个人喜欢奢侈，官又做得大，喜欢排场，跟这个“俱乐部”的宗旨是南辕北辙的，不吸收他加入，他想交会员费都不让他交。文彦博有一天偷偷打听到他们这“俱乐部”又开张了，正在聚会。带了一干人等，把做好的饭菜、上等的饭菜都带过去，坐在这强行参加“俱乐部”。没办法呀，这哥们儿是又能吃又能喝，带的这帮人整整喝了一晚上，然后才散。后来事后司马光就跟别人说，我就跟你们说了，不能让这个人进来参加聚会，这叫什么呢，我们这个很雅的聚会就被他给俗了，等于是被俗了。这说明什么呢，司马光这个人是非常尚简朴的，他不喜欢讲排场、不喜欢奢华。

第四点，为人很谦逊，特别不喜欢讲排场。司马光家里头有个老仆人，他自己本人很本分，不张扬，这老仆人更不张扬，这个老仆人几十年如一日跟随他，就老叫他“君实秀才”，因为司马光字君实，“君实秀才”就跟我们等于现在说老张、老王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结果有一次这仆人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就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老叫“君实秀才”啊？你们家老爷现在是宰相，得叫他“君实相公”，你这不懂得道理，你这人太老实了，他老实，你比他还老实，简直是木头疙瘩，回去得改。这仆人回去以后，就把这称谓改了，一见就是“君实相公”，还说多亏苏大学士教导我。司马光就叹一口气说，哎，我们家好不容易这么好一仆人，叫苏东坡给教坏了。他不讲究这个，他家里头也不讲究这个。他自己做了宰相以后，经常在官员跟前、跟官员要打交道，有一次跟一个官员打交道的时候，这个官员说话说得有点急，就是看上去有点急躁，说话有点冲。旁边有的官员看不惯了，说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宰相，你跟宰相能这么说话吗？司马光一听，哎哟，诚惶诚恐，说天哪，这是皇上让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这么能拿自己就当回事了呢？千万不能拿自己当回事啊，你今天这表现太让我失望了，我可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个宰相，我只是为君王、为国家和为老百姓干点事儿而已，至于是不是宰相这根本不是我关注的事儿。这一点跟王安石尤其相似，只重做事，不重官职，这是司马光。

他还有第五个特点，就是有文人的性情，非常率真，不掩饰自己。我们前面讲王安石的时候讲过，说王安石在南京到处溜达，有一次跟一帮读书人、人家在一块儿讨论问题，他在旁边偷听，听了一会儿，人家觉得这糟老头子挺讨厌，不知道他叫什么，反复地还逼他、问他，结果他一亮自己的名牌，把人都吓跑了。司马光，几乎我都估计是在“同一时间、地点”碰到的事儿，司马光在洛阳住的时候也碰上这么档子事，跑到一山上，在那儿看风景，看见两个读书人，居然在那儿联句。联句嘛，我说上一句诗，你说下一句诗，雅兴。司马光拄着拐棍儿，就坐在旁边笑着听，听了一会儿就把这俩人给听恼了，又来这么一糟老头子，上次就来过一次，说是他叫王安石，这回又来一个，这该不是王安石他弟弟吧？说你听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司马光说联句。联句你会吗？会不会联句？你在这儿听。说会，要不然说两句？说两句吧。说了两句，登山的嘛：

“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岭头上。”（《醉翁谈录》）

就是一上一上又一上，上来上去就上到山头上了。听了以后露出鄙夷的笑容，笑，这什么水平。过了一会儿司马光说，没完呢，还有两句呢，说完成吗？你说吧。

“乾坤只在掌拏中，四海五湖归一望。”（《醉翁谈录》）

乾坤尽在手掌当中，五湖四海只在我这一望当中。这可不是一般的境界，这一看就是当过宰相、写过《资治通鉴》的人才会有这种眼光。毛泽东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跟这特像，到杭州的北高峰，说“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气象非常大。这两位爷一听，赶紧拱拱手，知道碰上高人了。但是也很平常啊，你让我联的嘛，那我就联了，联了以后我也没想显摆自己，这就是我司马光，偷听不成那就联上一句，联上一句至于吓着你了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们说，刚才讲这五点，你琢磨，就是他跟王安石之间有非常相近的地方，有个性方面相近的；有才华方面相近的；有品德方面相近的，还有什么呢？还有自己这个为人处事有很多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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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原则性很强、道德高尚、对事情有着自己独立见解的人物，所以当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就产生了“火星撞地球”的效果。虽然他们曾经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却因为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而彻底决裂。那么，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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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说，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司马光反对他的这套变法，司马光不是绝对地反对变法，这个大家不要弄混了。司马光就认为说，生财之道主要是节流，大家可能现在就觉得怎么会只是节流呢？是啊，在那个农业社会他认为主要就是节流，为什么呢？因为农业生产力很低下，土地、可开垦的土地也很有限，你说要生财，无非是加大税收，加大税收，农民的产量就这么多，原来只收十块钱，现在要收一百块钱，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财之道？所以收来收去，归根结底一点，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一百亩的资源收更多的钱。那你收得太重了是不是就损害了税源哪，这个税的来源是要培育的，要更加丰富，而不是损害它，所以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就是节流。再一个做买卖、做生意，商人做生意，国家也跳进去跟着做生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那青苗法实际上是变相地在收税，甚至还有一些新法实际上就是国家和商人在一块争利，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像司马光就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

这个争利生财的东西不是我们这样的正人君子干的事情，不能皇上和大臣都掉到钱眼里头，这样下去，对于以仁义治国、以孝治天下、以道德治天下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的治国理念就会发生什么呢，冲突。这样人心就乱了，人心就散，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从司马光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是要生财的，但是生财不能以乱人心、乱道德和乱仁义为前提，那就只能怎么着呢？就能省一点是一点。

你能说他错吗？不能说他错。你说王安石错了吗？王安石也没错，王安石错在哪儿了？眼前这么多军队要钱，工资要钱，出去打仗要钱，什么都要钱，我前面说了，那支出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光靠省点钱，速度跟不上。宋神宗眼前就要把钱掏出来，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抽你40%的税，所以对于王安石来讲，这个饱学之士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人要是掉到钱眼儿里这道德就会下降的？他知道，但是没有办法。他前面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个话，那就是说是先施礼教呢，还是先要生财呢？这有一个缓急的问题，生财是当务之急。为什么呢？因为富国和强兵是当务之急，你这东西解决不了，现在你就没法对付外头的人，就没办法对付国内的这个局面。所以两个人都是忠臣，都是大宋王朝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但是在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上，走的路不一样，使用的手段不一样，在某种程度来讲立场也不一样，一个是站在义的角度，一个是站在利的角度。大家说那义和利能不能结合在一起？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那可是九百多年前。所以这样一来，两个人的冲突就是必然的。

本来前面讲的是两个人的同，你发现没有，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同，这种同如果说在政治立场上也同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可是很遗憾，他们不可能同，恰恰是由于前

面的道德、人格、秉性、个性、做事的原则的诸多的同，就决定了在政治上的对立显然是更加尖锐，而且是白热化的尖锐。司马光反对变法，宋神宗支持的不是他，支持的是王安石，因为宋神宗要变现、要钱、要做事，所以司马光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就要走人，就要开路。宋神宗就问他说为什么总要走嘛？司马光说我在这儿没用啊，而且我不敢在这儿待着。他一说不敢待着，神宗说，说句实话，你不是本来跟王安石私人关系不错吗？宋仁宗嘉佑年间的时候，你一个、王安石一个、韩维一个、吕公著，你们四个叫“嘉佑四友”，是最好的在京城做官的四个好哥们儿，你们的关系是很铁的，你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怀疑的？你们私人关系很不错啊。司马光说我们私人关系是不错，但是自从这位爷他当了副宰相或者当了宰相以后，我们的执政理念有本质的差别了。你要说他跟我的关系，我告诉你，没有他跟吕公著的关系好，他跟吕公著的关系特别好，可是只要他跟吕公著在执政观念上有分歧，那他对吕公著是极尽诋毁、毫不客气，你也是了解王安石这个人的，他要是在政治上跟你对立起来了，他是根本不讲情面的。宋神宗确实很想用司马光，我跟你说这宋神宗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我让王安石给我挣钱，我让司马光给我奠定道德的基础，抓住人心，一方面抓人心，一方面抓现金，因为你这现金要是抓得太厉害了就会怎么样呢，就人心都散了，所以他需要一方面树立一个道德的典范，树立一个大大臣在这儿镇着，然后再派出这些去抓去。司马光不干。司马光不干啊，王安石也不干，王安石说这不行。神宗跟他商量说要不然我想用司马光，我想让他做枢密副使，国防部的副部长，其实就是副宰相。王安石说这怎么可以呢？这个人沽名钓誉，他现在在外面名声好得很，对上他是忠臣，对下他是极尽抚慰之能事，您把他安在中央了，这就好比给反对派插了根红旗，我们这活儿还怎么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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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继位之时，正是北宋举步维艰的关键时期，宋神宗就是希望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改革变法，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他自然要选择支持改革的王安石，而放弃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然而，在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司马光看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不可改变的天理。于是，司马光给王安石连续写了三封措辞恳切的书信，希望王安石能够停止改革变法的脚步。那么，王安石会如何给司马光回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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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也在这个当口给王安石写了三封很重要的信，第一封信写了四千多字，是一封很长的信，还剩下那两封信也都是三四百字。在这第一封信里边，他重点说了这么几句话。这是两个人实际上是直接的交锋，就是两个个性、道德、秉性、做事原则都很相近的大大臣，在政治观念上，在变法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这三封信还有王安石的回信，这是在历史上他们俩真正的、直接的交锋。

司马光在这信里重点就谈这么几个观点，第一，说三十年了，天下人谈到你的时候，认为只要王安石一出来，天下便致太平。现在的情形是您出来了，天下有点乱，说您坏话的人比较多，说您好话的人几乎没有。有一部分人是这么说的，说就让他乱吧，我们也不打算提醒他，他乱到一定程度呢，他就自己就烂掉了。可是我不会愿意让看到这种局面，因为您要是烂掉了，这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我要提醒你，要注意现在哪儿是做对的，哪儿是做错的。我这么跟你说话是为了朝廷着想，我不愿意在旁边看着您自己就烂掉了，这是这三封信里头尤其是第一封信里边开宗明义的一个原则。他告诉王安石，说您现在这干的这些事里头有这

么几条是最致命的，第一，您成立这制置三司条例司，这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个怪胎，为什么呢？我们有管钱的三司，为什么又多出来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呢？你这实际上是什么呢？侵官。什么意思？打乱了正常的官僚制度，这是对正常的官僚制度的一种扰乱，扰乱秩序，这是不对的。第二，您用人有问题，您都乱用人，用的都是小人。再一个，您老是变法、变规矩，这叫生事，这叫无中生有。还有一个，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所以，侵官、生事、乱用人、拒谏，这是您最大的问题。说天底下最完美的人就是周公和孔子了，我听说周公和孔子也有缺点，他们也有老师，我觉得您跟周公和孔子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可是按您现在这段表现的话，觉得自己就比周公和孔子还强，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意见，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我知道今儿我说这些话都不合你的意，可是我告诉你，咱俩是一回事。他说了八个字，“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就是我们两个走的路不一样，这叫殊途同归，我们都为了国家好啊，你现在主持天下大计这是为国家好，我现在要准备到洛阳去也是为国家好。我不跟你争啊，但我希望你能发生变化，你要变化了，我还在这儿跳脚干什么？把这信寄去了。

王安石给他回了不止一封信，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应该是回他的第二封信，也就是说，应该是都回了三封信，但是现在只能看到一封信，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只有三四百字，非常简单。一开宗明义就说，咱俩是不可能谈到一块儿的，我们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道不同，所以没法与谋。至于您说的这几件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您说我侵官，把官制打乱了，对不起，我现在进行的官制的改革全都是禀明圣上，经过大家、众官的讨论，然后推行的，所以您说的这不对。第二，您说我生事，我没有生事，我现在进行的改革变法就是为了打破万马齐喑的这种僵局，是为了让国家能够获得财富，是为了富国强兵，这怎么能叫生事呢？就是我们的祖宗活到现在，也不会认为我在生事。你如果把这理解为生事，那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第三，你认为我在征利，就是赚钱，难道我们不需要钱吗？如果我们需要钱的话，并且通过正常的渠道赚到钱的话，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您还说我拒谏，我告诉您，我只听正确的意见，我不听不正确的意见，而且我告诉你，我对于现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之风，对我的谩骂，我根本就没当一回事，这是我在这之前就早就考虑好了的。他说，现在是大家安静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要变动；是大家因循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要革新。所以我已经说了，您写四千字，您哪怕写五千字，您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都不能变，什么都不能乱。而我是要讲变的，我是要在变的当中让这个社会有新的生命力，所以您对我很好，我讲的意见您要是也不能够领教，那也很遗憾，没办法。

你看，这就是像在两股道上的车一样，司马光认为这两股道上的车最后是能交集到一起，但是王安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了王安石的这封信之后，司马光心里就很清楚，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两个人是不可能在政治上达成真正的协同。

王安石去世了以后，司马光听说了之后就跟别人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

说安石这个人没有别的毛病，其他都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就是太拗了，太犟了，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太好辩论是非了，搅得天下大乱，自己最后也郁郁而终。

他说人家执拗，王安石去世了，宋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继位，太后摄政，让司马光做了宰相，司马光做了宰相我前面已经说了，他尽废新法。可是他这尽废新法是不对的，就连他自己这拨的人里头也反对，这典型就是苏轼，苏轼就坚决反对把新法全部废掉，认为有用的还是应该保留，不要一刀切。有一天，苏轼就气冲冲地回到家里头，一边脱办公服，一边就跟他夫人说，气死我了，他简直就是个“司马牛”嘛。为什么他说司马光是司马牛呢？因为司马牛这个人是存在的，这人是孔子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就叫司马牛，所以，你想人家苏轼生气，人家生得也有水平，不像咱们乱生气，净说一些没水平的话，人家一出口就有典故，就把这“司马牛”就套在司马光的脑袋上，他意思说这是个犟人，他就不动摇、不改变、不变通。你看，就在这一点上，这“拗相公”跟这“司马牛”也是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坚守原则的人有时候难免让我们感到讨厌和不可接近，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坚守原则，所以他们的形象才会光辉，他们才能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来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抛开新法的这样一个事实，而纯粹地来看这两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北宋王朝在仁宗和神宗时期包括哲宗时期，因为有了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而使得这个王朝变得非常精彩，这充分证明北宋时期的王朝在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在道德人格、在文章事业方面是一个多么多元而精彩的社会，这种多元的精彩才是我们现在认识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具有价值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单独地要把这两个人拈出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下一集我们将要接着讲王安石和苏东坡。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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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分歧让他们势同水火，文学上的共鸣让他们惺惺相惜，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巨星之间究竟交织着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你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十集《不是冤家不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