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下诗歌争论中的四大问题
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秀存题
第 52 期
读者，批评，知识分子写作，身体性写作
1：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
用不着争辩说诗歌的读者不少，大家心里都清楚，它是很少。你到书店看看，几千平米的地方，诗集只有可怜的一平米。人们说，是诗写得都不好，所以没人读。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最省事最振振有词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胡说。返观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现在的诗可以傲视过去任何巅峰时期的诗。我看过去最好的诗人艾青、戴望舒、冯至、李金发、卞之琳、穆旦的诗，从意蕴含量到技艺含量，是在北岛、多多、西川、于坚、柏桦、臧棣等人之下。而且，就数量而言，当下能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之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
诗歌读者少，是这个时代的羞耻，而不是诗歌本身的羞耻。就总体精神状貌而言，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实利型的读者。他们需要现世现报的东西，“有用就是真理”。他们活得忙忙叨叨，仅有的余暇要用来找刺激。肥皂剧、小报、流行歌曲，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小说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因为当下小说打点儿情欲的擦边球；散文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由于散文可以窥秘，或可以摹仿“识字人”的生活方式使自己附庸风雅。说到底，这都是不同半径的同心圆，那“圆心”就是“实利”。
最近，关于现代诗“读不懂”、“现代诗已走向末路”的呼告不绝于耳。发出惊呼的，不仅有那些几十年一贯制“战斗立场鲜明”的指责者，还有几位在八十年代初为朦胧诗辩护的诗评家。虽然他们的知识型构、审美起点不同，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股“合力”，笼罩在诗歌批评界上空的是一团焦躁、愤激、悲观的气流。对此，我以为是不公正的。
现代诗之“读不懂”，恐怕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我认为，表达方式的含混乃至晦涩，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文学、美术、音乐等）的共同特征之一，很难想像哪一种现代艺术与“晦涩”无关。人们不理解现代美术和音乐，会老实地承认自己理解力、审美感受力跟不上艺术家；可对现代诗“读不懂”，他就敢空前自信地认定是诗人在“胡闹”，而从不想是否自己有问题。这种姿态算是敬重诗歌还是轻慢诗歌？难道现代诗不是某种有关生存和生命复杂经验的特殊“知识”，一门严肃而难能的语言技艺吗？凭什么它就应该是类聚化的老少咸宜的“哲理”？一种行云流水消闲遣兴的“雅好”？
现代诗之“读不懂”涉及到方方面面，此处不便赘述。我想从不同的意识背景形成的不同审美创造力形态上，来简述造成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过去习见的诗歌，主题是鲜明的。诗人自诩为众人的代言人，并担保自己能分辨二元对立中的“真善美”/“假恶丑”。这样的诗当然也不乏精品，但在现代条件下，它骨子里却以僭妄的姿态简化、消解了生命体验的复杂性、真实性，成为柔软的权力话语的补充。生存和生命在更普遍的状态下是充满悖论、缠绕、互否特征的，二元对立的处理肯定遮蔽了许多“问题”。某一类现代诗力图捍卫这些被粗暴地抹煞的“问题”，呈现复杂经验的聚合。因此，其主题更富于包容性：生命和话语历险中彼此冲撞、摩擦、盘诘的不同义项，在一个结构中对抗共生，同时存在，多音齐鸣地争辩，小心翼翼地变奏，以求摆脱独断论立场。这样一来，诗歌的主题就变得含混多义，没有居高临下的“启蒙”和“教育”的主旨，而是面对复杂经验时，诗人与合格读者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因此，这些现代诗是消除意识形态和“道德”权势的诗，是自由知识分子心灵和话语世界的交流场所，是对生命和语言“问题”的艰难探询，而不是强作解人的“结论”。
生存和生命的复杂体现在诗中，必然带来语言的复杂。某个时代诗歌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是否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修辞基础，新的命名，带来新的“语法”。多声部对话，反讽，玄学性，佯谬，个人隐喻等，作为现代诗语境中的基本成份，使不熟悉它们的评论家感到“气愤”。这可以理解。但若以此指斥现代诗是“胡闹”，则未免太过性急。读不懂可以先不读，若要发言，则应检查一下自己的前期准备，阅读前提，“话语场所”，以使自己的言说能作为恰当的学理问题而不是情绪化对立，免得“车走雷声语未通”。你对现代诗语的技术环节不够了解，很可能你的批判就是无效的。比如，诗人要设置“多声部争辩”，你批评他“主题不鲜明”；诗人要反讽，你批评他“不庄重”；诗人要追求“互文性”，你批评他“脱离现实生活”……如此等等。现代诗欢迎批评，但它需要真正准确、内行的批评，这种批评应是洞透之后的质询。
在所谓“否定式思维”自以为预支了“深刻”的浮躁文论环境中，浅薄的批判性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教条。
3：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写作”？
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力求做到的就是扩大诗的承载力，将生存、生活、生命、知性、知识做出个人化的发现，于坚某些诗也同样如此。生存和理念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冰炭关系，而可以是扭结一体的，异质混成的，多音齐鸣的，综合处理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正是与密切相关的概念，强调的是对生命、生存、文化、语言等的广泛探询，对写作技艺的专业自觉，对以往被夸张或煽情化了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反省和批判，并警惕种种极端主义思潮假借知识分子之名给文化带来危害。在此义项关系里，“知识分子”不是“诗人”的限制成分，而是二者彼此激活，不断开放的盘诘关系。我置身诗坛已有20年，基本了解诗坛上重要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建构及文本。
批评家职业道德的底线要求我这样陈说：“知识分子诗人”在80年代中期，为抵制几乎泛滥成灾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而去寻求情感的高贵和写作的难度。有些诗人使自己的写作指向了“纯诗”，但由此也使其诗与“生活”不够贴近。而口语化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有对世俗生活的介入，但不少文本的意味和形式缺乏“被再读”的魅力，流弊所及指向插科打诨。二者相比，无论是疏离“生活”，还是疏离诗歌，都让人惋惜。作为批评家同时也写诗的我，由于生性“退让”，当时只分别肯定了双方的长处。从《生命诗学》的一些文章中可看出我的姿态。但80年代末以后，被称为“知识分子诗人”的人，反省了自己以往诗歌的不足，开始提高自身综合处理时代生活、历史、文化的能力；以个人经验、知识品位、诗歌技艺的修养和旺盛的创造力，使诗歌走向了融合和更为广阔的境地。恰好是被所谓“民间”诗人集中攻击的诗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西渡等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令我不解的是，攻讦者攻击的正是已发生了变化的他们，而对“纯诗”阶段的个别诗作，却意味深长地“肯定”。这就使人弄不清其“立场”的高妙处何在了。大家都明白，“民间”与“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对立关系，排除掉与写作无关的对“民间”的利用，我理解的“民间”，是指非体制化的、对文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的坚持。它与利欲或策略无关，更不应是一个预先赋予价值的“新”神话。它是一个实践的概念，真正的价值只能由文本的质量给出。
我早在许多文章中谈过，现代诗中的“知识”是“特殊知识”。用“特殊”来限制和修正“知识”，意在陈明它是一种与矛盾修辞、多音争辩、互否、悖论、反讽、历史想像力对生存现状的复合感受有关的“知识”。在一个思想、“感性”与技术和物质放纵主义同步的集约化、标准化的干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特殊知识”恰好是对绝对主义知识、二元对立知识及唯理主义崇拜和历史决定论的颠覆。后者简化乃至抹杀了世界和人生（包括审美）的问题，前者捍卫了世界和人生以探询问题的形式存在。这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学艺术而言，我们看到那些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家更有力地将理智的深刻内省和感性的解放凝为一体。在此，“特殊知识”以其特有的细节含义，重新厘定了诗歌（文学）中“知识”的定义。从某一角度讲，我愿将它作为一个“新感性”的审美的批判的词语。它要反抗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压抑、工具理性、科技霸权，而且还有受动的消闲遣兴、取媚市场、自我精神剥夺的伪感性“奇观”。“特殊知识”是否定精神、批判精神、自由探询、历史想像力的综合，是诗人对于生命、自由、美、责任的自觉。也可以简言之，它是一种现代经验的复杂“知识”，是诗人立场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特殊知识”。它要消解“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消解自以为客观的统一和确定性，捍卫写作的自由、差异性以及介入生存的有效性活力。我认为，“知识分子诗人“及于坚本人的某些诗都在趋向于此。于坚现在大力攻击知识分子写作，并大谈“原在”、“原天地之美“，但他自珍的主要作品如《○档案》《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我本人也充分肯定这些作品），我看不出与我的说法有何出入。用他的“新”说法解释他自己的这类作品都有气短的感觉。我认为，于坚这类诗从知识系谱上来自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批判”及卡尔·波普尔。因此，他用不着自相矛盾地否定“知识分子写作”。
4：“身体性”是诗的福音还是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