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

作者：吴欣

来源：《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

摘要：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中亚完全融入了古波斯帝国庞大的管理体系。中亚聚落和宗教建筑的分布、遗址内部结构和居住史等，都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实施了实质上的统治。这种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的景观和社会经济生活，在政治制度、管理工具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该地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并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阿契美尼德  波斯帝国  中亚  丝绸之路

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9—前330），也称古波斯帝国，该帝国以伊朗西南部法尔斯（Fars）省为中心，囊括从印度河谷到地中海沿岸、从欧亚草原到尼罗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古波斯帝国虽为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但由于学术传统等，其历史长期被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契美尼德帝国才逐渐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帝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即以中亚为例，探讨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

公元前6世纪末，中亚被纳入阿契美尼德国王的统治下，成为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索格底亚纳（Sogdiana，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中南部）、花剌子模（Chorasmia，今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北部）、帕提亚（Parthia，今土库曼斯坦西部和伊朗东北）、亚里亚（Aria，今阿富汗西部）、赫卡尼亚（Hyrcania，今伊朗东北部、里海东南部）、阿拉霍西亚（Arachosia，今阿富汗南部）等地区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行省，并且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古波斯帝国解体后，中亚迅速崛起，国家、城市、复杂的书写体系、官僚系统、货币制度、视觉艺术和纪念性建筑等纷纷出现。有些中亚王国随后还发展成为庞大的区域性帝国，如兴起于土库曼斯坦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 Kingdom，前247—224）以及印度—伊朗边界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前324/2—前185）和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约公元1—3 世纪中期）。中亚开始真正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途经中亚和伊朗的古代丝绸之路，亦在此时雏形方成。

面对中亚所创造的历史奇迹，人们不禁发问，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中亚在短时间内的“爆发”？是本土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还是受外来因素——诸如古波斯帝国甚或亚历山大帝国——的催生与促动？近年来，随着对亚历山大大帝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新考古材料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在政治策略、国家管理还是个人行为方式上，亚历山大大帝都是以古波斯国王为典范来统治的。2012年发表的古巴克特里亚阿拉米语管理文献（Aramaic Documents from Ancient Bactria，简称ADAB），其中有一篇纪年为“亚历山大七年”的文书，该文书所反映的管理程序、公务人员称呼、日历和度量衡等，完全承袭阿契美尼德王朝。如果没有纪年，我们会误以为它是古波斯帝国时期的文书。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古波斯帝国的统治对中亚和周边地区后来的王国乃至帝国都有着巨大影响，但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对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整体认知基础之上，至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中亚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我们并不清楚。另外，关于古波斯帝国的统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学术界依然存在激烈争论。

历史学家依据古典文献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央的王室铭文，普遍认为古波斯帝国对中亚（至少部分地区）有着实质上的控制，甚至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王室铭文所罗列的行省名称，来推断不同时期帝国的领地变迁。艺术史家则基于对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宫殿和附近纳克什-伊·鲁斯塔姆（Naqsh-i Rustam）波斯王墓上浮雕的研究，认为浮雕所展示的帝国属民形象，其实是对王室铭文所提及的帝国行省的拟人刻化，意在彰显波斯国王的伟大，而不反映历史事实。与聚焦帝国中心来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法不同，考古学家则立足中亚，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该地区物质文化（如陶器材料）的梳理，探寻阿契美尼德统治对当地的影响。但他们发现，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陶器在器形、器物组合、工艺等方面都完全沿袭了波斯人到来之前的传统，波斯元素几乎无迹可寻。一向被用来衡量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各行省影响力的古波斯风格的典型器物，尤其是与贵族生活密切相关，俗称“菲阿勒”（phiale）和“郁金香碗”（tulip bowl）的两种酒器，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考古地层中几乎完全缺失，有可靠考古地层的相关图像学材料在中亚也鲜有发现。因此，很多考古学家怀疑古波斯帝国是否真正控制过中亚，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即便对中亚有过统治，这种统治很可能也只是名义上的，古波斯人的到来对中亚当地生活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波斯波利斯埃兰语（Elamite）管理文书的进一步释读，ADAB的发现和出版，以及中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我们有了更多关于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材料，为重新考察这一时期中亚的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本文旨在根据这些新材料，尤其是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梳理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以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本文首先通过对比古波斯帝国统治以前和古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的中亚，展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中亚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与波斯腹地的关联和相似之处，进而解释这一时期中亚新出现的一系列遗址和大规模道路系统所蕴含的意义；最后探讨古波斯帝国的兴衰对中亚地区产生的影响。

一、前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中亚

理解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必须溯源至前阿契美尼德时代，分析中亚在古波斯人到来前后的发展路径及其变化。有关前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历史的文字记载，主要来源于古典史学著述，但是，这些文献材料不但支离破碎，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小，而且疑点重重、难以凭信。庆幸的是，近年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为揭开古代中亚的神秘面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古典史学著述中有关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前中亚历史的记载，基本只涉及巴克特里亚，对其他地区则缺乏记述。根据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和色诺芬等希腊作家只言片语的记录，在波斯人到来之前，巴克特里亚已经出现国家。该地区由当地国王统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可观的物质财富，有能力对抗甚至挑战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等强大的政治实体。据克特西亚斯记载，巴克特里亚人曾帮助米底人（Medes，生活于今伊朗西北部）和巴比伦人推翻了亚述君主的统治，加快了亚述帝国的衰落。古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约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在推翻米底人统治、成为第一位波斯国王之后，随即征伐巴克特里亚。之后他又征伐里海东岸的游牧民族，最终在广袤的中亚草原上战败阵亡。这些文献来源不多，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但是它们清楚地表明，在当时的希腊人眼里，巴克特里亚强大且富有，是公元前一千纪内西亚权力角斗场中不可小觑的力量。然而，这一点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考古学家在中亚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的遗存，首次认识到中亚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中亚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与印度河谷、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环亚洲和地中海商业网络。考古材料显示，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该商业网络衰落，中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约前1500—前1100年）。但对此后1000年左右的中亚历史，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上，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最近十多年，随着对中亚铁器时代重要遗址的发掘，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前中亚社会的信息。这些遗址包括土库曼斯坦南部的乌鲁格台培（Ulug depe）、乌兹别克斯坦中部泽拉夫善河谷（Zarafshan Valley）的考克台培（Koktepa），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谷（Surkhandarya Valley ）的班迪汗绿洲（Bandikhan Oasis）和詹达乌拉台培（Jandavlattepa），其中，目前最重要且我们所知最多的当数乌鲁格台培遗址。

乌鲁格台培遗址位于今伊朗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处，坐落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脉东侧靠近山脚的冲积平原上，即古代马尔吉阿纳（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木鹿地区）和帕提亚的交界处。在中亚所有遗址中，该遗址有着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层和年代序列，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古波斯人到来之际，它是中亚地区目前所知唯一一座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城址，因而特别重要。遗址占地13公顷，最高处高出周围平原30余米，包括上城和下城两个部分。城内各个区域由大街小巷贯穿，上城有一系列大型纪念性建筑，下城则主要是居住区域，遗址周围环绕着厚约1.5—3米的坚固围墙。

乌鲁格台培的纪念性建筑包括一个被称为“卫城”的建筑，伫立在由夯土块建成的两层平台之上，占据着整个遗址的制高点。此外，仓库、宫殿和一座大宅，均坐落在由泥砖和大块夯土建成的平台上。卫城平面为方形，边长约40米，整个外墙立面由马面和壁龛交互装饰，墙面上还有细长的箭孔型结构，穿透墙体，兼备防御、装饰和采光功能。这些特征使得该建筑显得非常坚固，但其内部结构和遗物显示，卫城并非防御性军事建筑，而是仓库兼经济管理中心。该建筑有上下两层，下层由一系列窄长的房间和环绕它们的内外两条走廊组成。走廊和房间内靠墙部位的地上，发现许多用于存储谷物的罐和瓮，有的高达一米左右。这些容器或是放置在地面上，或是埋在地面以下，仅露出口沿部分。在房间或走廊的入口处、封堵门道的填土和箭孔里，还发现一枚白色石质印章和若干块带有印签的封泥。这些用于经济管理的工具显示，卫城的下层充当仓库。上层可能是居住区域，已坍塌，但从一楼通向二楼的宽大楼梯尚存。该建筑墙壁（至少部分）用赭石颜料涂成红色，其鲜明的颜色和引人注目的高度，使得人们在30千米之外都能看到它。相对于中亚铁器时代其他遗址而言，乌鲁格台培规模宏大，内部建筑分布密集、大小各异，且分区明确，显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些特征表明，乌鲁格台培已经具备城市特征，其卫城除了实用功能外，很可能还扮演着权力象征的角色，宣示乌鲁格台培的首领对周围土地的控制权。

考克台培遗址从早期铁器时代延续至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两千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从该遗址向南约35千米，即后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撒马尔罕。该遗址的发掘者拉宾（Claude Rapin）和伊萨米季诺夫（Muhammadjon Isamiddinov）认为，在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该遗址已经具备“原始城市”的特征，农业和手工业扮演重要角色。遗址内的建筑排列紧密，由多个房间组成，地面由夯土块砌成。从公元前8世纪前后开始，当地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转而居住在营帐或帐篷中，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到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考克台培的社会生活再次发生巨大改变。人们在遗址中部修建很大的平台，在上面建起两个带有防御功能的大庭院，院内分别驻有早期经济政治机构和宗教机构。这些建筑暗示，当地可能已经存在强大的管理机构和政治实体。拉宾进一步认为，正是这个政权修建了布伦加（Bulungar）和达共姆（Dargom）两条源于泽拉夫善河的古代大运河，当地的农业生产力因此大大提高。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考克台培是一个真正的城市遗址，运河的开凿时间仍有待商榷。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汉河谷，位于古巴克特里亚北部，是乌兹别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考古研究最深入的地区之一。乌兹别克斯坦—德国联合考古队对该地区班迪汗绿洲遗址的研究表明，在该绿洲的数个遗址中，马吉达台培（Majdatepa，或称Bandikhan I）最早，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由一个卫城和周围地势较低的下城组成。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别克台培（Bektepa，或称Bandikhan Ⅱ）居住。此后，别克台培被短暂弃用，但在阿契美尼德时代又重新启用。

苏尔汉河谷另一大型遗址是詹达乌拉台培，该遗址位于班迪汗以西的谢拉巴德绿洲（Sherabad Oasis）。依据苏联学者的研究，该遗址初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但乌兹别克斯坦—捷克联合考古队的发掘表明，詹达乌拉台培早在早期铁器时代就有人居住。遗憾的是，新的考古探索尚未阐明，在其早期阶段，该遗址是否已经具备城市聚落的特征。尽管如此，由于该遗址是目前所知为数不多的兼具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和阿契美尼德时期地层的遗址，对它的研究，为理解古波斯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的遗址分布状况和聚落演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总体来看，在波斯人到来之前，中亚局部地区似乎已经处于国家雏形阶段，一些地区性中心如乌鲁格台培、考克台培和班迪汗已经存在，但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证据显示国家结构在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确已存在。虽然乌鲁格台培已经具备明显的城市特征，其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也表明国家雏形业已初显，但是，它在波斯人到来之际已经衰败。另外，考古资料并未显示，在阿契美尼德统治之前巴克特里亚特别强大和富庶。也就是说，在前阿契美尼德时代，虽然中亚地区可能开始出现城市，但只局限在个别地区，国家尚未真正形成，更无证据显示该地区已经出现书写体系、官僚系统、货币制度等国家治理工具。那么，进入阿契美尼德时代，中亚是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若是，这些变化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这些因素是否与阿契美尼德帝国在当地的统治有关？

二、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中亚

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首先要考察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留下了何种历史印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发现的阿契美尼德时期文献材料仅限于两块埃兰语管理文书的泥板残片，上面保存的只言片语也不能提供太多信息。除了阿拉米语文书ADAB外，中亚地区几乎没有任何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文献材料。而考古材料显示，在物质文化层面，该地区未显示任何视觉上可以捕捉到的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退一步追问，阿契美尼德帝国与中亚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互动？对于这个问题，中亚本土材料显然不能提供太多证据，但是，来自中亚以外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材料则明确显示，中亚与古波斯帝国存在频繁互动。以下将首先利用伊朗的文献和图像材料，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体系等方面，缕析帝国与中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释中亚材料缺失的原因，重新评估现有材料，并据此探讨阿契美尼德帝国与中亚行省的关系。

（一）政治关系

最早提及中亚诸省的文献是著名的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该铭文刻在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贝希斯敦附近的一块崖壁上，以文字和浮雕的方式记录了公元前522/521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登上王位之后，平定帝国内部各地叛乱的历史事件。铭文提到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纳、花剌子模、阿拉霍西亚等地区，指出中亚的帕提亚、赫卡尼亚、马尔吉阿纳和阿拉霍西亚都参与了叛乱。该铭文暗示，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期间，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古波斯帝国的统治区域。在铭文中，大流士一世声称，他在马尔吉阿纳屠杀了总共5.5万名叛军，俘获了近7千人。这些数字远远超过大流士一世在帝国其他任何地方斩获的人数。如果这些数字真实的话，那么，在古波斯帝国初期，中亚曾是波斯的劲敌。公元前519年，中亚草原的一部分游牧人群（尖帽塞人）也被纳入大流士一世统治之下。在浮雕上，马尔吉阿纳的叛军首领弗拉达（Frada）与帝国内其他8名叛军首领被缚成一列，站在大流士一世面前；最后一个头戴尖帽的形象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他便是率领游牧民族叛乱的塞人首领斯昆哈（Skunkha）。

其他王室铭文和浮雕图像也显示，中亚各地区和各民族从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是波斯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材料罗列出帝国的各个行省，传达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一统”和王权至上的意识形态。但它们提供的中亚信息非常有限，只能说明该地区隶属波斯，至于这种关系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上的，其实并不清楚。

非官方的图像资料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示了古波斯帝国对中亚的统治，而且显示这种统治不只是名义上的，而很可能是实质上的。在波斯的官方艺术中，中亚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一样，被描绘成波斯国王和平而忠诚的支持者，他们给国王带来礼物或贡品，共同抬起王座，或双臂高举，支撑起王座或“伟大之王”所站立的高台。但非官方艺术（主要是表现战争或格斗场景），却显示古波斯人在中亚的统治其实并不顺畅，军事冲突时有发生。这类图像主要刻画在印章上，也有少量反映在石棺、个人装饰或生活用品（如项圈、梳子）等上。关于阿契美尼德帝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冲突，除贝希斯敦石刻外，其他王室铭文和官方艺术都没有明确涉及；但在古典史家那里，古波斯帝国内乱不断。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刻画了大量士兵形象，显示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对军事力量的展示和依赖。因而学者普遍认为，波斯国王有意识地回避了对战争的记载和描述。分析阿契美尼德时期战争或格斗场景会发现，冲突的双方分别为阿契美尼德贵族和来自中亚、希腊、埃及的敌人，胜利永远都属于波斯人及其盟友。对这些战争和格斗场景的深入研究表明，从大流士一世统治的后半段到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Ⅲ，公元前359—前338年在位）统治期间，中亚曾持续挑战波斯帝国的权威，给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带来很大困扰。不难想象，为了应对持续不断的边境问题，帝国中央很可能采取了措施，如派遣人员驻扎中亚、设置军事堡垒等。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在中亚找到这种堡垒性建筑。

此外，古波斯人对阵中亚人的图像在整个帝国内都很流行，除伊朗本土外，从安纳托利亚到两河流域、埃及乃至哈萨克斯坦都发现了这样的图像。这一现象一方面表明，中亚和帝国中央很可能存在激烈的或是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显示，古波斯贵族很可能视中亚人尤其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为强大而令人畏惧的战士，因而将其与帝国其他属民区别对待。事实上，从波斯波利斯宫殿的浮雕上，就可以捕捉到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图像显示，帝国各地的代表列队纳贡或为国王献上礼物，其中，中亚的索格底亚纳人和塞人很可能拥有特权，他们可以携带武器，其他人则是将武器作为贡品捧在手上，而且塞人更是颈戴项圈，而项圈通常象征国王赋予的特权。这些细节显示，波斯国王对中亚至少是部分地区的属民奉行收买和怀柔政策。

回看古典历史学家的作品，会发现“中亚难以统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在希腊人的概念中，中亚特别是巴克特里亚，是“帝国的尽头”之一，是流放犯人、“让人消失”的地方。古典文献也数次提及阿契美尼德国王与巴克特里亚总督之间的对抗。对于这些政治事件的记载，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里安认为，它们反映的只是波斯王室内部的争斗，是在位国王与他在巴克特里亚任总督的兄弟之间为争夺王权而发生的冲突。但笔者认为，这些文字记载与上述战争图像一样，应被视为波斯国王试图平复帝国东北边区的冲突而发生的事件。

（二）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层面上，中亚以外的文献材料显示，中亚已经完全融入阿契美尼德帝国体制。伊朗西南部苏萨的一篇王室铭文（通常被称为Susa Foundation Chart，即苏萨奠基铭文）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了大流士一世在苏萨修建宫殿一事。铭文宣称，修建王宫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帝国各地，巴克特里亚提供黄金，索格底亚纳提供青金石（lapislazuli）和红玉髓（carnelian），花剌子模提供绿松石（turquoise），阿拉霍西亚提供象牙。至于这些王室铭文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但这些铭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亚已被纳入帝国的经济考量之中。

古希腊文献也反映了中亚对帝国的财政义务。根据希罗多德列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纳税清单，中亚各省有义务向波斯纳税。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构成帝国第十二税区，每年向帝国缴纳360巴比伦塔兰同（talent，1巴比伦塔兰同大约为30公斤）的白银；塞人和里海南岸的加斯比人（Caspians）构成帝国第十五税区，每年上缴250塔兰同白银；帕提亚、花剌子模、索格底亚纳和亚里亚共同组成第十六税区，每年缴纳300塔兰同白银的税赋。关于该纳税清单的性质，学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基于某种阿契美尼德官方文件，因而是翔实可信的；有人认为，该税单反映的是希腊人的视角，所以其信息并不可靠；折中观点则认为，传统上，中亚本无相关的管理体系，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税收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建立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这一观点可能比较客观，波斯波利斯卫城的档案文书清楚地表明，中亚的行省乃至个人都对帝国负有纳税义务。

如果说王室铭文和古典文献提供的信息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波斯波利斯卫城档案（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Archive，简称PFA）的埃兰语管理文书，以及来自上埃及埃勒凡泰尼（Elephantine）和古代巴克特里亚的阿拉米语文本，则明确无误地显示，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中亚绝大部分地区——最晚从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开始直至波斯帝国灭亡——都在极大程度上融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管理体系；中亚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族群的帝国中，并受制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据埃勒凡泰尼的文献记载，来自巴克特里亚、花剌子模和里海地区的中亚人，与巴比伦人、米底人、波斯人、犹太人等在埃及共处，生活屯田，共同遵守波斯帝国的律令。PFA中的2万—3万块埃兰语泥板文书，有近千块记载了从国库中将口粮分发给因公出差和旅行的人。这些记录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493年，这类与差旅相关的文本通常被称为Q文本或者“旅行文书”，是因公出差的人在途中领取面粉/谷物、牲畜/肉、啤酒、水果等补给后的存根。这些人在国王或高级官员的授权下出行，途中在官方驿站领取口粮和其他补给。这些文书通常会记录旅程的起点、目的地、授权人、粮食供应人和领取人，以及领取口粮的人员数目、族属、职业等信息，最后是发放的月份和年份，很多泥板的侧面和背面还分别盖有粮食供应人和领取人的印章。通过文书所记录的差旅人员的路线，可以复原古波斯帝国的道路系统，也就是希腊历史学家笔下著名的古波斯帝国的“王道”（Royal Road）。克特西亚斯就提到，波斯的“王道”从小亚细亚的萨迪斯（Sardis）向东，延伸到巴克特里亚的首都巴尔赫。希罗多德对古波斯帝国“王道”的记录尤其多，但他涉及最多的是小亚细亚的道路。

波斯波利斯行政管理文书显示，阿契美尼德的“王道”是由帝国中央投资新建，以波斯波利斯为中心，扩展到整个帝国的道路系统，是中央对其辖区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设施。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中亚诸省包括帕提亚、亚里亚、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帕里卡纳等，都是公差旅行的起点或目的地。波斯波利斯文书还提到诸如“巴克特里亚人”、“索格底亚纳人”、“阿拉霍西亚人”、“帕里卡纳人”等族群名称。位于更东方的印度河地区也多次被提及，一部分印度人就是通过中亚，经现在的阿富汗走陆路进入伊朗高原，另一部分则走海路，通过波斯湾进入伊朗西南的苏萨。文书显示，在阿契美尼德统治初期，中亚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被纳入阿契美尼德的道路网络。这个道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系统，它的建立使得中亚与帝国中心密切相连，并通过后者与其他行省贯通。古波斯帝国中央为“王道”上的旅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员支持。借助这个道路系统，中亚地区历史上首次得以与地中海地区贯通，为日后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后来的丝绸之路基本沿用这个道路系统。

在覆盖整个波斯帝国的庞大网络中，中亚地区几乎所有的行省都曾派遣人员，前往帝国中心地带执行各类任务，比如参与基建、赠送礼品、输送贡品、缴税、结盟等。这些差旅人员包括各地组织的工匠、仆从、士兵以及政府官员和对外交往人员。有时，这些差旅人员还配有专业向导。一些旅行团还带有马、骆驼、狗等动物，这些动物作为旅行团的一部分，也会得到食物配给。旅行团的负责人通常携带由国王、帝国中央高级行政长官或行省总督发放的出行通牒。这些通牒作为书面许可，规定差旅人员的配给发放标准，一般用阿拉米文写在牛羊皮上或莎草纸上，方便携带。例如，泥板NN1657提及的帕提亚“执矛手”（Spear-Bearer）塔姆沙卡玛（Tamšakama），就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他受大流士一世派遣，持国王授权书，与其他三人同去帕提亚。文书显示，这行人最初可能受时为王储的薛西斯的派遣，前去面见国王。当时薛西斯作为父亲大流士一世的军事指挥官，驻扎在东方的帕提亚。波斯波利斯的旅行文书还给出中亚两个最强大行省的总督的名字，即巴克特里亚总督伊达巴努什（Irdabanuš）和阿拉霍西亚总督巴卡巴杜什（Bakabaduš），后者在其领地之外如犍陀罗等广大区域，也享有很高权威，不仅把出行通牒发放给从阿拉霍西亚出发的差旅人员，也发放给那些途经该地区的差旅人员，比如，从犍陀罗和帕里卡纳地区出发的人。他的权力还延伸到帝国东南部的其他行省。在来自中亚的差旅人员中，文书中提到次数最多的是巴克特里亚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波斯人一样，完全融入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但大部分仍保留自己的内部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

这些因公出差的人员并非只从中亚流向伊朗，也有人从伊朗甚至更遥远的帝国西部边陲进入中亚。文书提到一个由150名斯库德里安人（Skudrian）组成的女性差旅团体，她们原本来自黑海沿岸，在阿富汗南部阿拉霍西亚完成某种任务，之后又在3名向导的带领下，受命奔赴波斯波利斯附近。

在人员流动的同时，物资也在中亚与帝国中心之间流通。上文所说的“苏萨奠基铭文”就提到，中亚为大流士一世在苏萨的王宫提供了黄金、青金石、绿松石和象牙。波斯波利斯的一份文书记录了一个从阿富汗西部的亚里亚前往苏萨的旅行团的口粮分配情况，这支队伍由588人、18匹马和100头骡子组成，其庞大的规模特别是数量可观的驮运牲畜，表明他们的任务可能是运输物资。因为他们沿途所需的粮食由波斯波利斯的行政机构统一发放，所以很可能是为帝国中央运送物资，而不应该是私人商队。此外，这些物资数量很多，很可能是亚里亚总督上缴的税赋或贡品。波斯波利斯的一些文书明确记载了将“baziš”（通常被认为是税赋或贡品）从阿拉霍西亚和帕瑞卡那运送到苏萨。文书提及的运输税赋或贡品的出行团队通常有十人以上，有时还有一些马匹。一些团队还包括大量仆从（puhu），这些仆从也可能作为上缴的税赋。除了总督领辖应缴的税赋或贡品外，家庭或个人也可能将他们的税赋或贡品送至帝国腹地。

PFA的2万—3万片泥板，是至今在古代西亚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古代档案，而这些泥板只是当时波斯波利斯行政管理文件中很小的一部分，旅行文书更少。可以想象，为了帝国内部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物资交流，帝国中央一定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在差旅上，帝国中央的花费除为出差人员提供食物外，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造并维护庞大的帝国交通干线网络，以及在途中设置驿站、亭障、仓库、手工作坊、农场、动物养殖场乃至新的城市等。同时，帝国行政当局还必须为差旅人员提供后勤支持，如由专业向导提供指导和保护，确保军事人员迅速集结，为各级官僚机构提供行政管理人员、书记官和会计等。考虑到PFA所显示的行政体系的复杂性，不难想象，前往中亚地区的差旅者中，相当数量的人是驻扎在东方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到那里出差的官员。

（三）行政管理体系

波斯波利斯的文献材料显示，中亚很可能采用了帝国中央的行政管理体制。例如，波斯波利斯的府库（Persepolis Treasury）中，有200多件由绿色燧石制成的石臼、石杵和石盘。其中大多数器物都有用墨笔书写的阿拉米语题记，显示它们来自阿拉霍西亚；而对这些器物的石质的初步考察也显示，它们很可能来自阿富汗。题记提到当地仓库中的几类工作人员，包括“司库”（Treasurer）、“副司库”（Sub-Treasurer）、工匠等，这类人员都配有书记官和会计。器皿上的题记应该是由驻扎在当地的书记官书写的，其书写方式、用词、格式等，与巴克特里亚和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文如出一辙。这些相似性表明，阿拉霍西亚存在与帝国中央高度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亚地区的一些书记官和行政人员，很可能在帝国中心接受了训练，然后前往东部就职。当然，有些人可能在当地学校学习，而这些学校采用了帝国统一的训练规范。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被国王短期派往东方，从事税收审计等工作。

在此语境里重新考量上文提到的来自中亚的两块埃兰语泥板残片，就会得出结论：中亚的确存在与波斯波利斯类似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两块泥板残片出自阿拉霍西亚行省驻地旧坎大哈（Old Kandahar）的卫城附近。它们记录了某个交易后的余额，虽然只有只言片语被保存下来，但其楔形文字书写、记录方式以及背后显示的会计和管理方式，与波斯波利斯同类型的埃兰语文书并无二致。基于这些证据，研究者认为，中亚采用了与帝国腹地相似的行政管理方式。

古巴克特里亚阿拉米语文献ADAB，直接验证了东方行省确实存在“官府档案”。该档案原本应该属于巴克特里亚总督阿赫瓦马兹达（Akhvamazda），它包括30份写在牛皮纸上的阿拉米语文本和18根用于记录交易余额的计数棒，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前353—前324），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第7年。ADAB使用的阿拉米语文书与埃勒凡泰尼的阿拉米语文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使用的技术词汇也与PFA中的相关词汇相似。ADAB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猜测，即帝国内部可能存在中央誊抄学校，而一些中亚行政人员可能就受到过帝国统一的誊抄训练。

对ADAB的研究揭示了巴克特里亚的官僚制度、权力结构和经济制度等，都与波斯波利斯如出一辙。在具体的管理程序上，ADAB中的一些文书也呼应了波斯波利斯的档案文书。例如，一件与波斯波利斯的“旅行文书”非常相似的文书，是发放给一位名叫巴亚萨（Bayasa）的高级官员的供给清单存根，显示他在从巴克特里亚首都巴尔赫前往瓦尔努（Varnu）的途中，领取了面粉、家禽、家畜等大量供给。文书清楚地罗列出旅程的起点、目的地、物品供应人和领取人的名字、所在地点、发放的年月等信息。在另一功能相似的清单上，封泥尚存，并且盖有印章。这种封印的做法进一步验证了巴克特里亚采用了与帝国中心完全相同的管理流程。此外，该封泥上的印章无论是图像主题还是风格，都与波斯波利斯泥板上的众多印章非常接近，刻画了两组人狮格斗的场景，分别是一个骑在马上的人和一个站在地上的人都用矛与狮子搏斗，这种人兽搏斗的场景是PFA印章上最常见的图案。这种相似性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帝国腹地对中亚的影响。

总之，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心的文献和图像均显示，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在政治、经济、行政管理等方面，中亚都已经被纳入古波斯帝国体系之中；而帝国（包括中亚地区）的管理文书则显示，中亚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并复制了帝国的管理体系。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在中亚就应该可以找到帝国印记。

三、中亚景观的帝国印记

“制度景观”（Institutional Landscape）原本是经济学概念，用于描述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各种制度如何保持独立或实现共存，并通过何种方式与其他制度进行互动，错综复杂的制度网络如何建立、维持或蜕变及其对民生的影响等。近年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这一概念逐渐被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所采纳。亨克尔曼在研究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机制时，就借用了“制度景观”概念，将“帝国”看作一个制度网络，来探讨制度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以及它们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基于对古波斯帝国管理文献的研究，亨克尔曼推测，阿契美尼德帝国制度应该具有相应的物化表现，包括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一系列的沿途站点，以及各类作坊、粮仓、府库、集市、牧场、桥梁、堡垒、中心城市、卫星城镇，甚至供王室或高级官员使用的宫殿和庄园等。这些设施共同形成一个与帝国制度相对应的分布模式，即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制度景观”；亨克尔曼将其视为帝国制度在地理景观上的“签名”或“指纹”。在这一模式下，重要经济机构所在的城镇和其他较大的行政中心如波斯波利斯，通常会被一系列附属的居住点包围。亨克尔曼通过考察波斯腹地考古遗址的分布特征，验证了这种“签名”确实有其物化表现。

亨克尔曼指出，坎大哈埃兰语文书和ADAB阿拉米文书，都显示出与PFA文书的高度相似性，反映了中亚的阿拉霍西亚和巴克特里亚行省，都移植了波斯腹地沿袭百年的帝国制度。我们应该能够在中亚发现帝国“签名”或“指纹”，但未必表现在日常用具（包括陶器）上，而是反映在更大的景观层面：与波斯统治之前相比，如果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景观发生了变化，并与波斯腹地的“制度景观”逐渐趋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进行实质性统治的考古学证据。

（一）中亚考古景观

近年在中亚的考古研究显示，相比前阿契美尼德时期，该地区景观在古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发生了剧烈变化。遗址分布上的最大改变就是新建了众多聚落，这些聚落大小不一，功能各异，与早期已有聚落共同形成新的考古景观。许多新聚落位于山口或河流的交叉点附近，有些还配备了城墙、堡垒等防卫系统，显然是为了控制道路交通和水资源。例如，哈伊塔巴德（Khaitabad）是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众多新建的聚落之一，坐落于阿姆河重要支流苏尔汗河（Surkhandarya River）边，旁边有两条古代运河，为周边地区提供灌溉水源，遗址就位于运河和主河道的交叉点附近。这种布局表明，建立该遗址的主要目的，可能就是控制跨河交通和分配农业用水。该遗址西北方向山麓地带的塔拉什坎台培1号（Talashkan Tepa I），是另一处新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城堡遗址。该城堡有5米厚的围墙，墙体由前后两道墙和夹在中间的走廊组成，走廊内发现厚厚一层动物粪便，表明该城堡可能是当地居民在危急之时携带牲口藏身的地方，或者是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牲口集散地。另外，在阿富汗北部，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处考古学家于2007年发现一处名为柴史美·沙发（Cheshm-e Shafā，意为“治愈之泉”）的城址。该城址位于巴克特里亚都城巴尔赫以南约20千米处，坐落在巴尔赫河畔一个狭窄的山口上，由河边一个低平的下城和山顶的防御系统组成。该城址初建于古波斯帝国时期，规划十分完善：四周有坚固的城墙环绕，城内分布着若干大型纪念性建筑，山口两侧向山顶上蔓延分布着一系列防御工事，控制着从巴尔赫通向阿富汗中部的水陆交通。无疑，柴史美·沙发曾是一个地区性行政中心。遗址旁边山顶的山崖上，还发现一个用于祭祀的巨大石灰岩质火坛，从那里可以俯瞰下城和远处山谷，显示该遗址可能是祭祀或宗教中心。

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考古景观的最大特点是遗址呈组合式分布，通常由一个大遗址和周边紧邻的若干小遗址组成，或是若干个大小相近且相互关联的遗址形成遗址群，有的为团状，有的为线形。例如，在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绿洲以北的沙漠中，DAFA在沙丘下发现一个呈线性分布、由若干面积相近的小遗址构成的遗址群。与这些遗址平行的，还有一条类似灌溉渠的宽大遗迹，可能用于给这些遗址和周围农田提供水源。类似的线性聚落体系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木鹿绿洲（Merv Oasis）也有发现。意大利考古队20世纪90年代在木鹿的调查显示，绿洲北缘东部和西部分别有一条南北分布的遗址带，这些遗址多为堡垒建筑，大概是为了保护绿洲内的农业用地。总体来讲，线性分布的遗址可能是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如控制道路、开发农田或水资源等。

（二）中亚遗址分布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汗河谷的考古遗址分布状况显示，该地区的景观与阿契美尼德帝国可能存在很强的关联。从前阿契美尼德时代到阿契美尼德时代，这一地区的聚落分布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人们星星点点地居住在该地区，每个时期的遗址仅有几个。而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该地区突然增加了很多新建聚落，遗址数量呈爆发之势，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至少50多个该时期遗址。这些遗址多呈团状分布，形成一个个遗址群，每个遗址群由一个大的中心遗址和周围多个小的卫星遗址构成，到目前为止，仅苏尔汗河谷就发现七个这样的遗址群。其中最大的位于河谷上游的米尔沙地绿洲（Mirshade Oasis），它由一个中心遗址克泽尔台培（Kyzyltepa）和附近十多个小型遗址组成，这些卫星遗址面积通常小于0.2公顷，与中心遗址距离通常不超过1.1千米。沿着苏尔汗河谷下行，在克泽尔台培西南约40千米处的班迪汗绿洲，坐落着另一个遗址群，由三个遗址即嘎兹木拉台培（Gazimullatepa）、别克台培和肯迪克台培（Kindyktepa）构成。沿着这条路线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在谢拉巴德绿洲，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遗址詹达乌拉台培，在阿契美尼德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居住点，周围环绕至少四个这一时期的小遗址。遗址群的内部结构为一系列小遗址围绕一个大的中心遗址，与波斯腹地的遗址分布状况非常相似。例如，波斯波利斯被周边紧邻的一系列附属居住点包围，在外部，遗址群之间也是互相关联的。苏尔汗河谷的七个遗址群，以中心遗址为核心，均匀散布在苏尔汗河谷中，这些遗址沿不同方向呈线性分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分布模式是自然演变的结果，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和仔细测绘而构建的人工景观。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大量新建聚落，其背后一定有强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这种支持不太可能是自发的，而更可能来自中央及各行省。换言之，这种景观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管理制度在中亚的物化表现。

ADAB文献证实，中亚行省长官有责任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ADAB中有两封信件，都提到巴克特里亚总督阿赫瓦马兹达曾派遣军队分别前往索格底亚纳南部的尼沙帕亚（Nikhshapaya）和基什（Kish）修筑城墙和护城河。他还命令部下即驻扎在呼米（Khumi，今阿富汗北部塔什库尔干）的巴嘎旺忒（Bagavant）负责监督执行。但军队在前往指定施工地点的途中遇到蝗灾，当地下级官吏和驻屯人员请求巴嘎旺忒调遣军队先扑杀蝗虫，支援收割庄稼，然后再去修城挖壕。信件中，巴嘎旺忒请求总督阿赫瓦马兹达答应这一请求，率先保证庄稼的收获。这表明，巴克特里亚存在一个集权化的、有严格层级划分的管理系统，而且当地政府有责任参与农业生产。

在构建与阿契美尼德管理体制相呼应的“制度景观”过程中，旧聚落要么被更新而纳入新组建的聚落群，要么被废弃。前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最重要的城市乌鲁格台培，在古波斯帝国时期就遭到废弃。但在谢拉巴德绿洲，人们继续生活在詹达乌拉台培这个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存在的聚落中，并在周边1千米左右的区域内新建了一系列小聚落，其中一处可能用于宗教目的。在班迪汗绿洲，早期铁器时代的聚落马吉达台培，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坐落在河对岸的新聚落——嘎兹木拉台培。而该绿洲内的另外一处前阿契美尼德时代遗址别克台培，经历短暂的废弃之后，在阿契美尼德晚期又得到重建。人们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新建了一个带有卫城的城市聚落。该遗址以北约300米处发现另一处小型遗址肯迪克台培，它很可能是一座早期琐罗亚斯德教（Zorostrianism，即“祆教”）神庙遗址。这种废弃旧聚落并在遗址附近建立新居住地的做法，很可能是为了创造遗址之间的直线排列，进而形成一条新道路。

苏尔汗河谷遗址分布的间距特征进一步支持了关于道路系统的推测。河谷内中心遗址之间的间隔非常有规律，相邻的两个遗址群中，中心遗址之间的直线距离通常是18—20千米或两倍于这个距离，这一现象与管理文献中描述的阿契美尼德“制度景观”相契合。PFA中的旅行文书和埃及总督阿沙马（Aršāma）发放的出行通牒都清楚显示，古波斯“王道”上两个相邻驿站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一天的行程。关于丝绸之路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在中亚，一个商队一天大概可以行进18—20千米。因此，相邻两处遗址之间的这种统一间隔表明，这些地点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道路网络上的驿站或中转站。

（三）从克泽尔台培到波斯波利斯

遗址的地区分布特征显示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对中亚景观的宏观影响；而从单个遗址群乃至单个遗址出发，了解其局部结构和发展演变，则可以从更细微层面捕捉帝国统治在地方上的物化表现。在苏尔汗河谷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时代遗址中，克泽尔台培是目前我们了解最多的遗址。该遗址有城墙，城内面积约13—14公顷，是铁器时代巴克特里亚北部大型遗址之一。遗址与周围十几个小型卫星聚落，共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聚落群。苏联考古学家萨格杜拉耶夫（A. S. Sagdullaev）和哈基莫夫（Z. A. Khakimov），在20世纪70年代对该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发掘。从2010年开始，由笔者和列奥尼德·斯韦尔奇科夫（Leonid Sverchkov）带领的乌兹别克斯坦—美国联合考古队（现为中乌联合考古队），对克泽尔台培展开了进一步发掘。最新研究表明，克泽尔台培最早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而不是以前苏联学者所认为的前阿契美尼德时期。该遗址最初只有一座神庙，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庙。之后，围绕这座神庙建起大型纪念性建筑，依传统称之为“卫城”，但它并非防御性城堡，而主要承担宗教功能，也可能兼具管理功能。同时期，遗址周围的十多座卫星遗址也纷纷建立，与克泽尔台培形成聚落群，在整个阿契美尼德时期欣欣向荣。在古波斯帝国衰亡之际，克泽尔台培遭到暴力摧毁，从此衰落。被毁之后，当地居民迅速在卫城和旁边的平地（或曰“下城”）四周建起带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克泽尔台培才开始具备防御功能。卫城顶部和下城内的希腊化时代早期陶片表明，克泽尔台培毁于古波斯帝国末期，摧毁者很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曾在公元前329—前327年征伐中亚。换言之，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克泽尔台培本无城市，直到希腊化时代早期才建立城墙和防御工事。因而，在古波斯帝国时期，克泽尔台培所在的米尔沙德绿洲遗址模式，并不是苏联考古学家所认为的“中心城市 外围小聚落”，而是“核心建筑（卫城，包括琐罗亚斯德圣火庙） 外围小聚落”，但作为核心建筑的卫城占地不足1公顷。

如果将米尔沙德绿洲与波斯波利斯所在的默夫·达什特平原（Merv Dasht Plain）上的遗址分布模式进行对照，会发现二者非常相似。在默夫·达什特平原，除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建筑外，周边地区似乎并无其他建筑，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波斯波利斯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宫殿群，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近年来，对默夫·达什特平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与米尔沙德绿洲相似，这里其实也有若干其他小的聚落遗址。它们多是建筑遗址，分布比较稀疏，遗址之间有道路、运河和其他基础设施相连。在米尔沙德绿洲，苏联学者在克泽尔台培旁边的两个卫星遗址内分别发现一座被称为“农庄”的大型建筑遗迹。其他小遗址的功能尚不清楚，但它们的面积通常不到1公顷，很可能是单独的房址，或是依赖克泽尔台培和绿洲内其他聚落而存在的某些设施。对克泽尔台培出土的古代动植物遗存的研究显示，该遗址或其附近存在牲畜市场和灌溉渠道。我们推测，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米尔沙德绿洲的景观可能与波斯波利斯相似：大约有几个甚或十几个大型建筑，散布在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中心地区与周围建筑之间有市场、庄园、道路、灌溉渠道等。

米尔沙德绿洲遗址在古波斯时期呈井喷式增多，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发生了突然而快速的增长；这种增长很可能是因为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米尔沙德绿洲得到资金支持。考察克泽尔台培的兴衰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假设提供支持。克泽尔台培并非位于适合农业发展的苏尔汗河冲积平原上，而是在河谷北侧拜松山脉（Bajsuntau）一个山前倾斜冲积平原上，因地面落差大，地表水很快就会被排干，所以很不利于灌溉。另外，该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下，夏季气温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高温且缺水的自然环境，使得该地区不适合发展农业，遗址所在的米尔沙德绿洲历来属于传统的游牧经济区。该绿洲在青铜时代才开始有人居住，最初只有7个很小的聚落，全部位于克泽尔扎尔河（Kyzyldzharsaj）两岸2千米以内可以进行初级灌溉的区域内。在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米尔沙德绿洲只有1个小的聚落遗址；而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该绿洲突然繁荣起来，出现至少13个新的聚落，克泽尔台培和周边遗址共同组成整个巴克特里亚北部最复杂的聚落系统。米尔沙德绿洲很可能在政府的资助下兴建了水利工程。克泽尔台培及其周边聚落成功使用了灌溉技术，但也未放弃传统畜牧业。对遗址动植物标本的研究表明，克泽尔台培附近有专人从事畜牧业，并有肉食市场。民族志的研究则表明，克泽尔台培正坐落在其北侧的夏季高山牧场入口处，因而是畜牧经济的天然受益者。此外，因为有琐罗亚斯德教神庙，克泽尔台培还是重要的地区性宗教中心。因此，克泽尔台培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繁盛。

值得注意的是，与克泽尔台培的情况相似，许多被废弃的遗址都是在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的。例如，在巴克特里亚南部的柴史美·沙发，其山顶上的堡垒和河边的下城都遭到废弃。在古波斯帝国末期或其后不久，阿富汗北部沙漠中带有灌溉渠道的聚落系统，以及土库曼斯坦木鹿绿洲内呈线性分布的堡垒群也被废弃。这种遗址被废弃的现象不只发生在中亚，在原帝国境内的许多其他地区也常有发生。另一处遭到废弃的是位于伊朗东部塞斯坦（Seistan）沙漠中的著名遗址达罕尼·古拉曼（Dahan-e Gulaman）。该遗址位于沙漠边缘的台地上，是一个城址，初建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经过精心规划，配备了像波斯波利斯和古波斯帝国最早首都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那样庞大的公共建筑、开阔的居住区、宽大的水渠和宽阔的街道。该遗址可能在阿契美尼德末期甚至之前就遭到废弃，主要原因是其所处环境十分不稳定。强风及其导致的沙丘移动、河流改道，以及因此引起的灌溉系统的改变等，使得这座花费重金兴建的城市，在建成之后短时间内就遭到遗弃。考察类似的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但很快遭到废弃的遗址，可以发现，很多遗址都建立在环境恶劣或不适合人类定居的地方。兴建这些聚落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帝国的特定战略需求，而它们存在和繁荣的前提，则是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央的持续支持。一旦没有帝国的支持，这些遗址就会迅速衰败并最终被遗弃。

（四）中亚宗教景观

最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阿契美尼德帝国中央还通过对各地宗教机构的渗透来统治地方。传统观点认为，古波斯国王大多对帝国内的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最近对PFA文书中与祭祀相关的条目，以及ADAB中人名的研究也显示，无论是帝国腹地还是巴克特里亚，其宗教信仰都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性特征。在巴克特里亚，琐罗亚斯德教开始传播，但当地最重要的神灵却是阿姆河（Amu Darya）的河神奥克索斯（Oxus）。此外，巴比伦地区主神之一拜尔（Bēl）、中亚当地神玛尔吉亚纳（Margiana），以及古伊朗神祇密特拉（Mithra）和提尔（Tīr）等，在巴克特里亚也拥有信众。

近年，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系列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祭祀或宗教性建筑。这些建筑形态各异，包括人工修建的露天祭祀高台、神庙和居于高处的祭坛，构成了当地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同形态暗示它们可能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同时，在波斯波利斯和帕萨尔加德，考古学家发现了人工祭祀台、独立的基台（plinth）、露天圣殿（open sanctuary）等宗教建筑，用于日常供奉、献祭动物、葬礼等祭祀和宗教活动。从风格上看，阿契美尼德时期，中亚的宗教建筑呈现出明显的地区特色，与波斯腹地不存在太多共性。但是，从这些宗教建筑的分布情况来看，中亚的宗教机构及其宗教生活，并没有完全独立于阿契美尼德帝国。巴克特里亚北部的宗教建筑通常坐落在主要的行政中心附近，呈现出较高的密度。葛勒耐认为，中亚的宗教生活多是在社群层面进行的。高密度分布的宗教建筑显示宗教生活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巴克特里亚，阿契美尼德时期新建的重要聚落，如在克泽尔台培和柴史美·沙发，宗教设施都占据重要位置；前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存在并被持续使用的遗址，如班迪汗绿洲、詹达乌拉台培，在古波斯时期都增加了新的神庙建筑。新建或加建可能并非出于偶然，很可能是由阿契美尼德帝国精心策划并投资修建的。上文提到，巴克特里亚行省长官有责任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那么，他也很可能对宗教建筑提供资助。对此，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来自埃及的文献显示，大流士一世曾下令埃及某个神庙的祭司负责修复他所管理的神庙，其资金很可能来自行省的府库。

上文提及的巴亚萨供给清单表明，阿契美尼德中央或地方参与了当地宗教生活。巴亚萨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高级官员,他在从巴尔赫前往瓦尔努的途中领取的供给中,有一部分面粉和葡萄酒是供奉给当地神庙的。依照阿契美尼德的差旅制度，巴亚萨领取的供给应该来自巴克特里亚行省，从政府的仓库拨发；波斯波利斯的众多文书显示，这种从政府仓库支取供奉的做法，是阿契美尼德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亚萨向神庙提供面粉和葡萄酒，一方面体现了阿契美尼德经济体系和管理制度在中亚的复制，另一方面显示巴克特里亚核心经济机构对当地宗教机构的渗透，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宗教机构参与了阿契美尼德经济的再分配。同时，巴亚萨参拜当地神庙可以被看作政治声明，目的是宣告阿契美尼德政府对当地宗教机构的支持。

结    论

综上所述，对阿契美尼德时期行政管理文书和中亚考古材料的梳理显示，虽然古波斯帝国时期的中亚在陶器等物质文化方面未明显显现出波斯痕迹，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管理制度无疑渗透到中亚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并以“制度景观”的形式在中亚留下印记。中亚聚落和宗教建筑分布、遗址内部结构和居住史等，都体现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在中亚进行了实质上的统治，对中亚历史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加快了中亚地区的社会演进。

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的统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加快了当地建立国家的步伐。阿契美尼德帝国在文字使用、区域管理制度、中央集权行政结构等方面对中亚的输出，为该地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做好了准备。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亚景观。作为帝国规划的一部分，新的道路、驿站、运河、定居点、城堡和农场等形成了统一的制度景观。宗教建筑与其他景观啮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阿契美尼德体制规划下不可分割的齿轮。由阿契美尼德帝国修建和维护的新的道路体系，保证了帝国边境与心脏地带之间快速稳定的沟通，也为中亚改善和扩大区域性贸易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强了中亚与邻近地区的经济文化互动，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西方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

如上所述，新材料和新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勾画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统治的基本图景，但是，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古波斯帝国与中亚的关系以及帝国的运行机制，还须将中亚与帝国其他行省并置，分析它们在帝国内部是否以及如何被区别对待。例如，文章开头所提及的“菲阿勒”和“郁金香碗”在中亚的缺乏和在印度河谷的流行就表明，这两个地区与阿契美尼德统治阶层之间可能存在着很不一样的关系。这种基于物质文化材料的推断，在文献和钱币材料上也得到了印证，其细节暂不赘述。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同时看到帝国内部不同地区材料的显现和缺失，并阐释它们背后所暗含的意义。而且，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中亚当地贵族与古波斯统治阶层的关系，这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吴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