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及启示
摘要：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西南联大在其简短的历史时期中，内树学术自由，外塑民主堡垒，转移社会风气，服务社会发展。今日高等教育面临诸多困境，官商之道与师道有所纠缠，同质化发展严重，难以有力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今日大学应恪守大学精神，坚持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理性服务社会需要。
关键词：西南联大；大学精神；服务社会
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大学这一组织在其历史发展过程最晚出现的社会职能，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然，否则，大学就会出现脱离社会实际的可能。广义的社会服务将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包括在内；狭义的社会服务，主要指大学直接为所处社会、所属时代的需要服务。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既对社会有着独特的贡献，引领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同时，又受到社会中其他组织因素的影响——既要服务社会，又需保持自身的精神坚守。当一所大学没有意识或能力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时，它只能被当地社会同化。当今社会中，被同化者甚多，能够坚定不移地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的大学较少。大学逐渐舍弃其鲜明的特性，“泯然”众组织。对比曾经的西南联大，我们的大学该反省些什么？
一、关于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一所与抗日战争始终伴随的综合性大学。学者们多研究的是1938年4月学校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的情况。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宣布解散。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提到了学校的兼容并包精神，赞扬了西南联大通过内树学术自由，外塑民主堡垒，为转移当时社会风气所做的不懈努力。由此可知，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并不是偶然。
（一）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
大学是追求真理、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众所熟知，蔡元培先生曾经把大学定义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并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形容大学的学术自由精神，即各家各派学说“樊然并峙于其中”，这才是“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他强调说，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认为，从事研究之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在无所不思和无所不言中必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大学的精神也正在于此。新文化即是从这些不合时宜之言中产生，社会的进步也是由此而来。所以，在联大校园内，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学与旧文学、唯物论与唯心论、亡国论与抗争必胜论以及中西文化之争都能登上学校的讲坛。学生们耳濡目染，浸淫于此种文化氛围，涵养了质疑批判的精神。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西南联大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解聘教师，也不要求学术急功近利。对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联大人有着切实体会和明确认识。他们认识到学术和政治根本无法割裂，他们本身研究学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战救国。但是，学术并不能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如果带着政治色彩去研究学术，那么这种学术就沦为了政治的工具，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学术了。学术是学校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学术，学校不仅失去引以为傲的支柱，而且它的存在也将会可有可无。
正是由于学术自由的思想做指导，西南联大才才培养出真正的有独立之精神的“新民”。也正是这些“新民”让西南联大那独特的思想和声音无处不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1938年，国民教育部发出训令，命各校据各自情况定校训，并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定为共同之国训。西南联大未听命这一训令，仅根据自身情况由常委会定校训：“刚毅坚卓”。然而该校训为教育部所不准。教育部食言收回校训制定权，将“礼义廉耻”作为各级学校的共同校训。联大既未接受共同校训，又不便公开违抗，只是默守“刚毅坚卓”的校训。
秉着刚毅坚卓的精神，西南联大人守住了自己的坚持。1940年，国民教育部为强化党化教育，极力控制全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颁发训令，强调大学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由教育部详细规定。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为此专门给学校常务委员会写了一个呈文，措辞甚为尖锐，坚决反对大学行政化，并呈文进行批驳。著名的“权能分离说”就在其中。常委会收到此呈文，仅在个别地方修改，直接呈送教育部。事后，教育部对呈文不置可否，实则理亏默认。
这一精神也反映在西南联大巧妙摆脱国民教育部的进一步控制的处理方法中，最终西南联大保证了自身的独立和学术自由，保障了“中兴业，需人杰”的实现。
（三）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中国历来具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天地君亲师”的排位便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困难时期，教师已无此等殊荣，“十儒九丐”的描写并不夸张。时局已不能保障尊师重教的实现，但是，西南联大师生并没有屈服于现实。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先南迁长沙，后西迁昆明，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就是为了弦歌不辍，保证教育的连续。其中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跋山涉水，历时行程3500华里，完成了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移，使较为先进的北方文化进入了封闭落后的云南。
这些困则愈刚、穷则弥坚的师生不仅在言语上驳斥当时盛行的中华民族不适宜搞科学研究的论调，而且坚决以实际行动来捍卫他们所追求的真理。他们结合云南当地情况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地质学、气象学及农学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成绩，而吴有训教授对康普顿效应的杰出贡献更是对当时流行论调的强烈回击。在昆明，师生积极创办蒙自夜校，招收失学儿童，普及教育。西南联大响应社会要求增设师范学院，还开展多层次办学，缓解了云南中等教育教师荒缺的状况，转移了社会风气。
二、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些困境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师道与官商之道的困境
为官之道、经商之道和教书育人之道这些本毫不相干，但是在今日一些大学中，已经不同程度有所纠缠。联大时期，学校唯恐沾上官气，大至要求政府不得随意干涉大学事务，小至要求学生称呼教授为先生不称职务。所以，尽管环境动荡，“偌大的北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可是教师们依然刚毅卓绝地做那“十儒九丐”的老师，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和平的环境下，个别人的心反倒不平和了。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
（二）大学同质化发展的困境
在以往争创“211工程”“985工程”、研究型综合大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大学的同质化。办学目标定位高度一致，专业设置高度重复，又在大幅扩招的形势下，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现在急需一些院校站起来，不攀高盲从，坚持办成一流的教学型本科院校。今日，许多高等院校在谋求转型发展，使得一些师范院校已不知如何发展是好。难以想象，如果昔日的联大亦从众步人后尘，我们估计就听不到它独特的声音了。
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的制度、刚毅卓绝的精神，教书育人，服务社会，有力地撞击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并将其影响遍及国内外。我们的一些大学也做学术，亦服务社会，只是缺了点精神，少了些意志。
三、西南联大对当今大学的启示
东方有人将一地方之大学比之于一校之教师，地方民众如学生，当以教师为表率，学府能起到教化地方的作用。西南联大通过坚持自己的理念，担当起批判现实，引领社会的重任，真正发挥了“一方之重镇的大学”的作用。
西方亦有人言：“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不必满足社会的欲望。大学在服务社会发展时，应该坚持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我们的大学应坚守自己的精神，不能轻易被世俗的社会俘虏，甚至是心甘情愿地追随着社会的功利。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梅贻琦所言，止于至善先不说，今日之大学之种种措施，不能言超越前面二义之范围，主要在于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我们今天的大学在这两方面并没有比梅先生时代的大学更进一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不远处，我们依旧会听到西南联大穿越历史的回响，而我们今日的大学则千万不要变得湮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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