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任晓敏：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光学学会和电子学会会士，IET Fellow。曾任国家863计划光电子专家组副组长、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常务理事，《华夏纪实》文学顾问，《诗与远方》栏目主持人等。
（二）
我的梦想是上大学、当科学家。
这是一个童年就已萌生的梦想，特别是在小学里读了科普读物《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和《科学家谈21世纪》之后……
但那是一个朦胧的、稚嫩的、尚未完整成形的梦想。
进入孝中（指包括城关高中在内的广义的孝中，下同）之后，随着一位又一位老师的亮相，随着老师们一堂又一堂课的讲授，随着日复一日各类教学环节的展开，这一梦想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生动起来、成熟起来、浓烈起来，直至执著无悔！
回首那段难忘的岁月，我内心中充满了对母校孝中的感激之情。在那个知识贬值、“读书无用”、教育蒙羞的年代里，孝中没有让我们荒废，孝中给了我们尽可能正规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正规的、高质量的高中教育（诚然，遗憾还是有的。譬如，有些教材里的内容、甚至是很重要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讲授。但是，“瑕不掩瑜”，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此给予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我的母校做到了！孝河之滨，一批莘莘学子因此而终生受益！此功此德，已经永久地镌刻在了孝义人民的心中，且将永远闪耀在共和国教育的史册上！
我属于特别喜欢“刨根问底”的那一类学生，不少老师曾经深受其“问”；主讲我们班物理的贾长林老师更是首当其冲——因为我特别喜欢物理。物理课是一门很“讲道理”的课，因果清晰，推证严密，体系自洽，精妙绝伦，容不得半点“瑕疵”。因而只要遇到了自以为存在的“瑕疵”，我就会向贾老师讨教，或者是在教室里，或者是在他的房间里（是不是办公室兼宿舍，我记不清了）。有时，我的问题会撞在贾老师的“枪口”上，贾老师只消三言五语，便将其中的玄机道破，疑云顿失；但也有很“难缠”的时候，对于一些冷僻怪异或原本就是“悬案”的问题，贾老师往往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于是师徒二人的讨论便进入难分难解、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为一个问题持续个把钟头并不稀奇。对于我的这种讨教方式贾老师表现出了巨大的耐心和高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在当时讨论过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很基本的或已经超出高中教学大纲的问题，比如：电磁场物质性溯源的问题、电磁场与万有引力场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电感和电容之间的对偶性问题等等，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加深了自己对于物理学的兴趣和对于那些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的仰慕。我经常想，将来我要是能把某个神奇的物理效应搞清楚、如果能够预言一个什么现象或者发现一个什么定律该有多好啊！每每思及于此，我都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种激情，伴随着我读书，伴随着我讲课，伴随着我研究，伴随着我由青年到中年、甚至正在伴随着我变老……读大学本科期间，我痴迷于“发现”一种新的物理效应。这种效应完全是凭自己的直觉和基于对偶性类比而假想出来的，我把它叫做“容生电流”效应。我曾通过父母请求孝义机电厂的技术人员帮忙加工了自己设计的实验装置、借来孝中物理实验室的静电起电机，花了近一个暑假的时间，非常专注、满怀期待地进行了相应的实验研究。虽然当时获得的实验结果不足以完全证实这一效应的存在，但重要的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试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工作；研究生期间我曾独立地提出过光纤光栅的概念并研制了相应的器件，曾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长波长光栅外腔单频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将器件光谱线宽压窄至50kHz（实现了近百万倍的线宽压窄），同时参与了国内首例相干光纤通信实验系统的研制；留学期间我提出了基于多腔结构、特别是一镜斜置三镜腔结构的谐振腔增强型半导体光探测器的概念，给出了相应的量子效率公式；回国之后，依据上述概念和公式，与实验室同事及研究生合作，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综合指标最先进的高速、高量子效率、窄线宽、大范围可调谐半导体光探测器，同时还围绕集成光电子学、微结构光纤光子学和纳异质结构物理学中属于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制高点”的若干重大课题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成果，譬如近期有关半导体纳米线制备与性能表征的几项成果都是在国际上首次做出的；特别是去年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进展让我格外兴奋——在研究纳异质结构物理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现有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进而大胆地提出了能级弥散的概念和模型，改变了长期以来被公认的量子力学物理图像，推导了基于能级弥散概念的零维至三维之间的任意维电子态体系的电子态密度公式，给出了异质晶体结构中电子态体系维度区间转换的定量判据（临界线度），将电子态体系维度理论从整数维领域拓展到了分数维领域；继之，又提出了与能级弥散密切相关的波函数空间收缩的概念和模型，进一步改变了现有的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物理图象，从而导出了普适于微观、宏观、特别是“人迹罕至”的介观领域的修正的“薛定谔-牛顿”方程组，提出了全新的超低速乃至全速域相对论，展示了一幅崭新、奇妙且恢宏的物理学图景，预言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乃至物质形态。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异质结构物理学创立者、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若列斯·伊·阿尔费罗夫院士已邀请自己在他本人担任主席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所有这一切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幸福！而这种幸福的源头在孝中、在我的中小学时期。
化学不是我最喜欢的课程。诚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化学和物理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但化学不像物理那样几乎每个细节都可以问“为什么”，化学教科书里面给出的某些规律只有“然”、没有“所以然”——这正是我所不喜欢的地方。然而，我也知道：化学和物理是相通的，在论及物质基本结构时二者同宗同源，量子力学这一典型的物理学成就“当仁不让”地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础；同时，化学和物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由此导致了“化学物理”和“物理化学”这样的交叉学科分支的形成；再者，就揭示大自然奥秘这一最基本的属性而言，化学和物理是毫无二致的。因此，总的来说，我还是喜欢化学的，有点“遗憾”也就保留了。所幸主讲我们化学的是资深的高隆祖老师，高老师的教学效果非常好，他那和蔼的笑容和缜密的、如数家珍式的授课风格令人难忘。当我们跟着高老师在化学实验室里摆弄那些“瓶瓶罐罐”之类的东西（量杯、烧杯、试管、坩埚、酒精灯、电镀槽……）时，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像是科学家的样子了，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走近……
至于数学，我当然是非常喜欢的。所有真正喜欢物理的人，一定喜欢数学。数学是整个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门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高度美感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一门思维的学问。数学和物理总是结伴而行，物理里面充满了数学，数学的源头又往往归于物理，二者密不可分。主讲我们班数学课的是任兴恩老师。几十年过去了，他讲课时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驾轻就熟的推演、挥洒自如的板书、神采飞扬的表情还是那么清晰地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孝中时期数学课的学习实际上为自己后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数学功底，同时显著地提高了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当时的数学教学是“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我永远忘不了一次非常有收获的课外实践活动。那次，我们组建了一个大约十几个人的野外作业小分队，任务是勘察和设计由一个水库向某处引水的最优路径与方案，计算开渠所涉及的工程土方量。我们的小分队好像就驻扎在水库附近，外聘指导教师是一位年纪偏大、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在这次实践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总结得出简单实用的经验公式，学会了如何尽可能减小路径测量的闭合误差，学会了实际使用水准仪，学会了风中“摇尺”——当大风中标尺难以持稳时，索性故意摇动标尺使之在俯仰之间变换，水准仪中读到的那个最小的数字便是待测高度的真值。这种“欲擒故纵”、“以晃制晃”的方法多么巧妙而又多么富有哲理啊！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地培养了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这种学风对于一个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恰恰是极为重要的。
孝中历史上，有过很多出色的老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我就读孝中的两年间并不在孝中执教，但却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譬如乔兆田老师和梁国威老师（我实在不能在这篇文章中不提到他们，否则我对孝中教育的体验就是不完整的）。乔老师是物理教师，梁老师是化学教师，我最初结识他们两位是在白壁关高中——他们当时任教的地方。那时，我在老家白壁关公社桃园堡村插队，按照公社指示来到这里担任临时教师，主要教授物理，兼改一个班的作文并负责作文讲评。乔老师和我同住一间宿舍，梁老师一家住在旁边的另一间宿舍。乔老师是一个精通物理、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老师。乔老师的课讲得透彻、生动、幽默、引人入胜；他非常注重讲课的节奏、重点难点的处理和师生之间的心理互动；他的动手能力极强，公社所在地周边各村公家的扩音机、电动机，私人的钟表、收音机、电视机，常被送来请他修理（后来自己能够为桃园堡村及邻村修理电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培训”）；他诗文俱佳，尤其擅长于杂文——嬉笑怒骂，狂放无羁；他对现实社会中的积弊嫉恶如仇，这一点可以从他平时所发议论以及他的杂文中充分地感受到。我和他朝夕相处，谈数学、谈物理、也谈文学，而且谈得很深，投缘至极，于是这位曾经是我妈妈老同学的长者成了我这个小字辈的忘年交。对于我的梦想——上大学、当科学家，乔老师是当然的、最笃定的支持者！梁国威老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老师，他的化学课讲得漂亮极了。他每次都重写教案、却在讲课时从不看一眼教案。他像舞台上的明星一般进行着似乎已排练过无数次的精彩表演。他那严谨准确、滴水不漏的表述，流畅明快、炉火纯青的讲解，赏心悦目、近乎艺术的板书（顺便提及，他的毛笔书法也很棒，而且是我相当喜欢的那种体例）以及精准到分秒的进度掌控，征服了所有听过他讲课的人——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我听过他的课，也向他请教过不少化学问题，他使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进一步向化学靠拢。梁老师原来就是孝中的教师，因孝中解体而调至白壁关高中，后来又回到了孝中。乔老师原先没有在孝中工作过，但后来也加盟了孝中。所以，我愿意把他们对我的影响看作是孝中教育的延续，如此算来，孝中对我的教育实际上超出了学制规定的两年。
由于经历了这样的教育，我越来越痴迷于数理，以至于后来在填写各种履历表时，我常在“爱好与特长”栏目中填上“数理”两个字。这可能是一种很少见的填法，数理能否算作“特长”？——似乎无人作过考证，但是自己特别“爱好”数理却端的是事实。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所以在组建课外活动小组的时候，数理化各科的老师都很欢迎我报名参加相应的小组。但是，我却做出了一个看似有点奇怪的选择——没有参加数理化任何一科的课外小组，只参加了“语文课外小组”，理由如次：首先，我喜欢语文，喜欢程度绝不亚于数理且肯定超过化学。其次，数理化与语文特点不同。数理化是“客观的”，有则有，无则无，对则对，错则错，学生无法改变，老师也无法改变，因此对于搞透数理化的每一个细节，我是相当自信的，不参加数理化课外小组固然会有些损失（实际上也只能参加其中一科，顶多两科，否则时间、精力无法保证），但损失应在“可控”范围之内，且有办法通过从旁“刺探”情况来弥补；而语文则不同，语文虽有其“客观”的一面，但更多地具有“主观性”，一门语文课的美妙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老师个人的文学造诣及即席兴致，那种美妙常常超出学生的预期。妙论及于耳畔而妄失之，岂一个“悔”字了得？！
在以上三点理由中，第一点和第二点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点。武老师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语文老师，孝河两岸，有口皆碑；三晋大地，慕名者众。尽管早就从父辈和学长那里得知武老师的课讲得好，但直至上过他的课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能有如此美妙的语文课！入学伊始，当我得知我们五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恰好是武国屏老师时，心中便充满了那种带有期盼的幸福感，随后这种幸福感变得越来越真切！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我们班的班主任换成了教我们英语课的程国瑛老师（她的真诚和热忱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身处这个班集体的幸福），但我们的语文主讲老师没有换过，一直是武老师。在武老师有重要公务外出期间，还有几位非常知名的语文老师也都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母校在语文师资方面的雄厚实力。我太喜欢听武老师的课了，喜欢到不愿意落掉他讲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以，我常常会把武老师的教案借来阅读、转抄——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让我再次感谢武老师：感谢您曾给予我的这一特殊“待遇”！武老师的字写得好，他在黑板上的板书和他写在教案上的字是一样的，欲草还楷，自成一体，周正中透着灵秀。且不说教案中的那些分析和解说有多么精妙，仅把这些字看一遍就是享受。我们的课文中有《劝学篇》、《龟虽寿》、《卖炭翁》、《岳阳楼记》、《曹刿论战》、《最后一次演讲》、《沁园春·雪》……，这些名篇，或文或诗，经武老师施以“点化”之术，统统溶化在了我的血液中，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体内流淌着，它们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后来我无数次引用其中的词句时，武老师授课时的音容笑貌总会重现于脑际，武老师领读课文时的抑扬顿挫总会重闻于耳畔，就好像每篇文章、每首诗词都加有一个共同的“封面”，“封面”上是武老师那亲切、儒雅、睿智的神态……武老师曾经组织我们缩写过小说《高玉宝》。以前我没有想到缩写竟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书中的好多内容都很重要，所以都应该留下来或至少都应该提上几句，而真正舍得完全略去或大幅度扬弃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因此，开始的时候自己显得很不得法。在武老师的启发和指导下，我们的思路和技巧有所改进，最后总算是完成了任务，但说实话自己心里并没有对这篇“作品”真正满意。我感觉到写作真是需要那种“诗外”或“文外”的功力的——写文章表面上看是在写文字，实际上是在写思想；对事物的洞察和参悟，对描写对象本质的理解和总体的把握，才是写作训练中最要紧的东西。Anyway，这次缩写让我对写作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升华。与此同时，高玉宝的故事再次深深地打动了我。书中“我要读书”和“上工”两章里对于高玉宝读书的渴望归于破灭的描写让人心碎！在高玉宝的书本被撕成碎片的“那一刻”我再次流下了眼泪。当时，我对幸福有了新的理解：当一个人想读书的时候就能够读书，那就是幸福呀！我自己一直梦想着将来要上大学，因为大学是教授高深知识的殿堂。我希望自己是幸福的，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上得了大学！可是，当时一场特别的运动还在中国大地上持续地进行着，每个人的前途都无定数。因此，我暗下决心：万一将来上不了大学，我就自修，总之我要学到大学的那些知识……也许现在的中学同学不大能够理解我说的这些话，但是当时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当时一起和我上学的同学们是一定能够理解的。在跟着武老师学习语文的两年里，一共写了多少篇作文，题目是什么，我记不大清楚了。但其中有一篇我是记得的，那篇作文是在我们参观了一个山村之后写成的。抗战时期，那个村里的乡亲们曾惨遭日寇血腥屠杀，但是抗日的烽火没有被扑灭，那火焰越烧越旺，最终将侵略者吞噬……我把这篇作文的题目定为《血染山庄火更红》。我没有想到，武老师竟然给我的这篇作文打了100分，而且兄弟班级的语文老师们还把这篇作文拿到他们上课的班级中去作了介绍和讲评。记得，武老师在课上是这样说的：100分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但这篇文章倾注了真情实感，有思想，有意境，写法也有独到之处，值得鼓励。我确实从武老师的话中得到了鼓励，从那时起，我写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动真情的；也正因为这样，有一些“应景”的文章我宁可不写。武老师以他的才智、奉献和成就获得了学生、同事乃至社会的承认。记得乔兆田老师（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和我是忘年交的物理老师）曾经很认真地说过如下的话：一生能做一个好老师足矣。如果一个人能够成为像武国屏那样的语文教师、像任佩那样的数学教师，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武老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顺便介绍一句，乔老师提到的任佩老师是兑镇高中的数学教师，孝中毕业后我曾在兑镇和任佩老师见过一面，一道在我看来很棘手的数学题由他解起来竟然那么自然、轻巧、优雅，恰如驾一叶扁舟顺流而下，忽一刻，江面豁然开阔——大海到了！……工作以后，我自己一直在当老师，我常常用乔老师的话来勉励自己，武老师、乔老师、乔老师提到的任佩老师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优秀教师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2008年初，在庆贺武老师70岁生日的时候，我给武老师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张贺卡。贺卡上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武老师：……我想发自内心地对您说：在我的中学时期能遇到您这样一位杰出的语文老师，真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之一！尽管最终我在事业上选择了理工之路，但是一种永难泯灭的文学情愫无时不伴随着我、滋养着我、激励着我，失却这种情愫，也许我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是的，如果没有武老师施于我们的、“輮使之然也”的这种“文学情愫”，我在插队期间就不可能编写出为乡亲们喜闻乐见的那些快板或剧本；我就不可能以“知青”身份胜任白壁关高中物理兼作文课教师的工作；我就不可能用出“手”成章（不用打稿）的黑板报和壁报在南阳公社水库建设大会战的工地上为白壁关公社团委赢得美誉（当时我是桃园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公社团委代理书记），进而被县委宣传部“扣留”下来撰写南阳公社社史展览的解说文稿；我就不可能在留学海外或其它一些令人激越感怀的岁月里写出那些真情流露、至少能够感动自己、时而也引文友共鸣的诗作；我就不可能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费罗夫院士的《科学与社会》一书相当“信达雅”地翻译成中文；我就不可能用自己填词创作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室歌《与光同行》和自己创意推出的室刊《光籁》以及其它一系列发自内心的文字烘托出北邮科研楼里那道“实验室文化”的风景。有人说，“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想说，在自己的科学生涯中，科学和文学又何尝不是相通相融的？！我觉得，笔头的文字基本功可以增加我们表达科学思想的准确性、逻辑性和严谨性，而心中的文学情愫则可以增加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灵感、激情和想象力！更何况，文学还有更大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情怀、趣味和境界！因此，我由衷地感谢孝中，感谢母校给予我的这种难得的文理并重的教育！
孝中还有一位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极好的“老师”——她就是那个坐落在水塔旁的图书馆。我从那里借阅过许多书，包括各种小薄本的科普读物、各种较大部头的课外补充读物（如介绍罗巴切夫斯基非欧几何学的书籍）、各种经典学术著作（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一些自己喜好的杂志（如《解放军文艺》等）。正是这些书刊，点燃了自己对于微积分的兴趣；正是这些书刊，助长了自己的“诗兴”；正是这些书刊，使自己产生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想法：万一上不了大学，我一定要自学到大学水平，然后到大学里面去和大学生们一起考试，并且要考到最好，因为列宁就曾经是这样的（我看过一本书叫《列宁的故事》）；正是这些书刊，给予我丰富的“养分”，而且到现在还在“滋养着我”……我觉得孝中还培养了我一种特别的能力——自学。在孝中学习期间，我曾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星期）请病假在家，听不了课，只好自己看书。当时数学课正好在讲“三视图”，等我回到学校上课时，遇有同学搞不懂某个制图方面的问题，我居然还能像往常一样帮上忙，同学们很诧异，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也因此而更加“看好”。插队期间，当我刚刚到白壁关高中教课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考验”。一位同学来向乔兆田老师请教有关气态方程的作业题，乔老师正好手头有事，便说你问问任老师吧。问我？我没有学过呀！我在孝中学习期间，气态方程那部分正好是被“精简”掉的！乔老师随即将了我一军：还是你来解答吧。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了，我先看一遍教材，然后把题目给解了。乔老师后来说，他愿意和我做忘年交，与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在村里劳动期间，白天要干农活儿，自学只能安排在晚上，所以我常常熬夜到很晚，三年之内我自修了《微积分》和《普通物理》等大学课程（包括一小部分《普通化学》的内容）。一入大学我就参加了《高等数学》的免修考试，在报名的21人中有7人通过考试获得免修资格，我是第二名。我还向学校提出了免修《普通物理》的申请，可惜全校只有我一个人申请，学校没有专门为此安排考试。在自修《普通化学》的时候，为了记忆任一原子中电子在各电子层、电子亚层和电子轨道上的排布规律，我编出了歌谱形式的“口诀”，配以叶帅的《攻关》诗作歌词（“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颇为自得其乐。也是在插队期间，我把从爸爸的藏书中找来的艾思奇先生主编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了许多遍，从中体会到了哲学的魅力。上了大学后，差不多每次政治考试，自己都能一口气写出不少观点和“主义”来，因而被同学们戏称为“马克思主义笔杆子”。从小时候起到我上大学离开孝义，我一直是孝义新华书店的特殊“顾客”。在那个书籍品种非常单调的年代，书店里居然有一款非常好的期刊——《自然辩证法》。每期《自然辩证法》来货的时候，我就会征得书店同意、如获至宝地用报纸把它包起来、拿回家研读一番，读完后再把它“完璧归赵”，放回到书店售书的书架上。借阅期间我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把它弄脏弄破。我从该期刊中读到过的那些内容对于我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益处颇大。记得，在我留学美国期间，我的导师乔·C·坎贝尔教授曾说过“你懂得做研究工作的哲学（You know thephilosophy of research）”。应该说，这一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我早年研读哲学书刊的一种褒奖。一般来说，自学这种能力好像是不大容易通过某门专设的课程来培养的，但回想起来，可以肯定地说孝中的教育对于自己自学能力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孝中历史上有不少老师是自学成才的：侯绳纲叔叔（数学老师）自学成才的故事我是小时候就知道的；教过我们生理卫生课的王子威老师据说只读过初中，他能够胜任高中教师并在孝中这样一所名校中执教完全靠的是自学。在我就读孝中的时候，一位年轻老师（很抱歉，名字记不清了）不经意间的现身说法强烈地感染了我。那位老师是从北京来的知青，他在插队劳动期间和到孝中执教之后一直坚持自学英文，他能够拿着一本英文版《毛泽东选集》流畅地朗读，我当时好羡慕啊！凡此种种，耳濡目染，增强了自己学习的主动性，也激发了自己通过自学满足求知欲的内在动力。此外，应该说，刚刚提到过的孝中图书馆也对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快到毕业的时候，学校曾布置过一个展览室，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题介绍我在孝中学习的情况。面对如此“正规”的表扬，想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我颇有些不自在。不过，单就文化课而言，我的确是“全面发展”的。进入高中阶段后，学习任务有所加重，但我仍然像在小学和初中时一样，坚持不偏科。为此，我放弃了二胡、笛子、象棋等一些小时候的爱好，甚至，连小说也很少看了。如果说我自己的确是在努力追求“全面发展”的话，孝中“全面发展”的师资力量给了我巨大的牵引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非常好的老师和他们所教授的那些非常好的课程外，程国瑛老师的英语课、刘明信老师的体育课、陈旭老师的音乐课等等，都非常受同学们欢迎。陈旭老师教唱的“我们的首都，伟大的北京……”那首歌曾带给我许多美好的遐想——我心中那个“去北京上大学”的梦想因此而增加了不少绚丽的色彩。校党支部书记杨如森老师没有用大段时间连续地给我们上过课，然而，正是他，在课外给我上了一堂让我终生难忘的“课”，这门“课”只有一句话：“晓敏应该学会在骂声中成长”。这是一句颇有哲理的话，虽然当时我对它理解得并不是很深，但这句话对于一直在表扬声中成长的我，触动还是很大的；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受到了这句话的精辟和分量。我做过五班班主席，当过校团委副书记（校团委书记应该是老师，但当时缺位，杨书忠老师——资深数学老师、曾有一段时间教过我们班——负责全面指导团委的工作），在班主任程国瑛老师有事告假回北京期间（程老师也是从北京来的知青），我曾“代行”过班主任的职责。我觉得承担这些社会工作，对我自己的成长很有帮助，因为学生干部应该具有更强的责任心、意志力、刻苦精神、组织能力（包括较高的情商）以及集体观念和全局观念。总之，母校恩重，难以尽言，我自己的人生梦想就是在这样一批老师言传身教的过程中、就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潜移默化的熏陶下编织而成的。人生应该有梦想，但只有梦想还是不够的，实现梦想需要努力和坚持。执著，是每个梦想成功的人必备的品格，我在孝中期间曾经很好地磨练了这种品格。记得，当时孝中在大约百里之外的西部山区有一个校办农场，那里种了很多土豆，忽一日，我们被通知上山收土豆。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卷上山的。在所有参加这次劳动的同学当中，我的身体算不得强壮，更何况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不少来自七班的“彪形大汉”，可是我居然在背土豆下山的那些天里创下了日完成任务的最高记录。事实上，我一次所能背得动的土豆明显地少于“大汉”们的承载量，但是我有那么一股特殊的“蛮”劲，除了每次尽可能多背一些外，我靠快走、增加往返次数取得了竞争优势。尽管汗如雨下、口渴难耐、腿若注铅，但我硬是挺下来了，我从小说中看到的那位断肢飞天的苏联空军飞行员密列西耶夫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我强令自己做到了最好！——这件事情，使我真切地体验和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后来许多熟悉我的人都说我这个人“特别执著”，对此我是欣然领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