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吗?今天原本要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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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维华的高考印记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会一生在老家种地或后来再干点别的什么工作,或许也会成为‘煤老板’之一。”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维华说。

1977年,他成为“被时代选中的人”,走进了高考考场。那一年,27万多人的命运因为高考来了一个急转弯。此后40年,先后有一亿中国青年通过这项考试走进大学、走上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命运,更主要的是,它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国家。

70年代:“这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从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除了文化考试,他们还要应付颇显复杂的体检、政审和地市初选。

留给武维华的时间更短。他知道消息时已是11月中旬。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他是山西省孝义县(现为孝义市)“学大寨建设兵团”的“战士”,任务是修水库、造梯田、拦河筑坝。最大的愿望是“每天有碗能吃饱的面条”。

此时,高中毕业的武维华,已经返乡当了3年半的农民,炸石、背砖、教课,什么活都干过。最苦的是背砖,要光着膀子从五六十摄氏度的砖窑里把刚出炉的砖背出去,一次一百多斤。他瘦得像“麻秆儿”,身上都是灰,看不清个模样。

虽然他在全县“学习好是有名的”,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从没做过还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梦”。

所以,在1977年那个“冷得不行”的冬天,武维华准备搏一把。

他向建设兵团领导请假复习,没被批准。只能白天干活,晚上挑灯看书。

“参加高考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次‘裸考’,当时只是抱着‘试一把’的想法,没有存被录取的奢望。”武维华说。

考试那天,他凌晨起床,带着几个窝头,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县城考点。

那天,和他一起进入考场的,是全国570万考生。他们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各个方向涌来,他们当中,仅有不到5%的人能被录取。师生同考、夫妻同考、父子同考,比比皆是。

有人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还不足以描述当时喷薄而出的迎考热情。此后的1978、1979两年,又分别有610万和468万考生走进了考场,这个纪录直到23年后的2002年,才被打破。

收到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首先担心的是家里少了个壮劳力怎么办。报志愿时,他看到“植物生理专业”里有“植物”两字,觉得可能跟庄稼有关,就报了。

当时已经21岁的武维华,在班上仍算年纪小的,班里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34岁。那时大学不光免学费,还发生活费。李光武回忆说,他每月能领14块5毛钱,“当时全家的收入也就100块,没这个钱我上不了学。”

“为国家做点什么”在那一代人的内心中尤其强烈。

这也成为武维华放弃美国的机会、回国任教的原因。1994年回国的他,在没有启动经费的情况下,自筹科研经费、同别人挤办公室,历经十余年,带领团队发现了调控植物钾营养性状的重要机制,还在植物磷高效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对于缓解我国磷钾亏缺、严重制约农业发展的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曾经牵头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致力于研究植物抗逆高效性状,培育适合在干旱、盐碱、土壤贫瘠等地栽培的新品种。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耕地利用率,意义重大。

研究者只是武维华的一个身份。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几十年间,他为上千名学生传道授业。当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从没停止为农业发展建言献策。“就是想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没有高考,对个人而言也就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已。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1977年的恢复高考确实意义重大而深远,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复苏,它更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国家的现代化征程乃至民族的复兴也都是以此为新的起点。”武维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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