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方孝孺的“忍”与“迂”
在汉语的表达习惯里，“舍生取义”之后往往还会追加一句“杀身成仁”以加强语意，给人的感觉是“取义”就是“成仁”，“成仁”就是“取义”，“仁”和“义”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甚至在汉语中，“成仁”竟成了某种死法的别名，所谓“不成功则成仁”。
而事实情况毋宁是，“慷慨赴死”所成就的多是激烈伉直的“义”，而与更具宏远规模与恢廓气度的“仁”基本无涉。一句话，就我对“仁”“义”的理解，“取义”不仅未必同时能“成仁”，且对“义”的理解与遵行若趋向于偏执，“取义”的行为往往还会“伤人”，从而也恰恰伤了“仁”。具体到正学先生方孝孺，如果说儒者最重要的两门功课是“仁”与“义”的话，方孝孺于“义”一门，就其与建文帝朱允炆的“君臣之义”交了一份满分答卷，是优等生无疑；而于儒者另外一门功课，也就是“仁”一门却是严重的不及格。
朱棣本无心杀方孝孺。燕王朱棣从起兵到谒陵即位，仅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大军临发，他的首席智囊姚广孝叩马而谏，谆谆以方孝孺为托：城下之日，不可杀方孝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何况朱棣初收功，诸臣恐慌观望，正是其收拢人心之时。若能争取到德高望重的方孝孺为其所用，则不需刀锯鼎镬，天下纷纷，或可一举而息。毕竟帝位攘夺，乃帝王家事，对大多数臣子而言，老朱家是由侄子朱允炆，还是叔叔朱棣做皇帝，究非痛痒所关。可奈何方孝孺一根筋耳！
燕王兵至，建文帝朱允炆自焚而死（一说出走）。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重的大臣之一，却只是被收下狱，且旋被释出，请至朝堂。应该说朱棣一开始身段是放得很低的，以下对话录自《明史》：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面对方孝孺的步步紧逼，朱棣理屈词穷，最后只得抛出“此朕家事”四字，看似耍无赖，却也有言外一层意思：我们老朱家内斗，干卿底事？你们儒生莫要太自作多情了。通观有明一代，皇帝多不拿读书人当根葱，折辱士大夫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鲁迅才说明朝皇帝都是“无赖儿郎”。
无赖儿郎朱棣既已撂下脸面，接下来就不客气了，让左右伺候笔墨纸砚，说：我这即位的诏书，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以下《明史》关于朱棣怒杀方孝孺，可谓至简，只有七个字：成祖怒，命磔诸市。
修《明史》诸人或欲为朱棣开脱的缘故，隐去关于方孝孺之死许多活生生、血淋淋的历史细节，好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述之甚详。
有两个细节或场景尤值得注意。
其一，据《明史纪事本末》，方孝孺受刑之前，跟朱棣之间还各有一句对话：文皇（按：指朱棣）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
呜呼，方孝孺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要知道，正是方孝孺一句“便十族，奈我何”间接促成了中国刑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朱棣“成全”了方孝孺，于方孝孺的“九族”之外，又把方孝孺的门生、师友凑够“十族”，尽诛之。最后史家点数人头，受方孝孺一人牵连而死者多至873人，其中大部分是方孝孺的故友门生。这些人死于朱棣的残酷不假，同时也可说是死于方孝孺的“豪气干云”，否则朱棣未必有“株连十族”的天才想象力。
其二，据《明史纪事本末》，受方孝孺牵连而死的方之亲族、师友在时间上都死在方孝孺之前，在空间上也是死在方孝孺“之前”。每个人都由行刑者带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处死。然我们的正学先生除了在杀到自己的弟弟方孝友时流下几滴眼泪外，一直无动于衷，甚至“不一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朱棣跟方孝孺在较劲，在比赛，比赛的项目不妨叫“斗狠”。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别人的生命成为这场比赛或游戏的道具。
一念之仁，就是“不忍”，就是对生命的恻隐和悲悯。孟子所说的“仁之端也”。孝孺先生真千古罕有之“忍”人也。当孝孺先生梗着脖子大义凛然之际，可否想到，若非自己一句“便十族，奈我何”，这些人未必就非死不可。方孝孺若能有一念之智，当朱棣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时，只需临机一句话，自己全节，别人全身，各臻其美。然而方孝孺想不到。
方孝孺之“迂”非止此一端。
清朝人编的《古文观止》计选文222篇，明朝的文章入选的很少，总共才18篇。而方孝孺一人独占两篇，一篇是《深虑论》，一篇是《豫让论》。
但好文章不一定是好办法。好文章也可能误人，还误人不浅。
就拿著名的《深虑论》来说，开篇即气势不凡：“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下的祸患是防不胜防的，虑之于此，最后却出其不意，祸发于彼。秦定天下，惩周诸侯之强，卒亡其国，变封建而为郡县，以为这样一来即可以万世江山。不料十多年后，陈胜、刘邦即起于垄亩之中；汉又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封同姓为王，以为藩篱，不料最后王莽卒移汉祚；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历朝历代，皆惩前代之“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这样对历史的观察不可谓不敏锐、深刻。而方孝孺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排除了一切“人事之谋”的有效性：“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说白了，就是为政者只要“积至诚”“用大德”，尊王道，行仁政，则天道昭彰，上天自会保护你，不会让你亡国。要知道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乡间陋儒，而是建文帝朱允炆的首席智囊啊。
试问：当朱棣兵临城下，不同于乃祖（朱元璋），亦不同于乃叔（朱棣），颇有“仁厚”之风的建文帝朱允炆在后宫被逼自焚的时候，天何言哉？！当朱棣一朝权在手，即对建文旧臣发明了“诛十族”“瓜蔓抄”，从而揭开中国刑罚史最黑暗的一页的时候，天何言哉？！当朱棣后来以比之乃父更为残忍的手段，把中国古代的黑恶政治推向巅峰的时候，天又何言哉？！
巧合的是，朱棣的首席顾问姚广孝关于“民心”也有“高论”，更巧合的是，这番高论也关乎“天道”，且是于紧要关头对朱棣当面言之。事见《明史·姚广孝传》：“太祖（朱元璋）崩，惠帝（建文帝朱允炆）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在方孝孺看来，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而在姚广孝看来，天下唯有力者居之。在方孝孺看来，天道与民心不悖；而在姚广孝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管它民心不民心！方孝孺处处合于圣贤经传，却无济于事；姚广孝的话说得很混蛋，却在关键时刻让朱棣吃了定心丸。
因为助成朱棣之恶，姚广孝的名声一直不大好。他书读得也许不如方孝孺多，但知机变，有权谋。
机变、权谋只是工具，无所谓善恶。遇到恶者，比如朱棣，即助成其恶；若遇善者，比如朱允炆，当然亦可助其达成其善。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8月下
稿件来源 | 《文史天地》
本文作者 | 丁辉
责任编辑 | 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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