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中法跨国恋牵出的“性尴尬”故事,撕碎了西式“优越感”

梁山伯在得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后,对祝英台更是爱得死去活来;生前不能做夫妻,死后化蝶也要相伴相随……

这种性别反转的故事,发生在一段跨国恋里,结局却是以“恨”收尾。法国外交官高仁尼,爱了10多年的中国女子,被法国法庭揭露是男人身时,高仁尼痛不欲生。

“我有一个东方幻想,身材窈窕的淑女,穿着唐装和宽大的晨衣,为了爱上卑鄙的洋鬼子而死。她们生下来就被教养成为完美的女性,她们对我们逆来顺受……”

现实与幻想的巨大反差,让在监狱里的高仁尼拿起玻璃片,戳破了自己的喉咙。这个昔日的法国外交官,因为和一个中国京剧演员的情事、以及他们之间那引人无限猜测的“性尴尬”,成了全法国的笑话。

这是电影《蝴蝶君》的剧情,由华裔演员尊龙扮演中国京剧名伶宋丽玲,瑞米.艾恩斯演外交官。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最具看点的是,在剥开“爱情”的外衣之后,探讨了西方与东方、性别身份认知、民族与种族等重大文化命题。

好了,先谈电影,再谈电影之外的真人真事。虚虚实实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故事的本来面目。

上篇:电影中的白人外交官和他“卑顺”的中国妻子

北京,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夜晚。

台上的宋丽玲一袭白衣,正在演唱《蝴蝶夫人》中的片段。法国大使馆的文员高仁尼,被深深吸引。

散场后,宋丽玲换上一身红色唐装,妩媚动人。高仁尼上去搭讪,向宋丽玲赞叹《蝴蝶夫人》的爱情故事既浪漫又动人。

宋丽玲却直接揭穿了他虚伪的优越感:

“你(一个白人男子)必然会爱这个故事,不是吗?如果把故事的主角换成金发碧眼的美国女人和矮小的日本商人,你还会觉得它美吗?”

高仁尼被怼得有些尴尬,不过宋丽玲又撩拨他:要想真正了解艺术,最好到北京大剧院去看她演的京剧。

高仁尼瞒着妻子走进戏院。台上的宋丽玲,盛装华丽,身段曼妙,一段《贵妃醉酒》,让高仁尼沉醉其中。

戏场结束,高仁尼到后台找丽玲。她的身姿映在帘幕上,是一种无声的勾引。高仁尼送丽玲回家,他们交谈甚欢。到了家门口,丽玲却没有邀请高仁尼进去。

高仁尼惆怅不已。在夜色中,他看到一个老人在用网捕捞刚孵化出来的蜻蜓。影片通过这个场景,将高仁尼在这场游戏中的身份做了暗示:他就是用来喂鸟的蜻蜓,正逐步掉入一个精心编织的网。

通过电影碎片化交待,可得知高仁尼人际交往能力低下,和同事争吵,背叛婚姻,和巴夫人搞一夜情。

在西方社会,他是一个平庸的男人。但面对东方,高仁尼自信心爆棚,他迫切需要得到一个东方女人,迎合他男性权威和作为西方人的优越心理,即《蝴蝶夫人》中,日本艺妓巧巧桑对美国白人男子忠贞不渝到自杀殉情的崇拜和迷恋。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高仁尼玩起欲擒故纵的游戏。他好几周不去找宋丽玲,直到她写信来邀请他见面。

高仁尼冲进丽玲的家,一把抱住她,问丽玲愿不愿意做他的蝴蝶夫人?丽玲娇羞地点头。高仁尼吻了她,趁势就要解她的衣服。

丽玲按住高仁尼的手,告诉他: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东方女子端庄稳重,有自己独特的取悦男人的方式。

就这样,在宋丽玲的引导下,高仁尼完成了和丽玲的第一次性生活。

高仁尼志得意满,对着上司汇报他对东方事务的看法。镜头一转,宋丽玲也对着上司汇报工作。

无疑,宋丽玲有多重身份。她是情报员,也是京剧中的男旦,她把戏从舞台上演到舞台下,令高仁尼愈陷愈深。

宋丽玲卑顺如奴隶,这让高仁尼享受其中。唯一让他不满的是,他们的两性生活中,总是掺杂着难以忍受的尴尬——每次肌肤之亲,宋丽玲都要穿着衣服。

在一次喝酒后,高仁尼大发脾气,要求丽玲脱掉衣服面对他。

丽玲柔声安慰高仁尼,同意了他的要求。高仁尼正要替她脱掉衣服,丽玲突然告诉他一个秘密:“我怀孕了”。

高仁尼的手停止了动作,他沉浸在为人父的喜悦里。丽玲要回老家养胎生子,几个月后,她怀抱一个混血面孔的男婴,出现在高仁尼面前。

高仁尼被感动得无以复加,他准备带丽玲母子回法国生活。但动乱年代到来,宋丽玲是被打倒的戏子,她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劳动改造。

为了让她们母子的处境好一点,高仁尼在丽玲的暗示下,利用自己的职务,提供给丽玲一些法国大使馆保密级别的东西。

高仁尼因能力平庸,被解除了工作合同,回到法国。和妻子离了婚,过着独居生活。一想到宋丽玲母子还在遥远的地方受苦,高仁尼就湿了眼眶。

一天,回到公寓的高仁尼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他。回头一看,宋丽玲突然出现在眼前,高仁尼上去抱着丽玲喜极而泣。

他们在法国开始以夫妻的身份同居。在宋丽玲的建议下,高仁尼找了一份邮差的工作。为了他们仍留在中国的儿子过的好一点,高仁尼一直配合着丽玲的工作。

那个年代,一个前外交官和一个东方女人的亲密关系,格外引人注目,高仁尼和宋丽玲双双被抓。

审判席上,高仁尼并不回悔自己的叛国行为,他自我感动于为爱牺牲的壮举中。

直到宋丽玲西装革履地出现在法庭上。他风度翩翩,浑身上下散发着男性魅力。

高仁尼从审判过程中第一次得知,他心爱的妻子宋丽玲,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人!至于“他们的儿子”,成了甩在高仁尼脸上的一个红手印。

高仁尼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这么多年,他一直把宋丽玲当成女人来爱的。

在囚车里,宋丽玲脱掉衣服,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无遮掩。高仁尼只看了一眼,便痛苦地倦缩在囚车一个角落,拉上了他们之间的那道链门。

电影的最后,高仁尼面敷白粉,妆扮成日本艺妓,给狱友们演了一出《蝴蝶夫人》,随后自杀;丽玲则登上飞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这场跨国畸恋,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收尾。高仁尼是那个时代西方人的一个代表,在和东方的较量中,他们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见多识广的、不可战胜的。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法国大使问高仁尼对美国越南战争的看法,高仁尼坚信越南会屈服,美国将得到胜利。事实证明他错了,对这件事的误叛,导致他被上司解雇。

高仁尼和丽玲交往,潜意识里把她“弱化”和“矮化”,他对宋丽玲的感情,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构建起来的那种优越感,在两性关系中的病态体现。

对于东方,高仁尼们只是“猎奇”和“征服”的心理,并无通透的了解。宋丽玲性别的反转,是对东西方关系的一次解构。柔弱卑顺的东方女子,才是那个主导他们之间关系的主人。

与其说“雌雄不辨”带来的尴尬和耻辱,让高仁尼痛苦得要死,不如说幻想破灭后带来的挫败感,让他走向死路。

正如《蝴蝶君》中,宋丽玲在法庭上的严厉控诉的那样:

“西方总认为自己是男性的——强大的武器,强大的工业,强大的资本;而东方是女性的——纤弱、精细和贫穷,充满了神秘的智慧和谜一样的女性特质。我是一个东方人,而身为一个东方人,(在西方人眼里)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男人。”

当宋丽玲被证实为一个男性,他的情商、智商都比高仁尼优越时,高仁尼一直秉持的西式优越感被撕碎,溃如蚁堤。

下篇:电影之外的故事

电影《蝴蝶君》有一丝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在电影之外,这是一个确实发生过的真实故事。高仁尼的原型是法国驻华大使馆职员布尔西科,宋丽玲的原型是中文教师时佩璞。

布尔西科

1964年圣诞节,布尔西科参加了大使馆举行的一个晚会。一个叫时佩璞的中国男人,清秀儒雅,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的一言一行、他时而翘起的兰花指,透着一种莫名的诱惑力。

布尔西科不知不觉中被他吸引了,他开始跟时佩璞学中文。一来二往,俩人交往加深,情感升温。

时佩璞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沉迷京剧,能写剧本,也能上台演出。一天,时佩璞给布尔西科唱了一段《梁祝》,并给他讲了这段戏背后的爱情故事。

布尔西科与时佩璞

布尔西科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随后,时佩璞又透露给布尔西科一个秘密:“我其实不是男人,我是女儿身。我母亲生了俩个女儿,她极其盼望有男孩,于是从小把我当男孩子养,连名字也是男人名。”

布尔西科听到这里,简直用惊喜来形容了。他本来对时佩璞身上流露出来的阴柔之美痴迷不已,现在得知时佩璞是女人时,心中那抑制不住的欲望就跳了出来。

感情水到渠成,布尔西科和时佩璞恋爱了,这段关系断断续续18年。

这期间时代风云变幻,布尔西科经历了失业,在中法间几度往返,一直到1982年,已经回到法国的布尔西科给时佩璞申请到了法国签证,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法国。

在这18年里,时佩璞甚至为布尔西科“生下”儿子时度度。有了这个牵挂和纽带,布尔西科无论身处何方,从没放下过他们。

布尔西科和时度度

分开的那些年,为了离时佩璞和儿子近一点,布尔西科申请到天寒地冻的法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了几年,几乎每个月,他都要乘36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来北京看望“妻儿”。

至于他们在云雨过程中遭遇的那些尴尬性事,只要想到这是“东方”的特色,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电影《蝴蝶君》中很好地诠释了西方白人男性的这种心态。有一次宋丽玲问高仁尼,为什么喜欢平胸的自己,高仁尼回答:因为你看起来像一个正在等侯上课的女学生一样年轻纯真。

古老的、保守的、异域情调的东方国度里,纯真的、害羞、自的牺牲的、神秘诱人的东方女子,即使她们长着突出的喉结,也无法撼动布尔西科们心中对东方预设的固象。

1986年5月,布尔西科被指控泄密国家机密,和时佩璞一起被法国法庭判了六年。在法国华人眼里,时佩璞是伟大的爱国者;在法国人眼里,他是能“自如地反转性别”的伟大艺术家。在各方助力下,时佩璞和布尔西科先后被法国总统特赦出狱。

在法庭上

时佩璞和布尔西科的离奇故事传遍西方世界,美国剧作家黄哲伦听说后,创作了戏剧《蝴蝶君》,此后被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搬上银幕。相比中文名,英文名《M.Butterfly》模糊了性别,更引人遐想:

字母M,既是Madame(夫人)的缩写,也是Monsieur(先生)的缩写。

这是对时佩璞作为一个优秀男旦演员的最高赞赏。他出狱后,和领养来的儿子时度度一起生活在法国,担任法中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会长,从事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人气很旺。

但对布尔西科来说,这是一生难以走出的耻辱。他曾在纪录片中说:“回首往事,我一定是个世纪丑角。”

遥想当年,直到时佩璞的体检报告放在眼前,布尔西科才相信“妻子”的男人身份。“他们的”儿子时度度,布尔西科曾带他见自己的父母,给他改了法国名字。毫无疑问,被他“爱如珍宝”的时度度,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时佩璞和时度度

来自全法国的嘲笑和白眼,让布尔西科几近崩溃。在监狱里,起初他和时佩璞关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难熬的折磨。布尔西科几次寻死,被救下后才把他俩分开关押。

出狱后,他和时佩璞一别两宽,再不相见。晚年的他,身患多种疾病,住在养老院里。

2009年的一天,布尔西科接到时佩璞打来的电话,他对他说:“我依然爱你。”这个电话后不久,时佩璞在巴黎去世,终年70岁。

对于时佩璞的“临终示爱”,布尔西科说道:“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甚至性别,但无法跨越欺骗和利用!”

布尔西科在法国有好几个同居恋人,有异性的、也有同性的;在乌兰巴托时,还和一个蒙古国一个贫穷的女学生同居。他不排斥“同性之爱”,也不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但对来自东方国家的爱人,他有一种“虚假的理想化形象”,她们必须是“柔弱的、卑顺的、被拯救的女性”,当时佩璞被证实男人身份时,布尔西科毅然割断了所谓的爱情。

放在时代背景下,电影内外的故事都令人深思。一个白人男子,与黄种人“女性”之间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终究是西方对东方一场盛大的虚妄幻想。

被视为“必然”的东方形象,也会反转;固守的西式优越感,终会被撕碎,化成一把用来自戕的玻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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