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经典【第2期】从北京到陶林：一个家庭的时空变迁（下）
主播：楚楚
文字作者：黄金亮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大家又来到察右中旗人的故事主题电台——聆听经典【第2期】。
本期播报内容节选自黄金亮的《从北京到陶林：一个家庭的时空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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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陶林：一个家庭的时空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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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移民心目中满山遍野桃花盛开的“桃林”其实并没有一株桃树，此陶林非彼桃林，该地年平均气温大概在2℃左右，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历史上本为蒙古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经过自满清康熙年间开始的不断垦荒，到清末察哈尔西翼四旗生态变异逐步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民国元年（1912年），政府于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治地内划立陶林县，与原有的蒙古旗治形成“一地二治旗县并存”的局面，这个类似于后来的一国两制的一地两府体制维持了很多年。
北京移民们从平绥线上的卓资山车站下车，来接他们的陶林县政府派出的交通工具是几辆牛车，也就是今天在电影里和许多草原文化旅游景点里常看到的勒勒车。卓资山距陶林县城所在地科布尔尚有50公里的路程，中间要穿过现在已开辟为草原旅游胜地的高山牧场辉腾锡勒，“辉腾”蒙语意为寒冷，“锡勒”就是山梁。辉腾梁上风雪弥漫、山峦起伏，我从百度上摘了一段文字，叙述此地的气候特色：“辉腾锡勒气候多变，有时西边浓云密布，大雨滂沱，而东边却晴空朗朗、光华熠熠。有时阴晴雨降就在一山之间、一沟之隔。多变的天气，带来奇特的温差，忽儿凉爽如秋，忽儿温馨如春，有时炎热如夏，偶尔这里还会有轻盈的雪飘，故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之说’。但是由于夏季特别凉爽，被人们称为草原的最佳避暑胜地。”
然而1950年冬天的北京移民无心观赏这种罕见的风光，更无可能享受避暑胜地的舒爽，从辉腾梁山口呼啸而来的北风，裹着飞飞扬扬的雪花，骤然而至的寒冷使得这些穿着长衫套着旗袍的男女们瑟瑟发抖、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着实狼狈。勒勒车吱呀吱呀行至半路，我姥爷忽然发现最小的一个孩子不见了，车倌说可能半路人多手杂不注意丢了。姥爷没有听从别人赶紧赶路的劝说，不顾严寒下车步行往回走了十几里，终于在膝盖深的雪地里找到了丢失的小儿子，幸亏还好，生命体征正常，一条小命算是有救。途中姥姥在勒勒车上还问了赶车的当地人一个雷人的问题：“口外是不是遭灾了呀，怎么到处都是坟头？”她一个城里人哪知道，田野里类似坟头的堆状物是农民给来年播种积下的肥料。
姥爷一家随后在在人迹罕至、没有桃花盛开的陶林县西南八里地的得胜村安置下来，吃着政府配给的难吃难咽更难拉的高粱米，顶着从辉腾梁上刮下来的浩浩荡荡的寒风，开始了新的生产就业。由于文化人的背景，姥爷被当地聘为教师。从来都没有见过田野的姥姥在艰难的生活过程中学会了农田劳动，竟然当过农业社的妇女队长，还是公社培训过的接生员。在我小时候，经常在梦乡里被夜里的敲门声惊醒，那是附近十里八乡家里有妇女临盆的村民来找接生员。有单人一骑来的，得得的马蹄击碎了村庄幽静的夜空；也有套车来的，曾经那拉着不谙塞外风情的北京人走过辉腾梁的勒勒车，如今又拉着公社的接生员走在迎接新生命的路途。勒勒车逐渐被胶皮大车所代替，接生员也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孩子们的奶奶姥姥。陶林县也很早便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1954年，陶林县和察哈尔镶红镶蓝联合旗撤并组成了新的察哈尔右翼中旗。
他们的居住地倒是稳定，原属陶林县一区的得胜村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了察右中旗得胜公社得胜大队，村庄依然还是那个静静的村庄，距离科布尔镇八里地的路程也永远是曲曲弯弯坑洼不平。在学区做教师的姥爷不知何因，八里地的路程，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上岁数了以后步行，在我印象当中从来都没有坐过农村里面常用的交通工具如马车、驴车、牛车之类，风尘仆仆的路上行人稀少，遇到的也都是熟人，间或有赶车的停下招呼他上来，姥爷也总是招招手依旧步行而去。是这些牛马车勾起了他的某种记忆吗?
一口京腔京韵不好改变，但他们也会时常蹦出几个本地话专用词，随着岁月侵蚀，从外表上已经不能区分北京人和口外人的差别。唯有姥爷家的收音机里经常播着唱着本地人听不懂的西皮二黄。我小时候常驻姥姥家，收音机里被姥姥姥爷称作梅老板的角色吚吚哑哑，丝弦轻拉，“海岛冰轮初转腾……”；马老板也会在京胡悠扬声中气定神闲来一曲“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所以我这个内蒙人从小就知道唱念做打、生旦净丑、梅程荀尚，而且知道梅兰芳是可以被叫做梅老板的。
2015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张旧的《绥远日报》的图片，上面有一篇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陶林举行抗美援朝代表会 决定捐献陶林号飞机》，飞机最后捐了没有无从知晓，但是这篇报道结尾部分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移民妇女胜佩华说‘我原是一个困在北京的人，解放后由人民政府给解决了困难，移来陶林三区东卜子村，现在喂下两口大猪，我要捐出一口来给志愿军买飞机，回村后还要领导全村妇女，参加生产学习文化，把读报组一定巩固好（她是读报组长）’……”。这个胜佩华应该是和我姥爷他们一起来的北京移民，也不知道最后那一口大猪下落如何。
姥爷姥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作古，埋骨不须桑梓地，就葬在得胜村东南方向的山岗上，脚下就是现在新修建的省际大通道，由此开车东距北京420公里，朝发午至。
诗曰：
东岗坟上草离离，朔风野大纸灰迷。
南飞鸿雁又北归，北移终老他乡地。
些许人物沉史书，几多乾坤大挪移。
莫向塞外歌此曲，辉腾梁上风雨急。
后记：《世纪档案》2005年第5期署名王承旭的文章《1949年至1950年北京市的移民工作》一文中记载：“截止1950年底，北京市共向察绥移民两次，1902户，7514人，去东北的矿工351人，就移民的成份来说，三轮车工人和其他工人占多数，为57%，其次是农民小贩失业知识分子，及少数伪军警察和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