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小威廉·巴克利的思想肖像（上）

按：本文系读者来稿，作者孙唯瀚，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原文标题为“小威廉·巴克利的保守主义高等教育思想评析”，全文6000余字，为便于读者阅读，分两版推送。公号的老读者想必对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并不陌生，而本文主角正是《国家评论》的创始人小威廉·巴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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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是美国“二战”后保守主义运动的旗帜人物，他的许多观点对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政治以及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巴克利出版了《耶鲁的上帝与人：对学术自由的迷信》（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阐述自己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看法，也对耶鲁大学“背离”保守主义传统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这部著作对此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和高等教育观念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一

在2008年《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小威廉·巴克利创办于1955年）刊登的纪念文章中，英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将巴克利视为20世纪50年代将美国不同支派的保守主义者团结起来的关键人物，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80年代，“里根的成功（部分）源于巴克利的思想”。在分析巴克利的高等教育思想之前，有必要对他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脉络进行简单的梳理。

巴克利1925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童年在墨西哥度过，其后又辗转在巴黎、伦敦等地接受教育。1943年他先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入学，之后参加美军。二战结束后，他考入耶鲁大学，并且加入了“骷髅会”。大学期间，巴克利是耶鲁政治联盟（Yale Political Union）中保守派积极分子，担任校园期刊《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的主编。在耶鲁的最后一学期，巴克利应邀作为校友日基金募集会上的学生发言人，他希望将原本只是行礼如仪的发言变成对耶鲁大学的批判。学校管理者看过发言稿之后，希望巴克利把措辞改得温和一些，却被他严词拒绝，为此，他失去了发言机会。后来，他将发言稿加以扩充和修改，并在1951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耶鲁的上帝与人》。毕业后，他加入美国中情局，负责在墨西哥城搜集学生团体中共产党分子的情报，但第二年就辞职回国。1955年，他创办《国家评论》杂志，坚持任主编至1990年，其间撰有大量文章、专栏，出版40本以上著作，还创办电视节目《火线》（Firing Line）。

在政治上，巴克利在1960年参与创办保守主义青年政治团体“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因为反对共和党提名的纽约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他代表新保守主义党参加纽约市长竞选。尽管竞选失败，但仍获得了13.4%的支持。巴克利与里根相识于1960年，当时里根还是加州民主党领导人。1966年《国家评论》刊文支持里根竞选州长。里根非常佩服巴克利的智慧，并且一直是《国家评论》和巴克利专栏的爱好者。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势头高涨。在里根执政的8年间，尽管巴克利拒绝里根政府中的一切职位，但他从未停止过通过自己的专栏为其提供支持。

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恢复传统宗教、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等几个方面。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巴克利在宗教上主张恢复一种具有明显的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在经济上，他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抨击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极不认同，他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中对于市场自由的理念。对于罗斯福新政后在美国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巴克利通过强调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以与之抗衡。从创办《国家评论》起，他就把自由主义（注：一般指罗斯福新政之后的自由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认为当代的核心危机在于新政传统中的“社会工程师”和那些捍卫“有机道德秩序”的“真理信徒”的斗争。巴克利的这些思想在《耶鲁的上帝与人》中都能找到源头，因而有必要对他的这部著作进一步分析。

二

犹太裔保守主义者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在其论述美国高等教育的专著中，将巴克利进入耶鲁大学的时代形容为美国学术开始日益滑向自由主义，并且变得愈发激进，他认为巴克利的《耶鲁的上帝与人》开保守主义者批判美国高等教育中自由主义倾向之先河。

在就读耶鲁期间，巴克利撰写过许多讨论大学中保持正统观念问题的文章。在1949年成为《耶鲁每日新闻》主编后，他不仅扩大了该报纸对全国性事务的关注范围，还对耶鲁的教育问题发表社论，批评当时耶鲁校园中的无神论倾向和反对市场自由的经济学课程。在1950年未能发表的演说中（收录于《耶鲁的上帝与人》的附录VI），巴克利强调耶鲁大学深植于基督教价值理念的传统，并指出当时的耶鲁已经完全背叛了这种传统。他认为耶鲁的自由放任政策已经过头。巴克利还认为这种政策导致了耶鲁的董事会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对学校的控制，而教授会成为了耶鲁决策的中心。这也导致耶鲁的毕业生对自己所信仰的观念产生疑惑。他坚持认为一所现代的大学必须拥有一种价值观念，并且应当“有决心、勇气和信念使她的学生们也拥有相同的观念”。此外，巴克利还在耶鲁学生年级理事会（Yale Class Council）的毕业生致辞中重申了类似观点，他并不否认学术和研究的自由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但他也认为存在一种永恒的真理（immutable truth），这些真理不应该在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中被不断地质疑。可见，巴克利的高等教育思想在大学期间就已经逐渐形成，这些思想在《耶鲁的上帝与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在前言中，巴克利称自己最初进入耶鲁时怀有对美国制度、传统的崇高敬意，认为耶鲁应该还保留着基督教、市场自由、有限政府等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但现实令他大失所望，耶鲁以学术自由的名义要求学生们接受其他流派和立场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基础课程。巴克利在书中正是对耶鲁大学中的这些问题展开批判。当然他承认自己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因而这本书更多的还是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评论耶鲁大学中的种种问题。

关于校园中的基督教，巴克利认为耶鲁的无神论氛围越来越浓，甚至有反对基督教之嫌。他细致分析了耶鲁宗教系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以及课程的讲授者，认为耶鲁的宗教学教授大多数缺乏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宗教系事实上并不存在对基督教的明显偏向。巴克利援引一位犹太裔教授古德诺（Mr. Goodenough）在课堂上的言论，尽管该教授被视为是“优秀的公理会教友”，但他曾在学生面前宣称自己是“80%的无神论者和20%的不可知论者”。在巴克利看来，这是驱使学生远离宗教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在耶鲁校园中对基督教有明显偏好的教师都是凤毛麟角”。在社会学系中，巴克利认为宗教被当作了一种迷信甚至是有害的愚昧，他援引教授社会学导论课程的雷蒙德·肯尼迪（Raymond Kennedy）的言论：“当今教会的圣职人员如同古代巫医的翻版”，“宗教就是某种关于鬼怪、精神与情感的事物”。对宗教的偏见在社会学系中普遍存在，“说的好听点，宗教不受待见，说的难听点宗教就是被批判的对象”。

与此相似，哲学系中也充满了对宗教的世俗主义偏见。哲学系主任勃兰德·勃兰夏（Brand BlanShard）是无神论者，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保罗·魏斯（Paul Weiss）是不可知论者。即使是得到正式任命的牧师罗伯特·卡尔霍恩（Robert L. Calhoun）也仅仅只是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不能给学生们学术性的、亲基督教的哲学思想上的影响。巴克利将耶鲁的宗教情况总结道：“显然，约翰·杜威（John Dewey）及其追随者的不懈传道已经结出硕果”，世俗主义的理念弥漫整个校园，对基督教传统的信仰和敬意已经黯然失色。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在1950年耶鲁新任校长惠特尼·格里斯伍德（Whitney Griswold）的就职演说中，尽管他提及了所谓耶鲁的基督教“象征”，但他没有提及宗教，更没有向一代代耶鲁先驱在基督教教育上所作出的贡献表达敬意。在第一章的末尾，巴克利不断提醒读者铭记耶鲁大学的基督教传统：这所大学由教士们所创立，它的董事会在过去200年间都是由牧师来担任，它的每一个象征都在致力于增进为上帝斗争的力量。

巴克利紧接着指出耶鲁大学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他主要分析和批评了经济学课程中反市场自由、反美国资本主义的偏向。他将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组概念等同起来，并且指出耶鲁本科生必修的经济学基础课程通过传播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来实现其影响力。他认为以这种形式传播集体主义正是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摧毁资产阶级的一种方式：通过“不断扩展社会公共服务、税收、政府控制来逐渐实现国家权力的增长，从而实现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平稳转变”。巴克利用大量篇幅列举了耶鲁的经济学的课程传播集体主义思想的例子，并且专门专门分析和批评了西奥多·摩根（Theodore Morgan）的《收入与就业理论》（Income and Employment）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经济学》（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他反驳了两本教材中宣称的对市场自由的强调，以及两位作者并不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巴克利引述了摩根在其书中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论述，质疑他所谓的“私有财产是一种少数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的论调，并指出这种观点最终将会威胁到市场自由。巴克利还质疑了摩根关于将垄断企业国有化的理论，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不过是“一群笃信凯恩斯经济模式的奴隶而已”，他们相信大政府的持续大规模财政支出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他还对萨缪尔森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有限政府的论调——“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有限的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样的论断了”——进行了质疑。巴克利认为耶鲁经济学系的教授们多数都是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而且这种倾向的责任在于耶鲁的管理层，尤其是作为经济学教授的教务长埃德加·福尼斯（Edgar S. Furniss）。巴克利还展现了包括在他主编的《耶鲁每日新闻》和学生政治联盟（the Political Union）等学生组织中的集体主义活动的证据。

关于耶鲁的校友会，巴克利认为这是挽救基督教、市场自由以及有限政府等观念的重要途径，鉴于耶鲁不具有塑造大部分学生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能力，“如果这一代耶鲁毕业生不去制止耶鲁的意识形态运动，那么下一代毕业生可能就已经根本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了”。他认为校友会有权利、有义务干涉学校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如果校友会对学校当前的意识形态偏向感到不满，可以减少对于学校的经济上的资助，从而使学校的意识形态重回正轨。

最后，巴克利批判了耶鲁大学中以“学术自由”为名而为无神论、反对市场自由等理论辩护的现象。他认为耶鲁在本科生的必修课程中强行灌输无神论以及集体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学术自由，他所支持的学术自由是学者在研究中的自由，而非耶鲁的教授们为了强行向学生灌输他们的观念所滥用的“学术自由”。在巴克利看来，“任何形式的强制性价值灌输都不应该被容忍”。学者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滥用“学术自由”这一概念，这种行为是一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否定。而学术自由应当回归到它原本的含义：“任何人都有自由和权利去管理他们所监督与支持的学校的教育行为和目标”。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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