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稿”：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一位不应被遗忘的文艺复兴思想巨人

按：感谢作者朱兵先生的赐稿。本文是一篇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圭恰迪尼的介绍性短文，删节版曾刊发于2016年1月2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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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逝世前仅仅两个月的时候，在致其友人维托里的一封书信中，马基雅维利曾如是深情地说到：“我爱圭恰迪尼先生，我爱我的祖国胜过我的灵魂。”圭恰迪尼何许人也，在马基雅维利的心目中能与自己可以为之献出灵魂的挚爱祖国相提并论？

近年来，马基雅维利研究在中国学界持续升温，虽比不上上世纪80年代的海德格尔热、韦伯热、萨特热，但与近年的施特劳斯热、阿伦特热一般，也着实俘获了不少学者的心智。但与马基雅维利的“火热”相比，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却显得无比冷清，除了《意大利史》和《格言与反思》之外，他的其它著述都没有中译本面世，关于他的研究也少之又少，大多浮光掠影、点到为止、不求甚解。鉴于此，这篇短文旨在对圭恰迪尼其人、其著及其核心思想略作铺陈，以勾勒其大致的人生镜像和思想肖像，以期抛砖引玉，望更多学人关注其心灵世界中的诸多复杂隐秘之处，予历史人物一种公允定位与全面认识。

如若我们回到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可能要知名得多，也成功得多。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卷》中曾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就如同拿破仑急着要见歌德一样，查理五世也急着要见圭恰迪尼一面。有一天下午，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会见了圭恰迪尼，他竟不顾将军和朝臣们的久等，而与圭恰迪尼长谈，他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造就出一百位贵族，但是，我在二十年之内，也没办法培植出这样一个历史学家。”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有待考证，但其中折射出的内容，倒也不算太夸张。

圭恰迪尼于1483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贵族世家：圭恰迪尼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商业运作范围遍及整个欧洲，而且其家族成员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中长期身居要职。在圭恰迪尼降生之时，他的父亲便让当时大名鼎鼎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斐奇诺为其教父，并让他在年幼之时便系统地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典著作等。在其《格言与反思》中，圭恰迪尼颇为自豪地说，在其早年“没有腐化，没有任何形式的虚浮，没有浪费时间”，可谓少年老成。圭恰迪尼于1498年决定学习法律，因为律师这份职业在当时颇受尊重，也是一条通向政治权力的坦途，而且报酬颇高。然而，律师却是一项门槛很高的职业，令很多贵族子弟望而却步，志向高远的圭恰迪尼不辞辛劳，转益多师，经过多年不懈努力，1505年，他终于在比萨大学获得民事法博士学位。

1508年，圭恰迪尼走进婚姻的殿堂，与佛罗伦萨另一名门望族的女子玛利亚·萨尔维亚蒂结合，其中带有浓厚的政治联姻色彩，圭恰迪尼“政治成熟”的一面在此事中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亚里士多德那句经典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尤其适合于圭恰迪尼，韦伯在其名篇《以政治为业》中曾指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毫无疑问，圭恰迪尼更加偏向于前一种方式，在政治天赋上，马基雅维利距离他实在太远。

1511年10月，佛罗伦萨共和国推选这位年轻的律师出使斐迪南德所统治下的西班牙，两年的西班牙之旅，给圭恰迪尼提供了很好的政治世界入门教育，对于这个诡秘的政治世界，他可以先睹为快，近距离地观摩，认识到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可谓接上了现实政治的地气。1516年，利奥十世委任圭恰迪尼为摩德纳总督以及该区的主管，为教廷连续20年的效力生涯宣告开始。后来当这个区域爆发战争时，圭恰迪尼也体现了极高的军事天赋，成为一名扬威沙场的将军。1521年冬天，作为委任长官，圭恰迪尼在帕尔马指挥组织了对法军的防御。利奥十世去世后（1521），接任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确立了圭恰迪尼的位置，对其继续加以重用。尔后，新的美第奇教皇克莱门七世于1524年委任圭恰迪尼为罗马涅省的管理者，除博罗尼亚之外，对整个地区享有全面的权限。克莱门还曾任命圭恰迪尼为教皇军队的副总指挥。圭恰迪尼在此时达到了荣耀之巅。

意大利作家巴尔齐尼对圭恰迪尼的一生有精妙的概括和总结：“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像他父亲一样对政治气候感觉敏锐，在经历了意大利历史上若干最复杂、最殊死的变乱时，他都能平稳度过。他一生多数时间都是如此，但可能比他父亲更得心应手，更显得有身份。趋力避害、功成名就、掌握权力是他终身的唯一目标。他体面地获得了本国的一些最高的职位，几乎有和国王一样的权力。他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稳固的名声，对历史和政治进行了认真研究，也扩大了自己的私产。他用诚实手段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没向有权势的人讨好，或者说虽然讨了好，但搞得很谨慎，不易被察觉。’我总让职位追求我，而不是我去追求职位。’他这样倨傲地写道。这一切成功都得力于他的幸运、他的个人品质和教养、他对人的本性的不可思议的理解以及他的努力和谨慎。他的努力和谨慎使得处于困难地位的任何人都愿意聘请他，甚至恨他的人也赞许他。

讨厌他的佛罗伦萨编年史家贝内代托·瓦尔基说：“如果撇开他的财富和学识，如果他不是教皇的地方大员和副将，弗朗西斯科先生也仍会闻名遐尔，因为他有对于人类行为的实际知识，他以巨大的洞察力论述和评价了这些行为。”（[意]路易吉·巴尔齐尼：《意大利人》）

圭恰迪尼的一生将实践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完美结合起来，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和戎马生涯的间隙，他潜心著述，颇为高产，可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历史类、人文思想类与政治类。历史类著述包括：《佛罗伦萨史》、《档案记》、《西班牙书简》、《佛罗伦萨事务史》及《意大利史》，尤其是其中的《意大利史》，奠定了圭恰迪尼伟大史家的地位。自从19世纪以来，这部著作以多种语言版本广泛流通，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历史的精确描绘与深刻剖析而广受赞誉，是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有颇多创新。人文思想类著述包括：《格言与反思》、《劝慰集》、《控诉》以及《辩护》。20世纪著名的文艺复兴研究史家鲁宾斯坦曾言：“在文艺复兴思想史上，圭恰迪尼的《格言与反思》占有特殊的重要性。在16世纪，很少有作家的作品能够像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18年内记载下的反思一样可以使我们对作者的观点与情感得到如此深入透彻的理解。”

在三篇简短的文章《劝慰集》、《控诉》以及《辩护》中，他开始驻足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检省个人荣辱得失，描画自己的人生之旅。政治类著述包括：《洛格罗诺论集》、《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位后的佛罗伦萨政府》、《美第奇家族应该如何自我确保权力》、《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对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思考》。在西班牙担任大使期间，圭恰迪尼完成了《洛格罗诺论集》的写作，副标题为“怎样给平民政府带来秩序”，是圭恰迪尼构思的关于政府改革的论集，其中很多思想与更为体大思精的《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是一致的。《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则蕴含了圭恰迪尼诸多深邃的政治思想，是他最为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对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思考》则是最早的对马基雅维利思想严肃的学术批评，而且是来自其惺惺相惜的挚友，其中鲜明地体现了二者思想的关联和差异所在。概言之，圭恰迪尼的写作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家庭传记、市民历史、外交报告、政制方案、个人记录以及格言隽语。随着圭恰迪尼阅历的不断增长，历经宦海沉浮以及在乱世中的不断磨砺，其著作类型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实践智慧。

在圭恰迪尼的诸多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政治思想。在其史著，尤其是《意大利史》中，圭恰迪尼展示了独特的历史思想：那就是以一种视野宏大的整体史观来进行历史著述；注重对历史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在历史叙述中注入自身的政治理念；以及不懈地对原始档案进行挖掘和批判使用。这些史学思想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研究水平，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其中对档案的使用，为史家兰克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藉此奠定了史学的现代地位。在圭恰迪尼的诸多政治著述中，蕴含着深刻而完备的政治思想，并辅之以一套精细而完备的政府体制构想。圭恰迪尼的政治思想对后世的西方政治思想演进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他强调实效真理而非虚幻真理的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分权制衡的权力观、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思想、主张国家绝对权力的“国家理性”观、崇尚精英治理的统治论，在后世西方的诸多政治思想家和现实政治制度架构中都有历史的传承和回响。

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无论是人生轨迹还是思想谱系，都有不少的交叉，要了解圭恰迪尼，有必要通过马基雅维利这扇窗户，反之亦然。同时为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做传的意大利史家里多尔菲如是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在彼此相距的几年时间里出生在同一座城市，两者无论是在出身还是精神气质上都是佛罗伦萨人，两者都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在个性、教育和境况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只有在他们的不类同之处才能划出平行线。实际上，他们的智力之唯一共同之处便是其卓越性。用切里尼的话我们可以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时间里仅仅只能有一个。然而在佛罗伦萨狭窄的城堡范围之内同时拥有他们两者。”思想史家纳杰米对两者则作出了这样的对比：“在这两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尴尬的紧张，他们的人文气息是如此的接近，然而在他们的政治经验、忠诚度和内心信念之间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圭恰迪尼在挑战——用幽默的、友善的、戏谑的然而又仍然是对抗性的词句——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和历史研究的基本预设。……与圭恰迪尼的通信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晚年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圭恰迪尼来自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并且将自身的命运与美迪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一种主要是在有助于反教权的情况下充斥着讽刺笔调的相互往来之中，他们的通信显示出一种相互的钦佩、尊重和友谊。”《论语》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用来描述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之间的关系，可谓再恰当不过了。

剑桥学派思想史家维罗里曾著有《尼科洛的微笑》，他试图解构马基雅维利画像中那神秘的“蒙娜丽莎”式微笑，进入其内心的隐秘世界。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圭恰迪尼的标准画像，他衣着考究、目光坚毅、表情冷峻、若有所思，在这幅画像中，我们找不出他微笑的任何痕迹，经过15、16世纪之交意大利和整个欧洲沧桑巨变而身处其中的个体生命，面对这个冷酷的乱世和自身失落的理想，他或许再也无法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