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 袁运生:现在的绘画缺少从中国文化里看造型的追求

袁运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南通。擅长油画。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

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一九七九年参加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先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一九八二年应邀访美并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几所大学。一九八八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一九九六年九月返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曾在国外举办二十多次个人画展。

主要作品有: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一九七九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壁画《红+蓝+黄=白?——关于中国两个神话故事》(一九八三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型丝织壁挂《人类寓言》(一九九六年),油画《水乡的记忆》、《眼睛》、《追— —末班车》等。有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出版有《云南白描写生集》、《运生素描》、《袁运生素描集》、《袁运生画集》。

中国(古典)雕刻有许多问题,是我们现代的教学体系提供不了的,而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有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会有很多不同的侧面去让学生理解,找到它的方法,去启发他,怎么在简约中表达丰富而确定的“那个东西”。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认识和一种自信。现在为什么学生喜欢搞来搞去,在西方现代这个小范围里找来找去, 也跳不出来。就因为是把自己的文化放在一边不去管,没有从中去提取有价值的经验。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中不中、西不西,我们的教学系统就是这样的系统。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受的教学呢,说它是西方教学,只能是勉强的,只能在很小的范围里,我们能够拿一点东西进来。我觉得那样很不足。

我们要是在自己的系统里,就能拿到全部,这步是必须要走出的,把我们的教学系统挪到自己的系统里,并不是说从中国的雕刻里找到一个作品比如那些北魏的东西。你的作品就跟这个系统去做,并不一定是这种关系。你没有一个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你跟这个文化怎么能够紧密结合起来?我觉得你跟这个文化,首先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关系,对它的认同,对它的关注,跟它是有情感的,是有互动的。它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你,当它改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在你的作品里有所体现。

我给你看的那些东西,既可以整体地看它,也可以具体地看它。一个形体,你如果喜欢它,你怎么把它简化到一个程度,让你满 意一简约,但同时,东西还有。你以什么方式处理造型设计问题和结构问题,如何在情感上满足你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 去具体考虑,而且从这些东西里有许多可以吸取的重要经验。它着 眼于最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细节你如果注意要了,你就注意了最 重要的东西。你在画一个脸的时候,会觉得它什么都很重要,但是你退后一步看的时候,就抓住了,就抓住了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抓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跟艺术的关系,或者人跟 自然、跟客观的关系。

从语言表达上,要能找到它为什么精炼,我们往往是抓不住重点、 抓不到核心,抓不到所谓必要的细节是什么。任何一个作品,尤其 是你要去精炼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它最必要的,这样才可以精炼,否则你是没法精炼的。如果什么都要,任何一点变化你都要,那最后都不协调了,就没有特色了。显然它这个比较高明,它做的事情是更提纲挈领、抓住要害。

80年代,我到西北去,看到霍去病石刻以后很受感动,但我觉得这样的雕刻我们现在做不出来。什么缘故呢?是我们的教学体系死在那里,变成一个样式了。

我们的素描跟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没有关系,这个感受很深。

有了青铜器以后,中国就奠定了一个基础。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对艺术的抽象性的理解非常的深厚。这个传统很深厚地印在每一个要搞艺术的人的心里,去塑造人物的时候,就敢去做概括、给它抽象、强调他要强调的精神、他的情感因素。

为什么我要提出重建一个我们自己的高等艺术教育体系,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西方说实在的,它没有。

我觉得我们抓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人跟艺术的关系,或者人跟自然、跟客观的关系。它讲的是“气韵生动”,实际上讲的是你面对对象的时候,你要用你的精神注入进去,否则它就无所谓气韵, 因为那个对象是死的,是一个不动的东西。

我说中国的这些东西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系统,与西方的系统一起是两个系统,这样学生的选择就多了。

我说的思路就是让学生更多地去选择,让学生更自主地去画画。像素描这种东西,不要给它规范化,用一个具体的样式去教学,而更多是理解。

我说中国的这些东西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系统,与西方的系统一起是两个系统,这样学生的选择就多了。就是让学生视野开 阔,视野越是开阔的时候,他的选择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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