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的孩子们（下） / 四六文摘

作者：向素珍

2020.9

（四）在仁寿的日子里

1937年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中央国民政府主要机构内迁西南，四川省省会成都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从1939年秋天至1943年底，华西加拿大学校搬迁至仁寿。

这期间，除加拿大的孩子外，学校还接纳了来自日占区的美国和英国的孩子以及少量中国孩子。

据统计，从1938年11月8日至1944年12月18日长达6年零40天的日子里，成都先后遭遇日本31次大轰炸，出动飞机921架，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员伤亡（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特别在1941年7月27日，日本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当天，日军出动108架轰炸机，分成四批，分别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进行惨烈轰炸，史称“7·27惨案”。（摘自2014年7月5日《成都日报》）

战争的记忆：

图片说明：1938年11月8日这一天，CS孩子与成都百姓共同见证和经历了日军对成都的第一次大轰炸。这是他们自出生以来首次亲历战争的残酷。每次警报响起，CS孩子们就聚集在阳台前长长的走廊上，藏在新砍下的柳条做成的掩体后面，躲避流弹和弹片。看到燃烧中的成都，孩子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下面是几位CS孩子对当时场面的回忆：

贝丝（Beth Leach）：“当时我们就在校园里，我清晰的记得第一声爆炸声。我记得我大概是六岁，站在母亲的旁边看着整个成都一直在火里燃烧。”

戴维（David Spooner）：“我们跑出门去看飞机，有两架中国的战斗机飞上天空对抗日本的战斗机。但是当时能用的最好的战斗机是一战留下来的，当然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只是些双翼飞机而已，完全无法和日本人对抗。那两位飞行员尝试保护成都，但是都被打下来了。我还记得飞机掉落下来，身后是一长串烟雾，那两位飞行员可能当时就已经牺牲了，很勇敢的人。”

云达乐（Don Willmott）：“那天我吃完早饭之后，正在洗澡。10点钟的时候空袭警报响起了。我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以防被震碎。中国的飞机开始轰鸣，一群美国制造的小型军用飞机慢慢在空中盘旋，然后紧急信号灯发出。不一会儿，我看见了日本的飞机。我想大概有27架战斗机，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互相飞得很近。我听说有炸弹，但是没有听见爆炸声。银色闪光出现在他们周围，我听见了机枪的声音。那天，中国的战斗机击落了三四架日本飞机，包括消灭了一个领导和指挥空袭成都与重庆很重要的日本官员。”

图片说明：一次次的防空警报在摧残着黄思礼和孩子们紧绷的神经。1939年春天，学校决定去峨眉山度假区上一段时间课再回成都。1939年6月11日傍晚，27架日本飞机对成都进行空袭，其袭击的目标也包括了华西协合大学。一颗日机的炸弹落在了离学校很近的地方，爆炸的冲击波甚至炸碎了学校的窗户。虽然并没有人员伤亡，但给孩子们找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上课已势在必行。图为1939年被日机轰炸的华西协合大学。

1939年秋天，学校最终决定迁至距成都80公里的仁寿。那里有空置的医院和女子学校，这一切都适合改作加拿大学校。

古城仁寿：

（拍摄于1939-1943年）

仁寿县坐落在四川盆地南部，距离成都80公里。这里丘陵环绕，山清水秀，相对炮火肆掠的成都，无疑是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更是CS孩子读书学习的绝佳境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曾来到这里建医院和学校。

搬迁：（拍摄于1939年）

图片说明：在黄思礼的主持下，学校所有教职员工赶在秋季开学前组织孩子们开始了紧张的搬迁。

仁寿CS学校：

仁寿县空置的教会医院和学校正好适合改作加拿大学校，但要把一座空荡荡的医院和一间间空房子改造成一所可以容纳75名师生的寄宿学校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由于长期闲置，院子里杂草丛生，蛛网密布，俨然一座老鼠的乐园。75个人的生活、教学、物资供应等等，耗尽了黄思礼和教职工们的精力。学校请来当地木匠、铁匠、泥瓦匠等手艺人，一个建设新学校、创造新生活的工作在仁寿校园轰轰烈烈地展开。校长黄思礼亲自动手做家具、缝制衣服、设计煤油灯具；教职员工们频繁往来县城和附近小镇，就地取材、讨价还价购买食物和燃料；学校聘来华西教授走进田间地头指导科学种植蔬菜，购买奶牛指导农户科学喂养，亲自检测奶品质量；他们还搬来成都学校图书馆的大部分书籍物品和多架钢琴。师生们同甘共苦，共度难关。没有床，CS孩子们就睡在地板或草垫上；没有被盖，就裹在厚毯子里；没有桌椅，就站着吃饭，坐在地上上课学习。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奇迹般地迎来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生机的全新的“仁寿加拿大学校”。

图片说明：全新的“仁寿加拿大学校” （拍摄于1939年）

文字说明：在仁寿的部分教职人员

图片说明：CS孩子云达乐（Don Willmott）于1942年画的漫画《加拿大学校的阁楼》。

文字说明：孩子们按12人或15人一组，分散组合在各个楼房里由学校舍监与教师共同管理，同吃同住。学生与管教、教师组成了一个成员众多的温暖的大家庭，而拥有这段特殊经历的CS孩子们则成为亲密的“兄弟姐妹”。他们愉快地享受着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新生活。（拍摄于1939年）

图片说明：1940年仁寿学校部分师生

图片说明：没有煤油和电灯，黄思礼模仿希腊灯的样式，设计了一盏具有美感的桐油灯。他在仁寿街上找到一位锡匠，亲自指导他制作了100多盏这样的灯，学校里每人拥有一盏。灯座大概一英尺高，有 3 根灯芯伸入油碗中。这盏灯伴随CS孩子们度过了4年的学习时光。

在仁寿的生活是艰苦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战胜困难。当房子改造完毕，生活基本走上正轨时，学校开始上课。除正常的课程外，黄思礼校长还亲自教授科学和艺术课，洛克伍德（Ms.Lockwood）夫人和维尔斯（Ms.Veals）夫人教授艺术鉴赏，吉恩·米勒（Dr.Jean Millar）医生教授卫生课。

学校同时引导学生们发掘自己的智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成都加拿大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和钢琴也搬到了仁寿，每个宿舍都有一架钢琴供大家练习，学生们还常常举办钢琴独奏会。他们自己编排篮球、足球等体育赛程表，表演各种滑稽短剧和喜剧等，甚至自己喂鸡、喂猪。

图片说明：图为学校和网球场（拍摄于1930-1940年代）

虽然条件艰苦，体育活动依然丰富多彩。学生们常常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篮球比赛；在围墙外的一片宽阔的空地上玩棒球；在斜坡上玩弹珠;在人行道上跳房、跳绳、打排球、打羽毛球。还有跳高、跳远、扔铅球、赛跑等等。当地老百姓常常看见黄思礼带领一群孩子在田间小路上来回狂奔，大汗淋漓，在草坪上拍打网球，反复跳来跳去。他们很是纳闷和不理解这位外国校长的奇怪行为，认为这是让小孩受罪，曾有人忍不住问他：“如果一定要把球从网的一边打到另一边去，为何不雇苦力来拍打呢？”

图片说明：篮球比赛（拍摄于1930-1940年代）

图片说明：夏天结伴溜到河里游泳是孩子们非常惬意的事情（拍摄于1940年夏）

图片说明：爬到农民的守瓜棚里也很开心。（拍摄于1940年左右）

在仁寿，过节是CS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万圣节、感恩节、情人节、愚人节、五溯节以及中国的春节……总会让孩子们欢欣鼓舞。

图片说明：5月1日是英国的传统节日——五溯节。这一天，人们会在乡村草地的中央用树叶装饰一根高柱，作为万物生长的象征，俗称“五月柱”。柱顶系有许多彩带，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每人手握一根与柱顶相连的彩带，围绕5月柱载歌载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节日，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英国。图为CS孩子们在仁寿庆祝五溯节。（拍摄于1940年）

图片说明：五溯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游园活动中选出最佳美女，称为“五月王后”，作为春天的象征。图为CS孩子们簇拥着头戴花环的“五月王后”。（拍摄于1940年）

图片说明：在成都的父母们希望孩子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因此，学校将这一要求作为学业的一部分布置给孩子们，并要求周日的晚餐必须凭信进餐。这一封封信成为CS孩子们与远在成都的父母进行心灵交流的载体，真实记录了CS学校在仁寿期间的点点滴滴，也为研究这段特殊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最宝贵的素材。

文字说明：学校常常举行舞会。这是1940年的毕业舞会出席证和舞会节目单

图片说明：这是半枚银元的正反两面。在仁寿艰苦的生活环境中，CS孩子甚至自己喂猪、喂鸡。尼尔（Neil Bell）和格伦（Glenn Walmsley）喂养的猪长大后卖了一块银元，他们将这枚银元一分为二，一人半枚。这是Neil Bell分得的那半枚。

图片说明：93岁的尼尔（Neil Bell）将这半枚银元珍藏至今。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成都时，特地带来了伴随他一生的半枚劳动所得。

图片说明：1940 年的冬天，仁寿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美丽的雪景让他们欣喜若狂。黄思礼校长宣布放一天假。他们每个人提个小桶，从竹叶上、树叶上、田坎边、庄稼地里去收集积雪，然后把雪放进一个冷冻器里加上奶和糖搅拌，做成“冰淇淋”。那是他们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吃到“冰淇淋”。（拍摄于1940年）

由于交通不便，一些高年级学生选择骑自行车往返成都和仁寿。当时的道路基本是泥土路，在这种路上骑长途自行车无疑是对意志的特殊考验，也是近距离观察、接触中国社会最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机会。在抗战的艰苦岁月，能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经历。

文字说明：云达乐在仁寿的乡间土路上愉快地跨上自行车，回成都的心情总是很好的。（拍摄于1939年秋）

云达乐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描述了他骑自行车回成都的一次经历（1939年9月）：

“当我和比尔.菲尔普斯与其余那些乘坐轿子的伙伴分别时，天仍下着小雨，我们走出小镇，向着泥泞公路前进。我们很冷，但是我们沿着泥泞的公路前行一会儿后，很快就暖和了。雨一直下，当我们走了8英里的泥泞公路后，到了一片小山丘处。我们身上沾满了泥土。我们推着自行车走了长长三英里才到达山丘顶端。走到一半路时，泥土越来越厚，糊满了自行车的轮子，我根本不能移动我的自行车。我们用冻成冰棍的手指把厚泥土清理掉。我穿着中国的草鞋，很快草鞋沾着泥土变得又重又滑，我不得不把它们脱掉。”

他将这次经历画了一组漫画：《从仁寿骑自行车回成都》

1、出发之前的幻想：当我们凯旋归来时一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2、上路之后的感觉：“你不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步行吗？”

3、跌倒后的狼狈。

4、在夜路上的对话：

A：“我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成都了。”

B：“我感觉路滑，但也不确定，因为我的草鞋里面很多泥。”

C：“我觉得我看见了一点光亮。”

5、“等一等，Joe的草鞋掉了。”

6、到了jai dian poo，浑身湿透了，每个人都需要干衣服。

A：“我咋没在包包里头多带点衣服呢？？？”

B：“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一双袜子？”

C：“我需要一条裤子。”

D：“你有没有一件多余的毛衣？”

7、在疲惫不堪的路上：

A：“我听见汽车来了。”

B：“不，不是，是杰克的牙齿在打颤。”

C：“我认为这条路比那边那条路滑。”

D：“我的鼻涕早就流到成都了。”

文字说明：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生，也严重影响了这些加拿大人的生活。他们的工资支付了孩子的生活和学费以后，已所剩无几。每年从4月至11月，男孩们几乎都穿草鞋。左图为云达乐(Don Willmott)1940年的草鞋漫画，右图为老年的云达乐与他珍藏至今的草鞋。

仁寿的4年，是学校历史上最美好、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也是CS孩子生命中最重要、最难忘的时期。

1943年,由于持续上升的生活费用以及失控的通货膨胀,加拿大学校已无力在中国继续运行。多数学生去往印度继续学业,一些学生则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学校的最后一天,学生们举行了一个庄严而悲壮的仪式，埋葬了课程表,生了一堆巨大的篝火, 烧掉了伴随他们几年、带给他们知识和力量的书本。孩子们流下了难过和不舍的眼泪，告别了由他们共同创造的、带给他们欢乐和智慧的仁寿加拿大学校，告别了淳朴善良的仁寿乡亲……

这年底一个寒冷的黄昏，在仁寿加拿大学校的门口，黄思礼送走了最后一名学生。带着悲伤之情，他锁上了学校大门，回到了成都。

在此后的时间里，黄思礼一直待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他毕业论文的主题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

（五）最后的岁月

1946年至1947年期间，一些孩子跟随着他们的父母又重新回到成都。但是，因为加拿大学校早已关闭，这些孩子面临着无处学习的窘境。

1947年秋天，已经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准备留校的黄思礼接到了教会的邀请信, 再次返回成都继续担任加拿大学校的校长。因为学生数量很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1948年,黄思礼接受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学会的邀请回到加拿大，担任该会主席。

1948 年秋天,Rev. Ervin E. Newcombe 接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