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又发话了：酒文化，也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内涵

如果要从远了讲，《尚书·酒诰》中的诸多内容，可以视为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对酒和饮酒活动的相关管理。当然，酒文化的制度层面并不仅限于此。

在古代社会，物质生产力不甚丰富。酿酒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在某些统治者看来，这无异于是将饭碗中的粮食，抢夺到了酒杯里，绝对是无益的消耗。只要采取禁止的办法，似乎就能解决十分常见的粮食紧缺问题。在儒教文化圈，酒一直都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要浪费大量的粮食，与传统所提倡的民以食为天相矛盾。另一方面，儒教社会又是一个讲究礼治的社会，所谓治国以礼是也。要体现礼治/礼制的方方面面，酒无疑是最好的物品。饮酒之先后多寡，座位安排等等，都能集中体现礼的内涵。是故，禁酒虽常有之，加上酒为嗜好之品，根本上无法禁绝。

秦末天下大乱，天子不能均驷，民生之凋敝若此。朝廷规定，民间无故不得饮酒，可见酒之不易得。经过汉初数帝修养之策，国力亦较前恢复，酿酒之业发达。到汉武年间，休养生息之策偃，而四边战斗之烽火起。与匈奴，与百越，均发生了冲突，财税需用极大，是故行榷酤之策，亦即后世所谓之专卖也。其意即酒曲及酒之生产、售卖，均由政府垄断。其后断续存亡数千年而不衰，各代所行之法略有不同，而大致不差。及至共和国时期，酒类专卖亦行数十年之久，为国家资本之积累、余粮之转化、富余劳动力之利用、国家财税之丰裕等方面，均做出了极大之贡献。

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实行的是税酒之制，即对生产或/和售卖，征收一定税费，然后听民间自由酿制售卖和饮用。当然，也有如唐、如明曾行之法，即不征税，亦不设定任何限制，听任民间自由酿制售卖。税酒之策，较之榷酤之制，对饮酒之人而言，要受用许多。朝廷既要榷酤，自然是为利着想。每一碗水酒，都包含了官府想要的利钱，故其价恐不会低。

及至近代，只在部分地区实行过禁酒之策。民国时期，有官员亦曾提倡对酒实行专卖。然未几此议便消，仍行酒类税征收之制。

这里所讲，主要都是历史上事，即可视其与今无涉也。或言酒类管理，将其纳入制度文化层，是否牵强。实际上，制度亦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故此议可消。今之酿酒人、卖酒人，甚或是饮酒者，了解一些历代制度，亦无害处。

即将眼光转向当代，制度层面的东西，亦有很多值得关注者。如《酒类广告管理办法》，如要发布广告，此法不得不遵。虽最新修订之《广告法》，将其主要内容摄入，而扬弃了其中诸多内容，然仍是一重要法规。又如《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行十余年，虽其效不彰，却亦是该遵守的。前几年尚在讨论修改，不想近已废除，而以《食品安全法》规范之。又如多项涉及酒类的国家标准，如《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亦因有食品类之国标，故亦废除之。

当代中国之酒类管理，亦即传统所言之“酒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若追寻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根源，则皆能在此前的事例中寻得某些解释。如酒类产品之卫生，未成年人饮酒之干预等方面，在民国时期，便有明确的规定，今台湾之所行者，部分渊源即在于斯。

故在言酒文化时，制度层面亦是一重要内容。非特能添谈资，即对当下，或亦有所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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