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永恒的现代性出发 |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雷雨》海报

“曹禺剧本奖”获奖剧作家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向永恒的现代性出发

中国艺术报记者  怡梦

“很多剧目都是从一个社会问题出发，又试图在戏剧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副院长、剧作家杨军转述，曹禺在1980年召开的戏剧现代题材作品讨论会上，曾提出当时的戏剧创作存在这一病灶，曹禺称之为“政治实用主义”，希望戏剧创作走出政治实用主义的小格局，走进艺术现实主义的大格局。在今天看来，“解决问题”的创作方式似乎依然是戏剧创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曹禺剧本奖”获奖剧作家日前回归曹禺故里湖北潜江，拜谒曹禺陵、参观曹禺纪念馆和曹禺祖居，并举行“戏剧创作与时代共振”高峰论坛，剧作家一致认为，“现代性”是曹禺剧作留给戏剧人的最可宝贵的遗产。

人物回归人性

杨军发现，曹禺作品无论题材故事多么不同，总能找到特殊情境下人物的特殊生存状态，“像周朴园、繁漪、周平等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是从他们特殊的生命状态中生发出来的，这种冲突具有不可解性，虽然故事会有情节性的结局，但它并不给出一个答案”。杨军认为，今天我们在创作中营构的矛盾冲突，似乎在戏剧结束时都会得到解决，但其实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戏剧作品，其矛盾冲突往往是无法解决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雷雨》剧照  李春光 摄影

这种“什么都能解决”的戏剧，厦门市剧协主席、剧作家曾学文称之为“完成主题任务式”。在曾学文的视野中，这是目前现代戏最常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人物行动、情感、矛盾冲突都为完成主题任务设置，比如扶贫题材剧目，主人公身边的人和环境因素就围绕扶贫这件事形成阻力，人的阻力包括干群冲突、家人不睦等，环境的阻力像洪水淹了好容易种植的作物等等，最终主人公经过努力，获得乡亲和家人理解，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以完成主题任务为诉求讲述故事，无法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因为作品只叙述事件，缺乏审美层面的表达，无法抵达深层的共鸣。同时，这一叙事模式从结果倒推过程，用已知的终点对主题进行演绎，缺乏对故事发展的未来指向。”曾学文以电影《夺冠》为例，分析什么是具有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他看到，《夺冠》没有简单重述中国女排的夺冠故事，而是在重温她们的奋斗历程中，呈现中国体育观念如何不断发展及其对人的改变。“这一叙事方式是将人置于任务之上的。”受此启发，曾学文说，“精准扶贫实际上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它要让每一位土地拥有者真正获得幸福感、实现自身价值，所以扶贫题材创作的目的不是在舞台上重复已知的过程和结果，而是在艺术的深刻表达中重新发现‘人’，在这个意义上，《夺冠》的叙事方式具有参考价值。”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排演中国的《赵氏孤儿》，整个剧组觉得排不下去了，他们自问，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为了让戏更符合当下价值取向，他们让父亲到孩子的坟前去道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剧作家喻荣军说，“当今国内创作者对《赵氏孤儿》也有新的思考，现代性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回归到最本质的人性。”

作者回归自我

“沈从文先生讲‘要贴到人物来写’，就是要进到人物心里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创作者自己做不到的，就别写到人物身上。”剧作家沈虹光认为，回归人性的前提是创作回归自我，她说，“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认识不一定是理性的，保持个人的认识、守住个人的感受对于创作非常重要，大家都经历的事件，我的感受是什么？这种感受甚至不能像申报项目一样去汇报，一旦说出来以后，他人的反应会限制创作者，阻碍创作者继续发现和开掘。”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日出》海报

“编剧在创作中要糊涂一点，如果一个剧本主题、立意、人物、故事指向非常明白，都体现功能性，这个戏就不好看。就像人工修建的水渠，它便捷、高效，但它不美，一个好的作品应该像一条天然的河流，有淤泥、有杂草、有鱼虾，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刻都是不同的，它有多义性，才能让人一唱三叹。”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编导部副主任、剧作家李冰认为，为此，创作者要听从内心的召唤，要感到不吐不快，对生活的体验要感到“一定要写出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将是水到渠成、耐人寻味的，具有时空穿透力的，甚至能让读者、观众发现作者自己没有想过的新的内涵，达到“作品大于作者”的效果。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正面价值，代表着创新、时代感，我以为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与时俱进、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应该具有普遍价值、具有永恒性。”剧作家任永新表示，如果现代性之中不包含永恒性，那么对现代性的追求很可能走入一种应时应景的误区。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也表示，现代性不是简单的当代性，在当时体现“当代性”的作品，今天看来也可能是过时的，比如，曹禺的一些作品或可以称为当时的当代剧作，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这5部作品则是突出具有现代性的，今天上演，依然没有时代隔膜感，其中的价值观是超越历史的。罗怀臻表示，大量当代作品并没有现代性，甚至不如古装戏、不如神话，现实生活并不理所当然具有现代性，它照样可能传达出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观念。作品中的现代性是创作者的思索和赋予，具有现代性的作品，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家》剧照 李春光 摄影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剧作家林瑞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批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水平高超，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现代作品，如郑怀兴的《新亭泪》《傅山进京》，王仁杰的《节妇吟》《董生与李氏》，周长赋的《秋风辞》，魏明伦的《巴山秀才》《变脸》，郭启宏的《南唐遗事》、罗怀臻的《金龙与蜉蝣》《典妻》，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郭大宇、习志淦的《徐九经升官记》等，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创作者以真切的人生体验、独到的思考，发现、选择、挖掘、处理题材，写自己真正想写、喜欢写的内容，即使是委托、邀约之作，也从自身的真实感受出发，不为功利心所驱使；坚持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与信条，以人道主义、人文情怀关切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困境，洞察、揭示人性，创造具有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以二元对立的真善美、假恶丑或先进、落后的概念来创造人物形象，林瑞武表示，这些经验应当成为当下戏剧创作守正创新的参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