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想史》第十九章：希特勒的礼物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第十九章：希特勒的礼物

翻译：张凤、杨阳

彼得·沃森用迷人的叙述手法，对20世纪欧洲、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发展作了全景式描绘。他将过去100年的科学、艺术和社会经济趋势联系在一起，讲述了一个“个人主义”不断加强、科学飞速进步的宏大故事。此外，作者对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作了一番野心勃勃的总结，试图将其拼接成为一个连贯的叙述。这些碎片在他手里变成了马赛克的一部分，读者得以领略思想史“更大的画面”，在了解过往的同时，试着去领会未来将把我们带往何处。

以下文字选自《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第十九章：希特勒的礼物

作者: （英）彼得·沃森

出版方: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张凤 / 杨阳

有这样一张著名的照片，拍摄于1942年3月纽约皮埃尔·马蒂斯画廊的“流亡中的艺术家”展览期间。皮埃尔·马蒂斯是画家亨利·马蒂斯之子，自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是曼哈顿一位成功的艺术品商人，却从未举办过此类展览。照片中出镜的人们都身着“体面的”西服或花呢外套，他们是：（前排）马塔、奥西普·扎德基恩、伊夫·唐吉、马克斯·恩斯特、马克·夏加尔、费尔南·莱热；（后排）安德烈·布雷东、皮特·蒙德里安、安德烈·马松、阿梅代·奥藏方、雅克·里普希茨、帕维尔·切利乔夫、库尔特·塞利格曼和尤金·伯曼。阵容如此强大，质量如此优秀的艺术天才极少（如果有过的话）能有机会济济一堂，评论家也对这场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持有同样的看法。《美国信使》杂志以《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为题对此次展览发表了评论。

在1933年1月至1941年12月之间，104098名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来到美国，其中包括7622位学者，还有1500位艺术家、专门从事文化问题研究的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这股流向美国的涓涓细流始于1933年，在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后迅速膨胀，却从未变成真正的移民浪潮。在当时，形势已经让许多人难以离开，而美国普遍的反犹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意味着仍有许多人都被拒之门外。自1924年以来，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将每年的移民总数限制在165000人，其中每个白人国家的配额按照18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限制在当时各国人口总数的2%。然而在整个30和4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配额实际上从来没有填满过，所以在美国众多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中，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统计学耻辱。

1942年3月，皮埃尔·马蒂斯家的照片。

有的艺术家和学者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或巴黎。在法国首都巴黎，马克斯·恩斯特、奥托·弗罗因德利希和格特·沃尔海姆组成了“德国艺术家团体”，后来更名为“自由艺术家联盟”，并举办了一场反对纳粹在慕尼黑举行的“堕落艺术展”的展览。在阿姆斯特丹，马克斯·贝克曼、尤金·施皮罗、海因里希·坎彭东克和包豪斯建筑师哈乔·罗泽组成了紧密的团体，保罗·西特罗昂则以他们为师资力量，建立了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在伦敦，约翰·哈特菲尔德、库尔特·施维特斯、路德维希·迈德纳和奥斯卡·柯克西卡等知名艺术家纷纷加入了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拥有约200人的规模，分别组成了“流亡艺术家委员会的自由德国文化联盟”、“新英国艺术俱乐部”和皇家艺术学院等组织。这一联盟最有力的举动是于1938年在新伯灵顿画廊举办的“20世纪德国艺术展”。展览的名字故意取得平淡无奇，是为了避免得罪当时对希特勒施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哈特菲尔德和施维特斯还被当作敌国公民遭到羁押。在德国境内，奥托·迪克斯、威利·鲍迈斯特和奥斯卡·施莱默等艺术家避祸于“内部流亡”之中。迪克斯藏身于博登湖畔，在那里描山绘水。他称这段经历“无异于移民”。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和埃里希·黑克尔则搬到了不起眼的小村子，希望能逃离纳粹的眼线。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则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沮丧，选择自杀身亡。

但最重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前往美国的德奥移民，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这场知识分子的移民令20世纪的思想领域的景象发生了剧变。这可能是同类型的移民之中最为宏大的一次。

在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昭然若揭之后，比利时、英国、丹麦、法国、荷兰、瑞典和瑞士分别设立了应急委员会，其中两个国家可以单列出来详述。在英国，各所大学的校长组成了学术援助委员会，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领衔。截至1938年11月，该委员会已为524位学者在36个国家安排了学术岗位，其中161人去了美国。许多英国大学的教职员工从薪水中拿出2%到3%的数额来筹集资金，而美国的学术同行听闻此举之后，也从大西洋彼岸寄来了相同比例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委员会一共筹集了约三万英镑安置善款。（直到1966年该机构才最终解散，在此期间他们继续支持着其他国家因政治或种族原因遭到迫害的学者。）一些流亡的德国学者组建了海外德国学者应急协会（Emergency Society of German Scholars Abroad），其宗旨在于为学术同行寻觅学术岗位。该机构还总结出了一份1500人的详细名单，列出了在德国国内失去学术岗位的学者姓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名单对其他的团体变得非常有用。1933年春，作为西化土耳其的举措之一，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重组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应急协会也利用了这次契机。许多德国学者（其中包括保罗·欣德米特）受雇于此项计划，1935年，随着伊斯坦布尔法律学院升级为一所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计划。这些流亡土耳其的学者甚至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期刊，因为对他们来说要在德国国内或在英美两国发表论文是非常困难的。这份期刊所承载的领域无所不包，从皮肤病学到印度梵文。如今这本期刊的每一期都成了收藏品。

土耳其的这份德文期刊一共只发行了18期。不过希特勒送来的礼物哺育出一份更加经久不衰的期刊，即《数学评论》。这本新期刊的创刊号问世之时几乎无人知晓，毕竟大多数人在1939年都为其他事情所困。但《数学评论》（数学家们很快将其简称为MR）安静的登场亮相实则既激动人心，又意义重大。在那之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期刊是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创办于1931年的《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该刊物以数十种语言发表来自全世界的数学论文摘要。部分归功于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也多亏了戈特洛布·弗雷格、大卫·希尔伯特、伯特兰·罗素和库尔特·哥德尔等人的研究成果，数学在当时蓬勃发展，而一份综合的文摘期刊有助于数学家之间保持沟通和交流。然而在1933至1934年，一个问题凸显出来：该刊物的主编叫奥托·纽格鲍尔（Otto Neugebauer），他同时也是哥廷根大学理查德·库朗麾下著名的数学系的一名教师他突然成了政治嫌疑犯，并于1934年逃往丹麦。直到1938年，他仍坚持担任《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但当时同为编委会成员的意大利数学家图利奥·莱维—奇维塔（Tullio Levi-Civita）却因犹太人的身份遭到罢免。出于同情，纽格鲍尔与其他几位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道提出了辞呈。到了1938年底，俄国数学家代表也被终止了编委会资格，而流亡数学家甚至被禁止担任审稿人。据《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报道，出自犹太学者之手的论文如今已无法在《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上刊载。

奥托·纽格鲍尔

美国的数学家怀着不安和忧虑注视着欧洲大陆的形势发展。他们起初考虑过买下这本期刊，但柏林的出版社不肯出售，非但如此，施普林格出版社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提出了两套编委会方案，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版本的期刊，其一在美国、英国、英联邦和苏联发行，另一份则在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发行。美国的数学家被这一侮辱彻底激怒，1939年5月，他们投票表决，决定创立属于自己的数学期刊。早在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就已开始考虑能够如何为个别学者提供帮助。他们为应急委员会筹措了所需的资金，并于1933年5月正式开始运营。由于大萧条仍在肆虐，工作机会仍然稀缺，所以该委员会不得不小心行事。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评估问题的严峻程度。1933年10月，应急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经统计得出，在240所研究机构总计27 000名学者中，不下2000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非常庞大，而将这些人大规模地移民美国不仅会产生取代美国学者的风险，还有可能引爆反犹情绪，因此需要采取一种能够限制移民美国的学者人数的政策。应急委员会最终将其政策确定为“帮助学者，而非全方面排忧解难”。因此他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学术成就已获得认可的较为年长的学者身上。其中最知名的受益者就是来自哥廷根大学的理查德·库朗。

为帮助德国同胞做出最多贡献的两位数学家是奥斯瓦尔德·凡勃伦（Oswald Veblen，1880—1960）和R. G. D.理查森（R. G. D. Richardson，1878—1949）。前者是伟大的社会理论家托尔斯坦·凡勃伦的侄子，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而理查森则是布朗大学数学系主任兼美国数学学会秘书。在数学学会的帮助下（该学会已正式加入了应急委员会），51位数学家在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前被带到了美国，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数学家的移民总人数已近150人。每位来到美国的学者无论年龄大小，都找到了工作。与六百万在毒气室中丧生的犹太人相比，150人听起来并不算多，然而获救的数学家人数已然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的获救学者人数。如今，在世界顶尖的八大数学研究所中，美国独占三席，而德国则一无所有。

奥斯瓦尔德·凡勃伦

除了艺术家、音乐家和数学家之外，脱离苦海来到美国的还包括113位资深生物学家和107位世界级的物理学家，我们将在第22章详细介绍后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学者们还受到了美国移民法一项特殊条款的帮助，这项条款由美国国务院在1940年设立，允许向处于危险之中，且“知识文化成就或政治活动对美国有益”的难民提供“应急访问”签证。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和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都利用应急签证来到了美国。

在所有旨在帮助具有重要研究成果的知识分子的计划中，没有哪个计划的出色程度和有效性能比得上德美自由友好同盟组织的应急救援委员会（ERC）。友好同盟此前由遭到德国驱逐的社会党领导人保罗·哈根（又名卡尔·弗兰克）创立，旨在为反纳粹活动筹集资金。1940年6月，在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包含臭名昭著的“按需投降”条款的停战协定后三天，友好同盟的成员组织了一次午餐会，讨论该如何帮助在全新的、且更加危险的环境下受到威胁的个别知识分子。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应运而生，并立刻筹集到了三千美元经费。此次午餐会提出的目标，是列出一份重要知识分子名单（包括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他们应当身处险境且有资格获得特殊签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瓦里安·弗赖伊（Varian Fry）受命前往法国，去尽可能多地寻找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并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弗赖伊身材单薄，戴着眼镜，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曾在1935年到访德国并目睹了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他会说德法两种语言并对这两个国家仍健在的作家和画家非常熟悉。在当时的美国，反犹主义情绪高涨，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拜访白宫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并争取她的支持。第一夫人答应帮忙，但我们根据随后国务院的举动判断，她的丈夫并不支持她的观点。1940年8月，弗赖伊怀揣三千美元抵达马赛，脑子里牢记着一份两百人的名单，因为他认为携带纸质名单太过危险。这些名字是通过一种特定方式收集的。托马斯·曼冒着风险提供了德国作家的名单，雅克·马利丹和扬·马萨里克分别提供了法国和捷克的作家名单。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提供了人文学者名单，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则提供了艺术家名单。一开始，许多弗赖伊试图帮助的学者（尤其是艺术家）并不想离开欧洲。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加尔和雅克·里普希茨都拒绝移民（夏加尔天真地问美国有没有“任何品种的奶牛”）。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愿意离开，但不愿为此做任何违法的事。帕布罗·卡萨尔斯、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都拒绝了弗赖伊的帮助。

马克·夏加尔

弗赖伊很快明白过来，并不是他名单上的所有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而犹太人以及纳粹主义更加直言不讳的长期政敌则的确身处险境。与此同时，逐渐明朗的形势是，如果许多非常著名的非犹太裔“堕落”艺术家受到法国维希政府的保护，那么还有多得多的不知名人物处在真正的危险之中。因此，在没有请示纽约的情况下，弗赖伊改变了委员会的政策，着手帮助尽可能多的满足特殊签证条款的人，不管他们在不在他的名单之上。他创建了美国救助中心这一“前线”组织，地点设在马赛的格里尼昂大街，向难民们提供日常援助，包括小额现金资助，帮助办理证明文件或与美国联系等。与此同时，他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网络，在几位法国地下党成员的帮助下，将经过筛选的难民从法国运往葡萄牙，并在那里使用特别签证乘船前往美国。他将马赛北部的“美丽空中别墅”作为“安全屋”，在那里给难民们发放伪造的证明文件和当地指南，并指引他们经由比利牛斯山隐蔽而险峻的道路通往自由。通过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得以逃出生天的著名人物包括安德烈·布雷东、马克·夏加尔、马克斯·恩斯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康拉德·海登（希特勒评传的作者）、亨利希·曼、阿尔玛·马勒—韦费尔、安德烈·马松、弗朗茨·韦费尔和古巴画家威尔弗雷多·拉姆。弗赖伊总共帮助了约两千人，十倍于他最初被派来拯救的人数。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弗赖伊已返回美国）之前，美国公众大体上对欧洲难民的困境漠不关心，并对其中的犹太难民怀有明确的敌意。美国国务院许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本身就是排犹分子，甚至包括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他憎恨弗赖伊的所作所为。弗赖伊还时常受到美国驻马赛领事的部门政策的骚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弗赖伊在1941年9月遭到逮捕并被维希政府短暂监禁，美国领事也脱不了干系。尽管如此，在1933至1941年之间，仍有数千名科学家、数学家、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渡过了大西洋，他们中的许多人永久留在了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带领90位学者创建了一所“流亡大学”，其师资力量包括汉娜·阿伦特、埃里希·弗洛姆、奥托·克伦佩雷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欧文·皮斯卡托和威廉·赖希。在编纂突破性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约翰逊与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要么见过面，要么曾有通信来往。后来在法国沦陷后，他还创建了另一所流亡学院，即自由高等研究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拉斯洛·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重新创建了一所新的包豪斯学院，他的其他前任同事则创建了一所类似的学院，即后来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所学院坐落在北卡罗来纳州海拔2400英尺的山林和溪流之间，讲授的科目除了建筑、设计和绘画之外，还包括生物学、音乐和精神分析。曾在这里执教的学者包括约瑟夫·阿尔贝斯、威廉·德·库宁、奥西普·扎德基恩、莱昂内尔·法伊宁格和阿梅代·奥藏方。虽然这所学院位于美国南方，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中都能见到黑人的身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所学院成了一个杰出的诗人流派的根据地，并持续办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学院和纽约大学的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美术学院也开始接收流亡学者担任教职。事实证明，希特勒的礼物，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珍珠港事件

1942年在皮埃尔·马蒂斯画廊举办的“流亡中的艺术家”展览，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展览，向美国大众介绍了重要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但这只是一个双向过程的开端。一些在马蒂斯画廊露过面的画家从未在美国感到舒适，于是一有机会就回到欧洲。其他人适应了美国并留了下来。每个人都用作品对他们所经历过的世界末日般的事件做出了回应。

贝克曼、康定斯基、施维特斯、柯克西卡和超现实主义者直接回击了法西斯主义以及它所表现出的对自由主义、理性和现代性的背离。夏加尔和里普希茨更加个性化地解读了事件，探索了犹太特性变化中的本质。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则立足他们所在的新国家，满怀期待并环顾四周。莱热亲口承认，虽然纽约等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让他感到震撼，但美国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并体现了美国强大生命力和“电场强度”的，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冲突和互补性，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机械力”。他画作中的色彩变得更大胆，更明亮，更简单，而他的黑色线条则变得更加质朴，不再是立体效果的一部分。莱热的美国绘画就像是亲近而神秘的广告牌。皮特·蒙德里安（他于1944年去世，享年72岁）最后的作品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容易理解的抽象派绘画。它们色彩鲜艳、生机勃勃，是闪烁的格子画。《纽约市》、《纽约市1》、《布吉伍吉舞的胜利》和《百老汇布吉伍吉舞》都闪烁着律动和兴奋，表现出从空中或摩天大楼的顶部看到的曼哈顿网格般的街区，捕捉着这个新大陆棱角分明而毫无特征的美，同时表现出抽象和表现主义的风格，强调了新世界中旧的范畴是如何被分解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举办了其他展览，主要集中在纽约，展示了生活在美国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战争与艺术家”展览于1943年开展，1944年举办了“解放沙龙”展览。这些展览上有价值的不再是美国影响流亡艺术家的方式，而更多的表现出流亡艺术家对美国年轻艺术家的影响，这些年轻艺术家急切地希望看到欧洲人所能创造的一切。他们的名字是威廉·德·库宁、罗伯特·马瑟韦尔和杰克逊·波洛克。

希特勒送给新大陆的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阿诺尔德·勋伯格。一旦纳粹上台执政，毫无疑问，这位作曲家就不得不离开德国了。虽然他在年轻时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纳粹当局完全对此视而不见。于是在1933年，他重新回归了犹太人的信仰。同年，他被列入“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黑名单，他在柏林的教授职位也遭到罢免。然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波士顿的邀请函，请他前去大提琴家约瑟夫·马尔金创办和指导的一所小型私立音乐学校任教。勋伯格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于当年10月抵达美国。

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接纳勋伯格，初到美国的前几个月对他来说非常艰难。这里的冬天寒冷刺骨，他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学校的学生人数也不多，他的作品对于乐队指挥来说也过于艰难。他一有机会就搬到了洛杉矶，至少那里的气候更宜人。他一直住在洛杉矶直到1951年去世，在此期间他的名声逐渐蔓延。在他搬到洛杉矶之后一年多，勋伯格被任命为南加州大学音乐系教授。1936年，他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位。他从来没有放弃音乐上的追求，并成功地抵御了好莱坞的花言巧语：当米高梅电影公司询问他是否愿意创作电影配乐时，他故意开出了离谱的要价（五万美元），不仅打消了他们的念头，而且让他们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在美国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是为一个学生管弦乐队所写的轻音乐片段，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6号）》（Violin Concerto，Op. 36）。这部作品不仅是他的美国首演，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首协奏曲。它丰富而充满激情，对勋伯格来说，虽然它在形式上相当传统，却对小提琴手的演奏指法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勋伯格一直自视为一个保守派，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和声，却从未真正（在他自己看来）找到它。

阿诺尔德·勋伯格

比勋伯格年轻20岁的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不是犹太人，事实上，他具有“纯正”的德国血统。但他完全没有任何民族或种族主义情感，而在他的帮助下成名的弦乐三重奏乐团中就有一名犹太人，因为他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打破这一纽带。这成了纳粹用来攻击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则出自1927至1934年他在柏林音乐学院任教之时。当时的他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德国作曲家，拥有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尤其包括了为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供稿的音乐评论家和指挥家威廉·富特文勒。但戈培尔并不为所动，因而欣德米特也被打上了“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标签。在土耳其的教职结束之后，他于1937年去了美国。贝拉·巴尔托克、达律斯·米约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随后都一道去了美国。许多大师级的演奏家已经将经常旅行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对美国也已经非常熟悉，而美国也已经熟悉了他们。阿图尔·鲁宾斯坦、汉斯·冯·比洛、弗里茨·克赖斯勒、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米沙·埃尔曼都于30年代末期在美国安顿了下来。

正如勋伯格所发现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艺术家的大本营，唯一能与纽约相抗衡的正是洛杉矶，在那里，名人之间住得近，堪称“眉睫之间”（用洛杉矶的方言来说）。除了勋伯格之外，住在洛杉矶的名人还包括托马斯·曼、贝尔托·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奥托·克伦佩雷尔、弗里茨·朗、阿图尔·鲁宾斯坦、弗朗茨·韦费尔和阿尔玛·韦费尔夫妇、布鲁诺·瓦尔特、彼得·洛尔、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亨利希·曼、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曼·雷和让·雷诺阿。历史学家劳伦斯·韦施勒甚至绘制过一份“另类”的好莱坞地图，标示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住宅地址，而不是更加传统的标示电影明星住宅的地图——这值得一做，但在今天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具有像当时一样的吸引力。阿诺尔德·勋伯格的遗孀过去经常在观光巴士停靠时，把她的客人带到房子外面，以此来逗乐他们。观光巴士会停在勋伯格的房子外面，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见扬声器传出的导游声音。随着游客的视线透过花园望向宅子，导游会说：“在左手边你能看到秀兰·邓波儿还在拍电影时住过的房子。”

瓦里安·弗赖伊仍在哈佛求学时，他曾与一位名叫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的同学合作编辑过一份大学生文学杂志。和弗赖伊一样，柯尔斯坦后来去了欧洲，并将旧世界的一部分文化带回到美国。然而，对于柯尔斯坦来说，移民与战争、反犹主义和希特勒之间都没有联系。除了文学兴趣之外，柯尔斯坦还是一位芭蕾舞迷：他认为美国需要在现代舞领域得到提振，而只有一个人恰好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林肯·柯尔斯坦

柯尔斯坦身材高大，非常富有，也非常早熟。他出生在纽约罗切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从10岁起就开始收藏艺术品，12岁时第一次观赏芭蕾舞剧（由帕夫洛娃主演），不到14岁时出版了一部以西藏为背景的剧本，同年夏天在伦敦避暑时遇到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结识了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E. M.福斯特以及西特韦尔一家人。但是，给柯尔斯坦的生活带来改变的是芭蕾。他从9岁开始就深深迷上了这种舞蹈形式，当时他父母不让他去波士顿观看佳吉列夫的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方夜谭》。后来，22岁的他前往威尼斯参观时，巧遇了一场东正教教堂举办的葬礼。一艘船体涂满黑色和金色、富有异国情调的驳船停靠在教堂的台阶下，等候将死者的遗体送往“圣伊拉兹马斯”，即潟湖中央的死亡之岛。在教堂里面，柯尔斯坦的目光越过哀悼的人群看到了棺材，“覆盖着一朵朵鲜花，停放在一个巨大铮亮的青铜圣障之下”。在哀悼仪式结束后，人们走出教堂来到阳光下，其中一些面孔柯尔斯坦觉得似曾相识，但不能肯定。三天后，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伯纳德·泰普尔的说法，他偶然间读到了一份《泰晤士报》，并从中发现他之前溜进的教堂是希腊圣乔治堂，而这场葬礼正是谢尔盖·佳吉列夫的葬礼。

第二年，柯尔斯坦从哈佛大学毕业，此时他的父亲问他：“听着，我会留给你一大笔钱。你现在就要还是等我死后再给你？”柯尔斯坦选择当即就接受了这笔钱，因为虽然他仍然只有20岁出头，但他对芭蕾的热情已经成熟，变成了明确的抱负。美国的芭蕾不应当仅仅依赖“巡回演出的俄国人”，或者巡回演出的任何团体。柯尔斯坦的天职是把芭蕾带到美国，使之成为一种本土艺术形式。30年代初，音乐剧刚刚被搬上银幕，它向全美国证明了美国人民是会跳舞的，但需要假以一定的舞蹈形式。对于柯尔斯坦来说，芭蕾是舞蹈的最高形式，而他本能地感觉到，只要抓住机会，美国将在这个领域大放异彩。

柯尔斯坦自己也尝试过学习芭蕾，曾在纽约师从伟大的俄罗斯编舞家米哈伊尔·福金（Mikhail Fokine）。他还曾帮助萝莫拉·尼金斯卡（Romola Nijinska）整理出版她丈夫（著名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传记，并潜心研读芭蕾历史。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满足，但对于舞蹈历史的学习让他明白，自法国皇帝特许成立第一家芭蕾舞团以来的三百年中，芭蕾只被成功地移植到少数几个国家。这让柯尔斯坦在1933年下定决心，在许多艺术难民开始涌入美国之时前往欧洲。他先到了巴黎，后来他说自己在那里表现得“就像一个追星族”。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就住在巴黎，柯尔斯坦知道，巴兰钦是在世的最好的芭蕾舞编舞家。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对巴兰钦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但他们的热情也仅限于此。柯尔斯坦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巴兰钦的健康状况不佳。萝莫拉·尼金斯卡曾告诉柯尔斯坦，她觉得这位编舞家“可能活不过三年”，甚至还有个算命师给出了他的确切死期。再有就是他喜怒无常的个性以及他在某些领域出了名的缺乏品位，比如穿着（他常戴着一枚蝶形领结）。柯尔斯坦没有望而却步。所有真正的大师都很难相处，他自己就在两个人身上深有体会，至于巴兰钦的健康状况……好吧，他在日记中透露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在三年内完成”。尽管经历了这些踌躇，他没能在巴黎见到巴兰钦，因此被迫跟随巴兰钦去了伦敦，即他舞蹈团的下一个演出地点。当他们终于在柯尔斯坦下榻的酒店见面时，柯尔斯坦用法语讲述了他来到欧洲的原因。两人的这次见面颇为不协调。柯尔斯坦身材高大，富有且态度诚恳，而巴兰钦则身份低微，身无分文且天生对一本正经的人和事抱有怀疑（他常说：“芭蕾就像咖啡，闻起来的味道要好过实际品尝。”）。柯尔斯坦精心准备了他的说辞，口齿伶俐且充满激情地赞美巴兰钦的编舞，歌颂美国精神，并承诺巴兰钦能够在并不遥远的将来拥有芭蕾舞团和剧院。巴兰钦也适时地回应说他将很高兴能够前往造就了金吉·罗杰斯的国度。柯尔斯坦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就是这位编舞大师表示同意的方式。

乔治·巴兰钦

巴兰钦于同年10月抵达曼哈顿。对这样一次大胆的冒险来说，当时的前景颇为黯淡。大萧条正处在最深的低谷之中，人们也希望艺术能够顺应形势，或者至少不要因为票价过高或毫无意义而增加人们的烦恼。柯尔斯坦一直希望将芭蕾舞团设在康涅狄格州安静的偏僻角落，巴兰钦可以在那里训练舞者。但巴兰钦完全不接受这样的想法。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对于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都如鱼得水。他从没听说过柯尔斯坦计划中的小镇，并表示他宁可重返欧洲，也强过“在这个叫哈特福德的地方失去自我”。所以柯尔斯坦只得在纽约麦迪逊大街和第59街交会处的一栋老房子里找了一间教室。1934年1月1日，美国芭蕾舞学校正式开业。首批招录了25名学生，其中只有3名女生。教学方式让这些美国青年大吃一惊。一般情况下，舞蹈老师绝不会动手打学生，但巴兰钦永远对学生“打着、推着、拉着、敲着、戳着”。通过这种方式，他让学生做出了他们从未想过能够完成的动作。

巴兰钦在新大陆的首部芭蕾舞剧《小夜曲》于1934年6月10日首演，立刻成为经典之作。作为一名天生的表演者，他意识到要让自己的第一部芭蕾舞剧一炮打响，这部戏必须是关于美国和舞蹈本身的。他需要向美国观众展示的是，尽管有着不断传承的经典，但芭蕾是一门不断变化的重要当代艺术，不是亘古不变的，也不仅仅只有《吉赛尔》和《胡桃夹子》这样的剧目。所以巴兰钦进行了即兴创作。“排练的第一天晚上，一共有17名年轻的女性舞者到场，于是他按照17人的规模编排了开场。有一次，一名舞者摔倒哭泣，后来这成了剧中的一幕。另一天晚上有几名舞者迟到了，所以那也成了该剧的一部分。”《小夜曲》中蕴含的故事是关于缺乏经验的年轻舞者如何实现对技艺的掌握，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她们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完善自己并赢得尊重的。他所展示的是艺术的高贵力量，以及为什么因此有必要首先建立一个芭蕾舞团。对于芭蕾舞评论家爱德华·邓比来说，《小夜曲》的关键是所有年轻舞者之间齐心协力的“甜蜜”。邓比认为，美国人与身上流淌着芭蕾舞血液的俄国人不同。美国文化更加偏重个人主义和理性，缺少一些感性，也更加缺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感情可以借由芭蕾舞团的成员来创造。邓比认为，这正是巴兰钦有争议的做法的基础（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的做法），即在现代舞蹈中，舞蹈团队比任何个人舞者都更加重要，不应该存在舞蹈明星这种说法。《小夜曲》的首演只限受到邀请的观众。搭建舞台的草坪“不曾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第一次公开演出安排在阿德尔菲剧院从1935年3月1日开始为期两周的演出季上。这个芭蕾舞团由芭蕾学校的26名舞者加上两位客座艺术家——塔玛拉·杰瓦（巴兰钦的第一任妻子）和保罗·哈康——组成，被称为“美国芭蕾舞团”。他们演出的剧目包括《小夜曲》、《回忆》和《超越》。柯尔斯坦当然兴奋不已，因为他横渡大西洋的冒险这么快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在首演之夜，巴兰钦更加谨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样的艺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观众的接纳。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舞蹈评论家约翰·马丁将巴兰钦评价为“矫揉造作而颓废”，是美国不需要的“里维埃拉美学”的例子（巴兰钦的芭蕾舞剧也是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嘲弄）。他建议，对美国芭蕾舞团来说，最好能抛弃巴兰钦“以及他的国际观念”，并用“一位优秀的美国舞蹈家”取而代之。然而这是芭蕾，不是音乐剧，幸好没人听从他的建议。

1952年春，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讲座也是希特勒送来的大礼，这些讲座的所有主讲人都是流亡学者。弗朗茨·诺伊曼主讲社会科学，昂利·拜尔主讲文学研究，埃尔温·帕诺夫斯基探讨了艺术史，沃尔夫冈·科勒探讨了科学家，保罗·蒂利希则将他的演讲命名为《征服神学的地方主义》。他以乐观的态度使用了“征服”一词，但他也用一个至今仍历历在目的问题结束了他的演讲：“美国会继续保持它对我们［流亡学者］的态度吗？仍会是那个让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克服其精神上的地方主义的国家吗？一个国家既可以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大国，也可以同时拥有精神上充满地方主义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