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到降日，从英雄到败类，马占山的正面形象是如何崩塌的
1931年10月16日江桥抗战，被誉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次有组织、有部署、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作为领导者马占山被塑造成一位具有“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和“坚韧不拔的大无畏品质”的抗日民族英雄形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任由日军轻易占领吉林、奉天两省，东北守军仅剩驻守锦州的张作相部与驻守黑龙江省的马占山部。面对日军进攻，马占山固守江桥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史称“江桥抗战”。由于孤军奋战，马占山军在战场失利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一面抵御日军的“诱降”，一面转至拜泉、海伦一带继续坚持抗日。
全国对于马占山部在“江桥抗战”中的英勇表现普遍持赞誉态度，原因是：
其一，对国府来说，在面临侵略、民族忧患之际，在最初“对日不抵抗政策”遭到严重失败、诉诸国联又无结果、全国各界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又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原则。因此，对马占山的抗日行为进行积极宣传，彰显国民政府对抗日的支持与决心。
其二，对社会来说，无论在战场上成败与否，马占山在民众心中均是一位勇于抗日、精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形象。不仅能够缓解来自各界对于“不抵抗政策”的指责，还可以借助对马占山的声援和支持来凝聚民心。
其三，对民众来说，对马占山英勇抗日的大力声援和支持，成为全国民众表达抵抗日本侵略决心、表达爱国热情的心理宣泄途径。
在江桥抗战失败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而日军则加紧了对马占山的诱降工作。从日本方面来看，马占山有很多“亲日”的可能，例如马占山本人参加过日俄战争，其女马淑琴当时正留学日本，甚至认为马占山本人的抗日情绪并不强烈等。马占山身边也被日本安插了多位劝降人员，例如黑龙江省当地劣绅赵仲仁、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玠等人，虽然马占山身边的参谋谢珂多次“向马建议远离此辈”，但马占山却始终以“赵仲仁胆小怕事，韩是买卖人，无关轻重”来答复。
1931年12月7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部长驹井德三带领记者团前往海伦与马占山公开会面，并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密谈。随后，马占山接受记者团采访并声称“对日军没有敌意”，12月11日马占山与担任时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张景惠会面并进行密谈。最终1932年马占山出席了伪“满洲国”成立大典并就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公开“降日”的事实便已经尘埃落定。这一消息传出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其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迅速坍塌，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与战胜日本之信心均遭重创，抗日力量也遭受到重大损失。
其实，对于马占山来说，面对艰难的局势，如何保全个人手下的军队有生力量成为他首先考量的要素。
自到海伦以来，鉴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形，内心矛盾很多，主要是想名利双保。他虽然加强扩军，只是为了挟此以自重，而抗日情绪则逐渐消沉下去。长期担任马占山参谋的谢珂，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马占山的心理变化。谢珂多次劝阻马占山慎重：“主席的名誉是将士拥护出来的，中外皆知，如对日屈服，使援助我们的人将大失所望。现在我们遇有何种困难，或走到任何地方，也有人帮助接济，大家全不愿对日投降，请好好地考虑考虑”。随着日本持续增兵以及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形势变化，马占山最终决定以投降来博取一线生机“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缓和一下全军有覆灭可能，我决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较一较智能”。
抗日民族英雄的形象一旦破灭，则意味着寄托于该形象之上的信心与决心遭到了破坏，宛如“破镜难以重圆”，再想恢复形象则难上加难。因此，尽管马占山随后发布了反正通电，但仍有相当多的声音质疑或谴责马占山“居心叵测”。而且，马占山“降日”之际正值“一·二八事变”爆发，作为抗日民族英雄的马占山转而投降日本，这极大地影响了还在战场上坚持抵抗日军进攻的将士们的士气。
1932年2月9日，马占山在会见多门二郎之后召集手下军官开会说，“我们抗日的初心是不改变的，现在与日本讲和，不过是为了缓和目前紧张形势的一种临时办法，借此争取时间，整理部队，为继续抗战作好准备，我们不可因此松懈下去。你们回队后，要加强训练，向士兵讲解抗日的意义。至于外交方面，由我完全应付，你们不必挂虑。”这一言论导致马占山身边的亲信也对马占山的投降真假产生分歧。但是，在马占山决心继续抗日之后的通电中也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前有强敌进逼，后无要隘可守，内而械寙弹缺，外而孤悬援绝……若驱一军忠心，以与强寇锐利无情之炮火相搏，结果徒供一时之牺牲，快敌人之心，则恢复之机益将绝望。反复思维，欲解决目前难关，惟有相机应付，一方面休养士卒保全实力，一方面为窥察日人组织伪政府真相，以国际调查团行将东来之际，此四十余日奔走哈辽吉长之间，日人鬼蜮伎俩窥察甚明，即伪执政溥仪亦处于强权压力之下，身处樊笼自由尽失，急求脱离而不得，吾将日人种种阴谋披露于世界，以求公正裁判……”对于求得全国人民的谅解，他也是颇为在意的。在投降后的某一天，马占山将自己的结拜大哥张殿九叫来向其哭诉自己投降之后的委屈，言语之中无人可以理解其用心良苦之意。重新组合之后的部队中，原属于马占山部的士兵只占少部分，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邰斌山等部，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其余黑龙江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
马占山出身绿林，行事不拘小节，所使用的手段也多以实用为主，因而“诈降”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应对日本压力的合理手段。但是，由于社会舆论对马占山抗日的大力宣传，马占山已经不仅代表着个人，更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抗日民族英雄。从这一角度来说，民族英雄可以战死，但是不能投降。因而，马占山的选择直接导致了“抗日民族英雄”形象的坍塌。
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不论马占山是否真的投降，都要通过社会舆论大肆渲染，从而达到进一步打击中国抗日精神、抗日信心之目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方的报刊传媒就开始虚假报道中国抗日军民的消息，以期达到泯灭中国抵抗的士气之目的。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方面将几位投降的汉奸头目誉为“开国四元勋”，刊登在教科书首页向全东北青少年儿童进行推广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