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英丨善人爷
我们村近百户，约摸500人，算是个大村。几百人好几辈子在一个村住，互相称呼就一辈一辈排定。俗话说：人穷辈分高。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富人大户娶媳妇生孩子早，辈分相对要低一些。当然要是稳定的，骤然发了横财的“暴发户”不在其内。我们家在村里算作大户，有一百多亩地，从清朝末年我太祖父考中秀才开办学馆起，已经人老几辈逐步扩大土地占有，因而我家辈分较低，进了村，叫爷的不在少数，甚至和我同在一个年级读书的，我也要把他们叫叔叫姑，于是我就有年龄各异，形形色色的爷，最让我陌生又最让我熟悉的是善人爷。
善人爷大名叫什么，我并不知道——村里人都叫他善人。然后根据辈分叫他善人爷、善人叔、善人哥……善人爷面皮白净，没有胡须，嘴有点向里瘪着，村里人说是老婆嘴。他说话声音很细，慢条斯理的，从没有见他与人红过脸。他平常衣着整洁，完全不像在地里干活的样子，我们只是觉得他在地里走了一遭，或者是在地里转了一圈，总之是和种地干活完全扯不上一点亲戚关系。但是，他确实起过牛圈，割过麦子，吆犁耕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听人说，没有解放时，他确实是一个善人，是出家人，因为长得眉清目秀还做了庙里做法事时的龙尾，后来不知是还了俗还是有别的机缘，反正我能记事时，他就有儿有女，成为这么一个有点奇怪的农民了。本来我是没有机会接近他的，他除了做农活，不太出来，像端着老碗圪蹴在碾盘子上喝玉米珍，粗喉咙大嗓子说话或者吼秦腔，在他是绝无仅有的，非但没有，甚而内心是深恶痛疾，不过他从来不说，让人觉得他就是一锅没有开的温吞吞的水，总是缺少一种刚直，一种爽朗。
他和村里所有人都有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他家里也很少有人去串门，他家不太借别人物件，也很少借给别人东西。我与他的儿子陈福锁同在一个年级读书，也很少到他家去玩，或者互换一些在那个年代很难读到的书。只觉得他家的门楼子很高，厚重的黑色的大门总是一种拒绝的面孔。他的老婆倒是很和气，只是好像有些怕他，说话声音很低，有些唯唯诺诺，腰也有些佝偻。
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贫穷已经到了几乎揭不开锅的极端，村里人想办法要多打粮食，于是就让几个人承包一块地，秋后算账，打的粮食多就给记的工分多，收入相对要多一些。不知为什么，我与善人爷等八人分到了一个务棉小组，三个姑娘两个女人还有三个善人爷这样的老头，从四月起一直到八九月收棉花，几乎每日一同劳动，于是就同善人爷接触多了起来，有时也同他说说家常话。
农历五六月，我们一起給棉花整枝，上面日头晒着，下面热土蒸着，酷暑难耐，我们圪蹴在地里，一寸一寸向前边挪边干活，闷急了，就一边干活一边说故事，那几个老头轮着讲，他们讲三国的“桃园三结义”，说是张飞讲定条件，谁爬树爬得高谁就是大哥，说罢一溜烟爬到了桃树的最高处，刘备坐在树下一动不动，张飞很得意，说自己就是大哥，但是，刘备不急不慢的问：先有树根还是先有树梢？说完还用手指指自己，再指指树上的张飞。张飞只好从树上溜下来，拜刘备为兄长。讲得兴起，听得入神，我们几个姑娘其实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想听善人爷劝善，几个女人用眼睛瞪我们说我们异想天开，我们也低下头有点难为情，谁料善人爷略一推辞，就一挺身站起来。他清清嗓子，眼神有点羞涩，但却坚定的闪着光。
那一天，他说了很多，说了二十四孝故事，起首一句“哎——那高高山上一清泉，流的一会急来一会慢，人人都吃泉中水，哎那愚的愚来也贤的也贤。”极为高亢激越，像高山上的悬泉瀑布，激流直下，百转千回。既是唱歌前的开嗓，又是故事前的准备，还像表演以前的一声醒木——我们终于见识了他劝善的样子。他一会声音尖细学女人走投无路的哀求；一会声音低沉学男子大义凛然的慷慨；一会学狠毒贪婪的狼嚎；一会又学绵软懦弱的羊叫。我们都听呆了，听傻了，听得高低委婉听得九转回肠，恨不得自己就是那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是人物身上的一粒纽扣。
这时候，灼人的太阳，蒸人的热土，与汗流浃背的我们，完全溶解在善人爷如泣如诉的讲述之中，一天的劳累也就一闪而过。
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已经几十年不干劝善营生的善人爷，如何保持一种记忆，如何保持一种职业的或者是信仰的图腾。要知道，在有些时候，劝善并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事儿。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