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我现在很想了解石家庄

石家庄已经变得和原来大不一样。

昨天碰见一位司机师傅，他说，石家庄终于摘掉了那顶帽子。

我问，摘了贫困帽子？

还能摘什么帽子呢？现在到处在摘的帽子是“贫困市”或“贫困县”。

师傅说，是“幸福指数最高城市”那顶帽子。

我笑了，“幸福指数”最高难道不好？

他说，没有想法才会幸福，难道我们石家庄人没有想法吗？

奥。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幸福指数”。石家庄人正在变得大气。

其实我一点也不熟悉石家庄。

山东省会是济南，河北省会是石家庄。查现在网上的自驾导航距离，我们胡官屯村，距济南172公里，距德州82.3公里，而距石家庄是178公里，距衡水则75公里。

这个结果让我非常吃惊：是这样吗？我们村到济南和石家庄，或者到德州与衡水，距离竟然差不多？这可是既不符合我们几代村民的心灵史，也不符合胡官大屯自古以来的交通史。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离济南和德州更近，而离石家庄和衡水更远。小时候听大人们商量出远门的事，动不动就是去德州，去临清，去夏津，去济南，再远就是去关外了。谁去过衡水和石家庄呢？行政区划对人之“世界观”的影响真的不可小瞧：1964年一夜之间我们就从山东人变成了河北人，可是，情感、心理、出行习惯乃至生活方式，就不像开会表态喊口号那么容易了。村里那些走南闯北的人，觉得人生的地图都要重画，目的地、中转站需要重新标注。他们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失去故乡的一群人，遇到“你是哪里人”这样每天会遇到一百回的问题，他们再也不能脱口而出说出“山东省德州地区武城县”，他们需要停顿一下，迟疑一下，然后慢慢说：“怎么说呢？原来是山东省武城县，现在变成河北省故城县了”。说这些话时，口气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自嘲，几分怨恨。

那些年他们就是生活在河北境内的“山东遗民”，每逢不如意时，就生出一句长长的感叹：“唉！要是还在山东……。”中国人的“安土重迁”传统，体现在行政区划上，是喜欢“隶属关系不变”，有点像臣民对朝代的依附：我属于这里，我属于你，你不要变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可是，恰恰是说不清多少年一次的改朝换代，使得大地上看不见的行政区划，像沙盘上的施工图一样，挪来变去。怎么有利于多多收税就怎么变，怎么有助于利益平衡就怎么摆。

我每次读老家的市志与县志，都会让故乡历史上曾经隶属的各种“行政名目”绕晕：国，州，郡，道，省，区，市，县……。它们简直是“大地上的诗句”，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豪杰志士们不停地涂抹、更改。

在我早年的生活地图上，石家庄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不仅比济南远，比德州远，比聊城远，它甚至比北京都远。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天听《在北京的金山上》和《北京赞歌》，我虽然还没去过北京，也不知此生能否见到天天歌唱的天安门，但北京在我们心里啊。有哪个城市比心里的城市离自己更近呢？（多少年后我常常去北京，少则小住几天，多则上学三年。很奇怪，对这座城市我从不曾产生“家”的感觉。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我不属于这里。）石家庄在我心里甚至比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喜桂图旗都远。我小时候常见村东头的姜二大爷拿着一封信来我们家，说是东北的孩子又来信了，你们给我写封回信。通常是大哥或二哥代写，我则拿着信封翻来覆去看着玩。后来大哥二哥碰巧都不在家时，我也冲上前台给从没有见过的远在三千里之外的人写信。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从那时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仿佛我去过多少次。可是，石家庄？抗日电影上有高家庄、王家庄，石家庄在哪里？“石家庄”三字常常出现在《河北日报》上，《河北日报》常常贴在我们家北屋的墙上。天天看见这个和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地名，“石家庄”渐渐就成了一个符号，它就仅仅是“石家庄”而已。

1977年，忽然有一天，我大哥去了石家庄。对我而言，这是件大事。那么远的地方，石家庄啊，省会啊，省里开会的地方，大哥竟然去了。而且，听他说，他还不仅仅去了石家庄，他还去了山西的交城山和大寨。大寨！天天说“农业学大寨”，大寨是我们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地方，但高得像在天上，远得如在天边。

最重要的是，大哥给我买了一本小人书。这让我和石家庄建立起了联系，我需要知道他在哪个书店买的，这样我就可以去“访古问旧了。

前几天我问大哥，你还记得在石家庄哪家书店买的小人书吗？

他问，我给你买过小人书吗？

要命！这条线索还没形成就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