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系列之贾平凹 | 重读《秦腔》：古镜未磨，照破天地
编者按
2019年，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社合办 “文学观澜”专刊，开启一次新的聚合、拓展与碰撞。其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版旨在总结获奖作品以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经验，我们邀请作家、评论家或回顾重温获奖者的代表作品，或把脉其创作整体风格，或解析其近年文学创作，力图形成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新貌。
今天推送的是评论家郭洪雷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的文章，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可以查看专题“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
贾平凹 (1952～)，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带灯》《老生》《高兴》《极花》等。《秦腔》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
“一部作品是好是坏必须得等50年，半个世纪后还有人读就是好作品，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病相报告》发表后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话虽有些“绝对”，却道出了贾平凹的自信以及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好的作品，思想和艺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读者总能从中有新的发现和认识。从反向来看，读“从前”的作品参照作者当时的思想观念，也对读解其后来的创作给出判断有所帮助。人在年轻或创作起步阶段，所思所言难免青涩、尖锐、豪壮，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照早间思想观念阅读其后创作，不仅有助于考察作者创作态度的变化，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还能对作者思想、艺术观念发展的轨迹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秦腔》
2005年，《秦腔》最早在《收获》杂志分两期首发并引起关注，这是贾平凹继《病相报告》之后的又一部长篇。虽然内容完全不同，但主要人物共同的精神病相，还是能让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微妙关联。然而，重读《秦腔》，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病相报告》，而是贾平凹写得更早的一篇散文《“卧虎”说》。这篇短文写于1982年，贾平凹刚好30岁。在我看来，《“卧虎”说》与其说是对当时“文化热”“寻根热”的反映，还不如说是贾平凹走上专业创作道路后寻求再出发的自况之文。时间在慢慢拉开，《秦腔》发表已有15年，《“卧虎”说》发表也已将近40年，历史提供给我们的视野始终还在柳青所说的“六十年为一单元”的范围内。在对贾平凹全部作品有了充分阅读，对其“文学事业”有了整体了解后，参照《“卧虎”说》重读《秦腔》，会使后者艺术品质的独特性变得更为显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以《秦腔》《高兴》《古炉》《带灯》《极花》等作品为代表，贾平凹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恪守着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对于这一点，贾平凹很早就有自觉意识。在《“卧虎”说》里他写道：“我们的民族，是有辉煌的历史，但也有过一片黑暗和一片光明的年代，而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一样都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现在，正需要五味子一类的草药，扶阳补气，填精益髓。文学应该是与世界相通的吧，我们的文学也一样是需要五味子了，如此而已。”读这段文字，人们马上会想到鲁迅，想到鲁迅的启蒙立场，想到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主张。以往，贾平凹与鲁迅之间的精神关联被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缺乏对贾平凹创作的整体了解和阅读的耐心。细读《秦腔》等作品不难发现，贾平凹不仅以字词、句式仿拟的方式向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传统致敬，而且还在细节、人物、情节等方面，以“接着想”“接着写”的方式传承着鲁迅精神，批判现实、批评国民性。例如，《病相报告》是尝试先锋写作的产物，在写作过程中贾平凹感到很不自在。这时，《阿Q正传》再次启发他，要将人性分析与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结合起来。所以，没等《病相报告》写完，贾平凹就写出了中篇小说《阿吉》，塑造了阿Q的精神近亲阿吉这样的人物。再如，引生是《秦腔》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主要叙述者。在这个人物身上，读者就能感受到狂人疯相背后的清醒。不仅如此，在《古炉》结尾，贾平凹还让完全疯癫后的引生再度出场，到刑场抢食蘸过人脑、人血的馒头。
贾平凹在以悲悯之心书写农民之“苦”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病”。为行“疗救”之功，他在小说里塑造了“带灯”之类带有启蒙倾向的人物。然而，贾平凹对启蒙的局限心知肚明，他自觉地以农民视角书写农民，在自私、保守、麻木等病相之外，道人所未道，揭出个体身上呈现的人性暗面：长期贫苦、压抑的生活，使一些心灵扭曲变形，呈现出阴暗和凶残的一面。《秦腔》中引生、《古炉》中守灯等人物的言行心理，都能体现作者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要说的是，没有反思和自我批判意识，很难进入人性病理的深处。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农民”的身份认同，更像是一种贾平凹式的“抉心自食”。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小说家，以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小说的叙事驱动，也是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表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贾平凹通过人物情绪、心理、欲望和精神的折射，来反映社会和时代问题。及至新世纪，《怀念狼》《病相报告》《高兴》《老生》《极花》等作品，试图在矛盾和冲突中探究人性，贾平凹小说中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在这方面，《秦腔》和《带灯》堪称代表。《秦腔》主要涉及土地承包、劳动力外流、土地流失、计划生育、干群关系、乡村道德秩序等方面的问题，而在《带灯》里，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更是直接裸露在文本表面。比较而言，《秦腔》更为自然，问题与故事叙述融为一体，给人“如盐入水”之感。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贾平凹小说叙事的一条筋脉搭接在赵树理“问题小说”的传统上，但他明确意识到，当今时代情况过于复杂，以往农村题材的写法难以简单套用，自己必须换一种写法：携带诸多社会问题，不断返回悬挂着自己文学经验和记忆的故乡，在浑然、浩荡、元气淋漓的叙述中，以“问题”为经，以乡土小说的抒情传统为纬，以汹涌的细节和“问题”之流，记述农村世界的衰败和“消亡”；与此同时，也记录着时代、社会、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演进。虽然面对具体问题，贾平凹表现出了更多的困惑和无奈，但在人性探究中，在对落后的、丑恶的东西的批判中，贾平凹仍不断努力去发现、品鉴那些真正属于文学的东西。只不过比照《商州》《浮躁》等早期作品，《秦腔》流露出了更多的沉郁、苍凉之气。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是《秦腔》后记里的一句话，这句话使我最初想到《“卧虎”说》。在我看来，就像是王阳明“龙场悟道”，贾平凹在霍去病墓场石雕“卧虎”旁三天的静观、冥想，使他充分领略到其身上“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的美学境界，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块混混沌沌的石头随便一凿形成的。这种境界，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自此，“混沌之美”便成了贾平凹小说艺术的自觉追求。上世纪80年代，这种追求还不很明显，贾平凹只是希望能把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到了90年代，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符号世界和意象世界，写出生活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原生态；进入新世纪，贾平凹不再看重局部印象，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并把这种追求上升到“以实写虚，体无证有”的哲学高度。只有从这个进程着眼，《秦腔》所写的“一堆鸡零狗杂的泼烦日子”所具有的美学意蕴，才能被更深刻地理解。
当然，一种审美风格的形成并不是一次“悟道”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方面的思考、探索和学习。贾平凹所追求的“混沌”之美，既有《周易》、老庄影响的印记，也有禅宗思想的启示。如1992年，他在《美文》“读稿人语”栏目中提到的一则公案：“问：古镜未磨如何？僧曰：照破天地。问：磨过如何？僧曰：黑漆漆地。”这则公案出自《五灯会元》，只不过贾平凹把“僧曰”的话前后记颠倒了。然而，误读、误记并未妨碍他对文章、对人、对生活做出理解：文章也是古镜，是不需要磨的；人生原本就有太多的尴尬和泼烦；生活，无外乎生死病老离别娶嫁，油盐酱醋米面茶麻。它就像一条大河，混混沌沌、浩浩荡荡地流淌着。要说的是，“混沌之美”也有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印记。我们只要考察贾平凹的阅读史，对比《尤利西斯》和《秦腔》的叙事风格就会发现，这种写法看似土气，实际上也是很“洋气”的。
“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是贾平凹写《“卧虎”说》时就已确立的创作追求。这种追求具体到《秦腔》会提出一个特别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极具东方味、中国味的艺术样式，在表现方法上，传统戏曲能为现代小说提供怎样的艺术资源？对这个问题，既写小说又写戏的汪曾祺有过系统思考，他的小说很多方面都受到过传统戏曲的滋养，他甚至认为，小时候如果没看过《白水滩》，自己就写不出《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其他作家，如莫言、毕飞宇等，对此也都有过很好的探索和尝试。《秦腔》写农村凋零，也写了古老秦腔的衰落。叙述中插入的二十余段曲牌、唱段和鼓乐，随着情节的展开，回荡在小说描写的世界之中。秦人、秦地、秦腔本就一体，写《“卧虎”说》时贾平凹就知道：“一个人的文风与性格统一了，才能写得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入味”。然而，秦腔的精神和韵味如何转化为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方法，也是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细读《秦腔》等作品会发现，在经营自己的符号世界和意象世界的过程中，贾平凹借鉴了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现手法。程式来自生活，是传统戏曲反映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具有夸张、规范又灵活的特点。各种程式经历代艺人的摸索、锤炼，慢慢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表意体系。与此相类，贾平凹不断从生活和阅读中遴选具有表现力的语言、行为、场景和桥段，经过锻造加工，依据具体情境，在不同作品甚至同一部作品中反复加以运用，也已形成了自己富有独特意蕴的表意系统。若没有长期跟踪阅读，缺乏对这个系统的了解，在遇到这些程式化的“构件”时，就会让一些读者产生枯燥和重复的感受及误解。
毋庸讳言，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贾平凹的小说肯定也存在着某些局限和不足，就像古镜未磨时表面遗存的锈迹和斑痕，但我更愿意把它们看成是探索的代价和副产品。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曾这样写道：“小说是全欧洲的产物，它的那些发现尽管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完成的，却属于整个欧洲。”对此，有人不以为然，但不管怎样，总有一个问题需要被提出来：是不是有一种小说，我们有勇气说，它是中国的产物。阅读《秦腔》，阅读贾平凹，我们蓦然发现，其实作家在探索“中国小说”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