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之529夜：王阳明的夜

编辑按：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继承宋代大儒陆九渊，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王阳明的思想一出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萎靡消沉的社会灌输了生机与活力。今夜与各位分享博闻强识的刘洪强对其生平的一个简单评论。今日推荐图书是《传习录》。
从起源上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的情势下产生的。晚清以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泱泱天朝上国沦为刀俎鱼肉，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部部丧权辱国条约被迫签署，大片国土削于沙俄、海量白银掠入东洋。在这样一个国家危若累卵形势之下，辛亥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开始提倡国学国粹，主张“国粹激发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通过国学的弘扬以增强国民的自信心，激励民族的爱国热肠，这是上个世纪初“国学”这个概念被发扬推广的原因。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在当前的社会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并提高中国的文化自信。或许，通过对王阳明的所思所行的学习，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启示。

众所周知，王学兴起自以后就对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王学在近世历史上占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王学历史上有两个令人称道之处，一个就是王阳明的事功，另一个则是刘宗周的气节，所以即使在清前期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很多王阳明学派的批评者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相对于之前的儒学宗师，如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游事齐梁，被目为迂阔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外王之学并没有体现为事功。而王阳明因为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被封为新建伯，在隆庆年间进而加封新建候，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代以来每儒者的追求，即凡而圣的道路多种多样，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代以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处于有德无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秦汉以后，文士的命运往往跟带有悲剧意味的屈原、贾谊更加接近，像阳明这样酣畅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众所周知，阳明在事功上平定宁王叛乱，以书生平定西南地区多年的变换，《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提出“致良知”，并在《大学》中“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理解上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理解，开启了一种思想史上的新格局。
不同于一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哪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明末钱谦益哪些临难却嫌“水太凉”而最终投入新朝廷怀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才能，在策论中详细列出了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得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钱谦益在明代崇祯朝身为显宦，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所作为。清军入关，本想他临难殉节，因嫌“水太凉”而投降清军。虽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时他又被重新拉出来大加挞伐，被乾隆帝作为“贰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张挞伐。所以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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