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和合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康熙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的修身、睦家、治国、安邦的法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和合文化创造的奇迹不胜枚举，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并至今有着现实意义的典范，当属康（熙）乾（隆）时代在河北承德修建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这片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群，既是集中华古代造园艺术精华之大成的作品，也是康乾盛世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结晶。在《清史稿》中，它被称为清代帝王的“行宫”“夏都”和“陪都”。在这里，政治家看见政治，军事家看见军事，历史学家看见历史，艺术家看见艺术，宗教人士看见宗教，游客陶醉于奇山秀水和古建筑的神秘辉煌。而和合文化，则是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最深邃的政治内涵与文化价值的精华所在。

承德避暑山庄。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一

今日之承德，早已是名扬海内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但在三百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蛮之地。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御制的《溥仁寺碑文》中写道：“兹热河之奥壤，乃紫塞之神皋，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由此可知，那时热河一带尚未开发，以致无名。《热河志》记述这一史实说：清雍正元年（1723年）在此设“热河厅”，热河本为一条自然温泉喷涌的河流而成为地域代称；第二年设“热河总管”，梳理民族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改“热河厅”为“承德州”。

究其源，“承德”一词出于《尚书·周官》中的“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此时的热河，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修建的避暑山庄行宫早已投入使用，外八庙中也有了溥仁寺、溥善寺。雍正帝给这个地方赐名“承德”，意取“承受德泽”之意，内含两层意思：一是他继承大位是承受父祖的德泽与恩赐，二是表达他要继承和弘扬先帝创建避暑山庄治国安邦的方略，实现民族团结、国家长治久安的宏愿。由此可知，承德这个地名自问世，就蕴含着“和合”的内涵，因此后世人将承德称为“和合承德”。

但读懂“和合承德”四个字，还得从康熙帝勘查规划、设计、建设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说起。据《清史稿》和《热河志》载，康熙选择在热河之地建设避暑山庄行宫和皇家寺庙群，原因复杂。

首先，北方高寒民族怕热患痘，住在北京城的皇族和各少数民族贵族，每年端午至重阳需离京避暑，而热河之地距京城只有200余公里，群峰环绕、清流叠翠，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往来通道上的咽喉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适自然可谓“和”，事遵传统可谓“谐”。

其次，在满族推翻明朝入主中原的斗争中，蒙古各部落铁骑立下汗马功劳，清朝皇帝每年在热河一带举行“会操”与“抚慰”活动已成惯例。为此，1713年康熙在筹备庆贺六十大寿时，以诸蒙古王公贵族上书为由，在避暑山庄外东侧的武烈河东岸修建了外八庙中的第一座寺庙——溥仁寺，以作为庆寿盛会之所和蒙古王公贵族礼佛之处。溥，通普，普遍、广大；仁，指皇帝深仁厚爱遍及天下之意。康熙在御笔题书的《溥仁寺碑文》中阐释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朕思治天下之道，非奉一己之福，合天下之福为福，非私一己之安，遍天下之安为安。”而在讲述修建避暑山庄和溥仁寺的目的时则提及，“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朕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品味这些金石铭语，无不折射着和合文化之光。

同时，清朝初期天下虽一统，但生活在北部、西北部、西南部边疆的民族部落时有叛乱发生，且沙俄等常利用这种叛乱挑衅、分裂国土。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就是北部华北平原连接蒙古高原的天然走廊，而热河恰处这个自然走廊的中部咽喉。康熙在此建造避暑行宫、设置木兰围场，很显然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加强对边疆地区民族的管理与威慑，二是构筑护卫京都的要塞与屏障。因此清朝皇帝每年自端午至重阳都要在承德驻跸半年之久，不仅召见接待（含奖惩）蒙、藏、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上层人物、商议处理民族事务，还率领皇子皇孙和文臣武将、各民族首领，在木兰围场隆重举行“习武绥远”和“秋巡”“围猎”等活动，用恩威并施的策略维护民族团结、震慑那些妄图分裂国家的民族分裂分子。

再有，制定“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国策，使宗教信仰成为凝聚国家向心力和巩固中央政权的精神力量。这是康熙的政治睿智与高明，也是他总结先祖经验和长期观察研究民族问题症结获得的治国真谛。康熙借庆祝六十大寿，蒙、藏等各族首领朝觐之机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以通合蒙藏民族之信仰，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央与地方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创了清代以寺庙为载体的治国政治活动先河。

回望历史，如果说谋划和创造性运用宗教信仰解决民族问题的设计师是康熙，那么将这项治国安邦之策运用得出神入画的则是乾隆。康熙建了两座寺，而乾隆建了十座寺，特别是仿西藏最古老的山南三摩耶庙而建的普宁寺、为安置蒙古达什达瓦部而建的普佑寺、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而建的安远庙、仿北京天坛祈年殿而建的普乐寺、仿拉萨布达拉宫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为每岁蒙古诸部鳞集瞻仰“宝相”而建的广安寺、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的殊像寺、仿浙江海宁安国寺而建的罗汉堂、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的须弥福寿之庙等先后落成，诵经礼佛之声乐日夜回荡在承德的碧空。由此，清政府在对边疆民族的管理上由“武治”转化为“心治”，巩固了封建王朝的中央政权，把明末一度松散的蒙藏地区又重新统一起来，实现了“边宁国安”，也造就了二百多年的“康乾盛世”。因此，承德便有了清王朝“陪都”和“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之说。

二

查史究典，中国的城市与园林建设，一般都是先筑城后修园。而承德则相反，是先建行宫园林避暑山庄，因避暑山庄需要提供各种服务保障，才有了承德这个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在《御制文三集》中，康熙回忆这一史实说：“万几少暇出丹阙，乐山乐水好难歇。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老寻石碣。”由此可知，避暑山庄是康熙在一片荒山野岭中亲自勘查选址、规划设计的。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建筑布局与置景方式上要依自然天地之势的构想与理念。

据《热河志》载，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动工，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竣工，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历时87年。建成后的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布局分为前宫殿后苑景两大部分，苑景区又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三部分。由逶迤宫墙围定的山庄，以其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东北平原区及西高东低的自然走势，模拟了中国疆域地貌形胜，使整个避暑山庄酷似中国广阔河山的微缩模型镶嵌在承德大地上。在这个模型中，康熙开湖区、筑洲岛、修堤岸、造宫殿、建亭榭，并选山庄中寓意深刻之处题名了三十六景；乾隆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又增建了宫殿和多处精美景观，也题名了三十六景，合称“康乾七十二景”。这七十二景，堪称是集中华建筑艺术精华于一园，荟萃全国名园胜景于一地，尽显山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和文化底蕴。

其实，避暑山庄除了“康乾七十二景”，还有许多单体、群体建筑，总共184组。乾隆年间为收藏《四库全书》在山庄内修建的文津阁，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一起，被誉为“皇家四阁”。特别是在山庄整体建筑风貌与置景方式上，帝王宫殿一改北京紫禁城的宏伟高大与金碧辉煌，而借鉴民居风格，内部虽由金丝楠木等名贵木材立柱搭梁、雕刻装饰，外表却用青砖砌墙、灰瓦罩顶，呈现一派朴素淡雅景象；皇家园林也一改北京颐和园的张扬奢华，依山势就水形点缀其中。这种用意深邃、巧妙利用自然、使儒道释相互为用的构筑理念，既是康乾二帝打造自己勤政、俭朴、亲民形象的写照，也是他们致力展现儒家“君民同乐”“仁者乐山”和道家“追求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鲜活诠释。

研究避暑山庄的建筑，可以用“景无虚设”来形容，虽然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精彩，却都在服务着一个共同目的，那就是“民族和谐，天下一统”。其中乾隆题名的第一景——丽正门，就很有代表性。避暑山庄共有九座门，唯丽正门坐北面南、门上起楼、下开三间门洞，虽为青砖灰瓦砌就，却朱门铜钉、门前蹲雄狮，门的对面竖有一座巨大的影壁，富丽庄严，处处彰显着皇家的威势、气派和神圣。门额的中央镶嵌着用整块汉白玉制作的石匾，匾上用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镌刻着由乾隆亲笔题写的“丽正门”三个大字。由于此门之内为皇帝驻跸与理政的宫殿区，“朝臣启事，外藩入觐”，皆由此出入，丽正门也被誉为避暑山庄第一门。

究“丽正”二字来历，源于《易经》中“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之蕴意。丽是动词，附着之意；正，即国家、皇帝代语。乾隆给山庄第一门赐名“丽正门”，便是表达他“化成天下”的心愿。他期盼治国要实现书同文、车同轨的天下一统的心愿，也号召进出此门的文臣武将和各民族首领、宗教人士共襄天下一统的盛世。阅读门匾上的五种文字，仿佛看到了各民族“车书恒此会遐方”的繁荣和谐景象。历史虽过去三百多年，今日拜瞻此门，仍能感受到它那独特的文化魅力与高明的政治智慧，而这一切又无不浸透着和合文化的光芒。从这个角度讲，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由千姿百态的建筑物与自然山水构成的和谐共融的避暑山庄，堪称一座“和合文化大观园”。

游览承德，走出避暑山庄，最令人关注的地方是皇家寺庙群，俗称“外八庙”，实际是十二座寺庙，因地处京城古北口之外，且其中八座寺庙常年住有定额喇嘛，按月享受国家饷银供给待遇，由清政府理藩院直接管辖，而泛称“外八庙”。这些寺庙以巨大的体量、堂皇的色彩和飞扬的态势散布在避暑山庄外的东、北两面，有的依山傍水巧妙利用自然风景地势，有的用鎏金鱼鳞瓦或彩色琉璃瓦罩顶，远远望去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一派富丽堂皇景象。在建筑造型艺术上，其殿、阁、楼、塔、台、亭、廊等集汉、藏、蒙多民族建筑精华之大成，特别是大面积使用黄、红、白、绿、黑等色彩，在交相辉映中呈现各民族建筑艺术融合之美。

参观外八庙的中外游客们，常提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盖得一片朴素淡雅，为啥外八庙座座都修得金碧辉煌呢？讲解员的回答是：这是政治与智慧。所谓政治，因为每一座寺庙的修建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智慧，因为那些寺庙都是清政府实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民族政策的具象与演化，其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建筑本无魂，但若被建设者赋予特有文化内涵与使命，便具有了神秘的感召力。外八庙的宏伟壮丽与避暑山庄的朴素淡雅，所形成的建筑风格与外貌鲜明对比，既表明清代最高统治者极其尊重和重视守护边疆的少数民族与民族宗教信仰；又昭示帝王的谦逊、俭朴、宽厚与仁慈。研究康乾二帝这种润物于无声、征服于感恩的安边治国方略，解决民族矛盾、处理分裂的方法，增强民族情感和国家向心力的举措，谁能不赞佩这种政治与智慧的硕果呢！而在这硕果中，又处处闪烁着和合文化的身影。因此，专家学者们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称为智慧与和合文化构筑的天、地、人和谐共融的中华建筑奇迹。

三

用匾和碑铭志扬德、弘正鞭邪、褒英倡道，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并在历史沿革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据《热河志》载，在避暑山庄184组建筑物中，由康、雍、乾等帝王题名的匾额就多达360余处。其内容既有阐明政治主张的，也有聚焦修身养性、淡泊励志、敬老孝亲等方面的。例如，避暑山庄的南墙有三座门，中为丽正门，东为德汇门，西为碧峰门，如果说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民族文字书写的“丽正门”三个字讲的是政治，那么“德汇门”三字倡导的就是做人的道德与品格，“碧峰门”则是崇尚追求与自然和谐的赞语；若将这三个门名称的文化内涵延伸相连，其含义即只有品德高尚并懂得尊重自然和兄弟民族的人，才能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与强大。这是山庄主人对自己和皇子皇孙、文武臣子的要求与誓词，也是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胸怀与志向的抒发。

和合文化是个多棱体。在参观避暑山庄皇太后居住的“松鹤斋”和康熙、乾隆读书的“万壑松风”时，人们常被那些尊老、敬老、思亲、怀祖、感恩的陈设和故事感动。据《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中记述，乾隆有“奉慈闱则微寝问膳之诚”，意思是说，作为天下至尊，他不仅每天早晚到松鹤斋向母亲问安，还常陪母亲用餐聊天。由此可知，乾隆是个极其重视孝道之人，常令那些虽为人子却不懂得孝敬长辈之人羞惭汗颜。万壑松风殿曾是康熙读书批阅奏章之处，也是少年乾隆读书之地，乾隆触景生情，在《题万壑松风旧书屋》时写道：“昔日恩承仁祖处，今来又作抱孙人。”为永铭祖父康熙教养之恩，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将“万壑松风殿”改名为“纪恩堂”，并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中写道：“及从皇祖来避暑山庄，乃赐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又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蒙皇祖恩，养育宫中，侍奉左右，扈跸至此”等。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祖父的恩育和教诲时刻铭怀于心的深情，也道出了“为人君者必先为人子”“百善孝为先”的至理哲言，从而实现由“家和”到“国和”的宏愿。

如果说，智慧构筑使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形成了和合文化建筑奇观，那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中的匾额、碑文等又形成中华各族文化的精神和合奇观。由此造就的强大文化氛围与文化气场，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才有力量、国家统一才能幸福。乾隆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总结营建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实施民族怀柔政策的成效时说：“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专家学者们以此史实，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所呈现的和合文化奇观，誉为清代康乾盛世的文化堡垒、政治堡垒和宗教堡垒。

站在时代桥头审视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所蕴含的和合文化，可以说避暑山庄因“和”而建，外八庙因“和”而修；外八庙的每一座建筑及其背后的故事都是清政府努力实现“和合”的历史见证，而避暑山庄的建筑与设置都是为实现民族和谐及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回顾历史，政治家的智慧使热河的一片荒芜之地成了大清王朝北部的军政要塞和国家陪都，从而给承德和中华民族留下了深邃而厚重的和合文化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面对世界的大变革，今人应借鉴历史经验，书写和合文化理念的新篇章，于和谐中求发展，合作中求共赢，让中华智慧造福全人类，让中国历史经验成为推动全世界和平、和睦、进步、发展的财富。（郑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