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话文编修《清史》完全没有问题，不存在...

用白话文编修《清史》完全没有问题，不存在丝毫不妥！近来总有人对即将出版的白话文版《清史》说三道四。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修史一定要用文言文，这是修史文化千年传承形成的习惯，是对传统的尊重，甚至有人说用白话文修史不伦不类的。相关话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当代迷惑行为的大赏。

这些人不过是人云亦云，其中不少连中国古代修史究竟用何种“语言”都不知道。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规定必须用某种一成不变的特定文体来修撰。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所谓的“文言文”本身在过去的数千年中便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文言文”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如果真正读过二十四史原典，哪怕是粗略地浏览过，便不难发现：对于现代读者而言，《三国志》、《晋书》、《隋书》的语言较《宋史》、《明史》和《清史稿》更为晦涩。这充分体现了“文言文”自身的发展和变化。
说到底，古代修史所用的文体实际上是“当时广为使用的一般文体”，而非一种亘古不变的特定文体。

史学大师司马迁就不主张用过于生涩的语言来是书写历史，因此他的《史记》实际上是用接近当时白话文的文体书写的，尽管当时的白话文对于今人而言已经是“文言文”。这是有着充分依据的，绝非凭空猜测。

《尚书.尧典》中对尧帝派大禹之父鲧治水一事的记载如下：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
放齐曰：“胤子朱启明。”
帝曰：“吁！嚣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
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
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佥曰：“於！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休说现代普通人，即便专门的研究者现在去读这段文字都存在不少困难。

再看司马迁《五帝本纪》中对这段文字的记载：

尧曰：“谁可顺此事？”
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
尧曰：“吁！顽凶，不用。”
尧又曰：“谁可者？”
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
皆曰鲧可。
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
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

太史公这段文字，相信但凡上过高中的读者都能大概明白意思。

《尚书》据传作于周代，当然“尧典”中记载的内容可能沿用了之前商代官方史料的原文，所以《尚书》中“文言文”的结构句法可能是周代或周代之前的习惯；而同样是相对于今天被称为“文言文”的玩意儿，金国两千多年后到了司马迁时代，可以看到文风和字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道我们能就此说司马迁“不尊重古代修史的行文习惯”，说“《史记》啥都不是”吗？如果你真这么说，估计会被当做疯子。

所以，“用白话文修史是对传统文化的践踏”、“用文言文写《清史》才是尊重传统文化”，诸如此类的言语，不过是迂腐陈旧之论，发言者不过是为了附庸风雅，假借“文言文”来“彰显”自己不凡的“文艺范儿”罢了。殊不知他们自己甚至连各朝各代的“文言文”字词含义和语法皆有不同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属实贻笑大方。

回到正题。当代常用的文体就是白话文，从尊重传统的角度而言，以白话文修《清史》没有任何不妥。另外，中国古代对“历史”的看法，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天书”，相反，古代的史学家们都相当注重史学的传播价值，因此大都主张修史所用的语言尽可能地“接地气儿”。《清史》的修编本质上是为了让大众更加了解清这个朝代，传播性自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白话文修《清史》也合乎道理。

至于那些鼓吹“非文言文版《清史》不看” 的伪“老学究”们，还是应该被扫进故纸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