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与古地理环境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刘兴诗
关键词: 亚北方期灾变气候环境，广汉期阶地与遗址，纵目与缺碘，石室与板岩，龙门山意识
摘要
三星堆文明内容广泛，必须展开多学科研究，方能接触实质。从其所在的三四千年前的古气候研究，以持续性干旱、突发性洪水和山区冰川活动的灾害性现象为特征，和今日有很大不同，一切皆应在这个大气候环境的背景条件下考察。据此可以断定其出土的太阳轮，乃是“惧日”的象征，而非一般认为的“喜日”心态。三星堆先民是受了山内恶劣气候的逼迫，逐渐迁移越过龙门山进入成都平原的。当其在山中生活时，食用缺碘盐，造成了“纵目”的甲亢病理现象。在以漫长的世代为时间单位的迁移过程中，熟悉了龙门山的资源。其制作青铜器、玉器、金器的所有原料，均来自龙门山中。由于长时间无战争的和平环境，才造成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包罗万象，涉及许多科学内容，非传统考古学方法一项所能揭示涵盖，似应开展多学科比较研究，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三星堆学”，方可活跃思想触及本质。笔者试就其中一些问题抒发一己之见，愿就方家切磋讨论。
图（1）古蜀文化镂空玉器
太阳崇拜问题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太阳轮，一些学者以“蜀犬吠日”和一些现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为依据，认为是以“盼日”为实质内容的太阳崇拜(1)，似有可容商榷之处。关键在于三、四千年前的古气候，与现代气候迥然不同，以今况古必有失误。研究者如能熟悉第四纪冰期结束以来，整个世界气候环境变化大势，对此问题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大约一万年前的末次冰期结束后，整个冰后期（全新世）内，笔者以为有大致以2500－3000年为周期，交替出现干冷与温湿气候阶段，烈度逐渐缓和，构成古气候环境演化的基本框架。此种变化大势，研究者不可不察。
其中，5000－7500年前，以6000年前左右为鼎盛峰值的大西洋期，全球性温暖湿润，乃冰期结束以来最适宜期。笔者研究四川盆地古气候环境，认为可以资阳人化石地点，含人类头骨和其他哺乳动物化石、石器等遗物的灰黑色泥炭层为代表，命名为资阳期。距今约5540±80年至7500±130年(2)(3)。
经过了漫长严酷冰期环境和冰期后的冷期，亦即大约距今约8200年前的全新世第一新冰期的影响，至此人类方迎来第一个生存的春天，促进原始农业出现，推动全球性新石器文明迅猛发展，形成了原始黄金时代。河姆渡、仰韶文明均在这个气候期内。西方的“亚当夏娃”和“黄金时代”传说，亦应在此时段内。古气候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图（2）古蜀文化玉器
3000－5000年前的亚北方期，进入全球性的灾变气候阶段。大约5000和3500年前，分别出现两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冷期，亦即第二和第三新冰期。北半球中高纬地带，除较高山区有冰川扩展活动外，外围广大地域普遍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中国也不例外。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三星堆主体文化期相当，3500年前的第三新冰期。在此前后，我国西部高山高原地区冰川活动普遍加强，川西高原测得的一些数据如下表所示：
四姑娘山六尔葱新冰期 2630±100BP 刘淑珍
西藏雪当冰进 2980±150BP 李吉钧
贡嘎新冰期 3000BP 刘淑珍
大致与此相应，还包括珠峰绒布德冰水期、川西新路海冰进等许多冰川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新冰期，或称小冰河时代。这一显著特征的变化，无疑将对周边地区古气候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当时对其周边地区影响的主要体现之一，是干旱特别突出。在此情况下的土壤化学和水化学的代表性成分是碳酸钙，无论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碳酸钙含量均相对增多，据此可以作出若干重要的古地理环境分析。
图（3）古蜀文化玉人头
笔者注意到，在当时的洪枯水位变幅带和地下水溢出带内，洪水和地下水浸漫的边坡，在枯水时期强烈蒸发，可以析出大量碳酸钙，留存在砂砾层的空隙中，结晶生成方解石，将原来松散的砂砾层次生胶结成坚硬的砾岩和砂岩，而其上下无大量碳酸钙沉淀处，仍为松散砂砾层。此即前人所称的江北砾岩，笔者称为江北期次生胶结砂砾岩，以为其时代可与世界性的亚北方期相对比(2)。毫无疑问，成层遗留的此种次生胶结砂砾岩的位置，即可代表当时某一阶段持续较长的河流常水位。
据此方法，在四川盆地内分别测量出当时的长江(泸州神臂嘴)、沱江(泸县杨公马塔)的常水位，较现代的最枯水位低约2米。长江的二级支流涪江，在三台县公路桥基处，更低至7·16米，全河在枯水期几近若干孤立水潭，仅有涓涓细流相连。更小的若干3－5级支流，当时已在枯水期断流，其干旱程度可见一斑。在北碚等地测得其时的年龄，分别为距今3300±1100和4500±80年，也和三星堆主体文化阶段处于同一时间范围内。
其实，许多古代神话也透露了这样的古气候环境信息。神话是对当时不可解释的重大自然现象的朴素反映，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科学信息。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尧舜禹汤时期的干旱、大风、洪水灾害，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灾变气候期的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祷桑林”的故事，所表现出的持续几年干旱，突然性的暴雨，正是亚北方期灾变气候的生动描述。同时也表明了作为部落联盟头领和巫师的汤，具有一定的气象性知识，善于把握时机求雨的智慧和机警。
图（4）古蜀文化玉琮
试问，在这样的气候环境里，岂有“蜀犬吠日”和当代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心情？三星堆青铜太阳轮代表的不是“祈日”，而应是完全相反的“惧日”心理。紧紧包裹在太阳轮外面的青铜圈，应视为一种“限制”和“禁锢”的表现。后羿射日的故事岂不正好是这种心理的最好诠释么?
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先民生存在这个时期内，许多问题都不能脱离上述基本背景来考虑。将今况古，以现代气候条件推测古气候环境的观点，似不符实际情况，值得推敲质疑.。
在这一古气候环境分期的背景条件下，古蜀族何以从岷江上游迁移，逐渐搬迁进入成都平原，就不难解释了。岷江上游的古蜀族营盘山遗址距今约四、五千年，至3000余年前文明突然中断，举族不知迁往何处。以上述古气候环境变异情况比较，迁移原因即十分清楚，显然是3000余年前的亚北方期内，附近的贡嘎山等地冰川活动，形成小冰河期，古气候急剧变化，对脆弱的原始农业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使其无法再在当地继续生活，自然就如《华阳国志》所叙述，开始逐渐向山外的成都平原迁移了。
广汉期阶地与古蜀遗址
原始先民遗址选择条件因地而异，包括三星堆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自必有其特定因素不可忽视。
图（5）古蜀文化玉神坛
原始聚落选址最基本条件是取水和交通。成都平原交通便利自不待言，取水亦十分方便。尽管在前述气候环境中，他处水量或有不足，但是成都平原位处青藏高原前缘地带，众多河流出山处，有冰川融化水源源不断供给，尚不致十分匮乏。再考虑到从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西部广大地域的资料所证实，全新世各个冷期发轫之初，与此前的暖期相对应的湿期往往还可延续数百年左右，以后才逐渐为与冷期相对应的新的干旱阶段所取代。所以此时此处的干旱情况，尚不如四川盆地内某些地方严重。甚至在部分时段内，还可残留一定程度的湿期景象，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如此，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三星堆原始先民，仍然首先以取水条件作为构筑聚落的首要条件，将其兴建在水量较丰富的鸭子河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佳选择。
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另一方面的因素。成都平原是典型的山前复合冲积扇平原，冲积扇上的河流本身即有易于摆动迁移的特点。灾变气候期内，河流水文动态变化不稳，更易加强这一过程，予临水而居的原始先民造成困难。如何选择方便取水又不受洪水影响的位置构筑城址，应是选择建筑遗址的一个重要问题。
图（6）古蜀文化玉神坛
结合成都平原地貌结构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选择广汉期二级阶地最为相宜。
广汉期二级阶地，系笔者于1959年所划分。其地层为一套灰黄色粉砂质亚粘土及下伏砂砾石层组成。笔者将其上部命名为广汉粘土，下部称为广汉砾石层，合称广汉层。内含纳玛象(Palaeoloxodon namadicus)、亚洲象(Elephas SP·)等哺乳动物化石。据四川盆地内与其相当层位的测年，距今约47·84±4·31×10³至69·40±4·20×10³年，属更新世晚期堆积物。其所构成的阶地称为广汉期阶地，高出全新世生成的一级阶地常不足10米，按照级序划分，属于二级阶地(2)。
从土质分析，广汉粘土作为建筑地基条件较好。从形态观察，其阶面常较平整，利于开垦居住。又高于一级阶地和河床，既方便取水又不易遭受洪水侵害，实为成都平原选择建筑原始遗址的最佳位置。笔者更就广汉粘土和广汉期二级阶地在成都平原的分布状况，语及故友童恩正，期望在成都东郊、西郊和南郊火车南站附近，以及邛崃、新津接境地带有所发见，如今其中一些地点果有所获。考察包括三星堆、新津龙马、成都金沙以及温江、郫县等地古蜀遗址，几乎无一不与此相合。广汉期二级阶地与原始遗址的关系，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继续关注。
至于三星堆及其他古城，包括金沙遗址在内，无一例外均有后期古河床穿破城堤，致使城内文明突然中断，不得不另迁新址筑城的问题，亦应与冲积扇上河流在突变气候期内，更易迁徙改道有关，笔者已在另文言及，此处不再赘述。
蚕丛纵目原因分析
关于纵目人的头像青铜面具，乃古蜀族先祖蚕丛的形象，似已无异议。但对其特异的纵目生成原因，似尚有进一步多方面探讨的必要。
图（7）古蜀文化玉神坛
探讨这一问题，必须注意三个先决性条件。
其一，个性和共性的正确区别。
《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明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接着叙述三个次王，无一提到纵目现象。
试以普通逻辑分析，倘若古蜀作为一个种族是纵目，有无必要专门提及其中一个有这个特异特征？犹如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有无必要专门提到一位祖先是黑头发、黑眼睛？古时书写材料来之不易，行文言简意赅，决不会如此故意画蛇添足。此外，文中明确指出“其目纵”，“其”乃“他的”意思。据此可以判定蚕丛纵目应该是个体现象，和种族群体无涉。至多也仅是蚕丛居住岷江上游时期，当时当地的小群体现象。到了柏灌移居他处，鱼凫田于湔山时代，整个种族群体内就不再存在这一现象，书上也不再提及了.。
由此可见，对纵目的研究不可扩大于整个种族，似应仅局限于探讨蚕丛在当时当地，何以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
有人认为，蚕丛纵目是古人想象中的神化的人，青铜纵目面具则是想象中的地府门神。屈原《招魂》篇中有云：“虎豹九关·····豺狼纵目”，说的是天上有九道关卡，都由长着竖立的眼睛的豺狼把守。这个纵目面具就是这样的把关“门神”，不是古代蜀人的真实形象。可是《华阳国志》表述清楚，明确指出这是蜀侯蚕丛，“其”目纵，不能只凭想象任意推断。
图（8）古蜀文化玉椅
其二，应正确区别头像和面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差别。
注意观察青铜头像和面具，纵目程度有很大区别。在青铜面具中，也还有纵目程度和一般头像相同者。极其突出似筒者，也仅是个别现象。其实，头像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如实刻造的，面具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突出某一特征着重夸张。二者性质有极大的差别，不可以此代彼混为一谈。
其三，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青铜头像仅是蚕丛形象的一个部分，探讨其特异外形产生的由来，必须对其整个身体特征全面观察、分析、研究。青铜大立人像，乃是最适宜的研究标本。
掌握了这三个前提条件，讨论就方便了。
纵观青铜大立人像，眼球突出，脖子肿大，身材消瘦，予人印象最深。这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三大体征，乃是最普通的生理医学常识。笔者以为蚕丛患有严重的甲亢，不必故做其他深奥推敲解释。
蚕丛居于岷山上游汶山郡。试读《华阳国志》，明白记述这里“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后汉书》又描述曰“地有咸土，煮以为盐。”卤者，不生谷物的咸卤地也。一语就道破了当地的地球化学性质。
岷江上游沿江出露地层主要是一套古生代至中生代的浅变质岩，以千枚岩为最常见。亦有一些更加古老的元古界变质岩类，以片岩和板岩为主，各层均明显缺碘。当地所谓的“土”是笔者曾命名的上更新统松潘黄土，前人又称阿坝黄土，也是缺碘土类。以这样的“碱石”和“咸土”煎煮出来的盐，必定也严重缺碘。长期食用此种劣质盐类，造致甲亢乃是一种必然结果。
图（9）古蜀文化玉象
值得注意的是，本区山中时至今日具有所谓“猴儿包”的大脖子患者尚比比皆是。据有关防疫部门的资料，今天岷江上游一带还是甲亢高发区之一，而在三星堆、金沙等遗址所在的广汉、成都一带的平原地区，却是甲亢低发区。据此与《华阳国志》对照，何以仅述蚕丛纵目，其后迁移异地的“次王”们不再述及，此中玄机就非常清楚了。
蚕丛居住石室问题
《华阳国志》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或以为石室作洞穴解，笔者不敢苟同。
道理非常简单，当地石灰岩均已浅变质结晶化，有的进一步变质成为大理岩，或系砾状灰岩，难以溶蚀发展，何来天然洞穴？所谓石室，作敞露式岩腔理解，尚可考虑接受，断无如其他石灰岩地区穴居之理。
更加可能是利用当地常见的震旦系陡山沱组板岩，或更早的黄水河群绢云母石英片岩、石墨片岩、阳起石片岩等，搭砌简易房屋居住。由于上述板岩、片岩经风化后，均十分容易自然剥落，常被采为建筑材料。今日在该区所见，以板岩或片岩为主，砌石为墙的“石室”还十分普遍，古人必定也使用同样方法无疑。
《华阳国志》现代注文又云：“近几十年来，在茂汶、理县境内发现不少石棺墓，用大石板构成····当地羌族传说为戈基人之墓。”从其描写和实地考察所见，所谓“大石板”，即成层剥落的板岩。戈基人可以用做石棺，何以不能用来建筑“石室”？
龙门山意识
古蜀族来源于龙门山脉的岷山中，具有明显的龙门山意识和情结。除蜀人尚西外，神坛结构最具说服力。
图（10）古蜀文化玉神兽及鸟
神坛上层天界，高耸在四山相连的山形座上，清晰反映了山崇拜的观念。早在其先祖生活在山中时期，应已形成神灵居于山顶之上的虚缈空中的观念。四山相连的山形座象征连绵不绝的龙门山脉，山上云纹和峰顶的圆日图形，均形容其山势高耸，是以岷山主峰为代表的高山真实写照。
中层人间四人，站立在象征地平的圆座上。值得注意的是，地平圆座置放在下层地府的两只怪兽身上，予人以极不稳固的感觉。这个结构和古印度臆想的大地为三只大象驮起，象脚又踏在海中巨鲸身上相似，都是原始先民对地壳感觉不稳定，时常发生动荡有关。古蜀先民生活地区是龙门山大断裂地带所在处，有名的强烈地震带。经常地震给予他们印象很深，无法对地震原因作出解释，才想象出这种地壳结构。
如上所述，综观神坛，既是古蜀先民对天地三界的想象，也是积有世代经验，从而作出的一个独特的“龙门山地质地貌模型”。想象建筑在认识上，认识积累在经验上。非有对龙门山长期的观察体验，无法作出这样的三界神坛。
古蜀先民的龙门山意识，还和其若干器物的物质来源有关。
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大量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物质来源于何处？向为研究者所关心。或有意见认为三星堆铜料来自云南东川，有舍近求远，不识龙门山地质情况之嫌。《华阳国志》记述岷山说得很清楚，“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 制作三星堆诸多器物的玉、金、铜均在其列。
图（11）古蜀文化玉器镂空件
所谓的“玉”，在广泛分布的龙门山变质岩系中不难觅得。或以为可能来自昆仑山，似有不明附近矿产分布，舍近求远之嫌。龙门山是有名的产金区，除山金产地外，山中河流几乎无不生产砂金，至今仍在继续大量开采。铜矿亦有分布，距离三星堆遗址最近的是彭州大宝铜矿.。
从《华阳国志》，“鱼凫王田于湔山”分析，古蜀族迁移路线无疑是从今天的岷江上游茂汶一带出发，翻越过龙门山，沿湔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笔者曾在该区进行多次地质调查，了解大宝附近正有沿湔江支流小道与山后相通，今日开采的铜矿恰在这条路线上。地面散布许多风化矿石，几乎俯拾皆是。铜矿石风化成为孔雀石，颜色异常鲜艳，古蜀族先民经过此处，不可能不会发现。砂金和产于变质岩中的玉石，也在其活动范围内，定必同样十分熟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时部族迁移不是一次性穿越岷山完成，应是以若干世代为时间单位，逐渐向山外搬迁。在这种情况下，对沿途物产当更加了解，积累丰富经验，为以后采取奠定巩固的认识性基础。不可能、也不必要从遥远的云南东川采集铜矿石。或曰，云南东川铜矿矿石经化学分析，成分与三星堆青铜器成分相合。可是并无人对大宝铜矿矿石进行同样的分析，何以认为这里不是真正的采集地点？再者，一个矿体内外各层化学成分常有明显差别，何以知道其他地点当时露出地表的铜矿石，没有和三星堆青铜器相同的化学成分？由此也得到新的启发，沿其当时迁移路线，尝试对山中湔江沿岸的大宝、小鱼洞、通济、草坝、关口等地一线，适于居住和开展渔猎耕作的若干地点进行调查，是否有可能获得古蜀文化遗存的更多材料。建议有关部门不妨一试，必定会有所收获。
图（12）古蜀文化玉人头
至于大量陶器用土，应是三星堆遗址当地，以量丰质优的广汉粘土为原料。经验性和地方性的产地，构成了三星堆器物物质的主要来源。
其他杂论
一,动植物种鉴定
三星堆文物中，包含丰富的动植物造型，现实感十分强烈，绝非随心臆造，需要从有关专业角度逐一鉴定清楚。
对照鸟谱观察，一只造型最佳的铜鸟应是戴胜。其显著的羽冠和尖长的嘴喙，清晰表明了鉴定特征。
作为鱼凫象征的鱼鹰，似可分出两种。一些鸟头勺把的造型，嘴壳长，喙尖，仅有些微弯曲，和鸬鹚图谱相近。另一青铜大鸟头，大眼短嘴，喙尖弯曲明显似钩，则是另一泛称鱼鹰的鹗，二者应予严格区别。
图（13）古蜀文化玉神坛
攀缘在柱形器上的羊龙，明显是古时龙门山中常见的岩羊。其向后方两侧分开的粗大的角，可以作为鉴定根据。古蜀先民见其跳跃在山崖间，上下行动如飞，才有成龙的想象。由此也可以清楚知道，古人以为“龙”者，各地对象不一，不能以一推论及其他，普遍都是一种动物的象征物。
关于青铜神树的性质，或有以为是扶桑，以枝头有九个象征太阳的金乌为证。需要探讨的是，古人向来均以自身居住的地方作为中央，岂会刻意附会中原意识，以本身居住处作为东为西？再者，树上有龙从上而降，也似乎反映了天地沟通的观念，将其视为建木和扶桑的混合体，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二，青铜大立人手持物的推定
青铜大立人双手不合比例夸大，拳孔未上下对齐，早为研究者注意。或以为持琮，手捧象牙，各说不一。
解破此谜，似应由其异形手掌作为突破口。手形如此巨大，可否作为使用大力气求解？
持琮和象牙，都不必用大力气。从其拳孔大小和形状推测，似是一个断面为圆形的弯曲物体，非用较大力气方可紧紧握住。
笔者据此猜测，应是一条巨蟒，否则不必用这样大的力量。龙从水，擒龙祭天，应是为了求雨。结合当时亚北方期灾变气候，常有持续性干旱的特点，有如汤祷桑林情景，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戴冠纵目面具的猜测
形象夸张的青铜纵目面具额部中央，往往有一方型接口，显然是用以结合其他配件者。完整的戴冠纵目面具，展现出它的全貌。额部高高突起者究竟何物，研究者或以为是夔龙的象征。夔龙即犀，额部突出物为犀角。但是仔细观察其形象，透过天灵冉冉翻卷上升似云似雾似烟，无论从何角度也难以设想为锋锐的犀角，必须另觅解释。
图（14）古蜀文化玉尊
联系到以幻想和夸张为特点，富于浪漫色彩的青铜面具，利用纵目联想夸张为“千里眼”，又继续发挥设想出“顺风耳”，十分巧妙地将身为群巫之长的部落首领的超人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装饰在同一面具上的额部云雾状物，自必也应符合同样的浪漫手法，十分形象化地表现其具有某种才能，不能设想为实实在在的犀角。
巫师头戴青铜面具，目的用以祈神。出自额部中央的云雾状物翻腾上升，可否理解其为灵魂出窍，上天通神？古时认为灵魂可与肉体分离，意念可以神游六合，巫师具有这种奇异法力，这种推测不是不可能的。倘若属实，这种将意念性的虚无观念形象化，不能不认为是其雕塑艺术的一大成就。
三星堆青铜雕塑的这种形象化表现虚缈思维的手法十分独特奇异，在其他铜雕上也有反映。例如鸟脚人像，脚踏在铜鸟头上，以及人首鸟身像等，都借助奇异的形象构思，表达出“我想飞”的朴素意愿。前者与著名的“马踏飞燕”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形似古埃及的鸟首人身像，又远远超过之。因为鸟首人身像是对鸟的崇拜，将其幻化为人。三星堆人首鸟身像又是以人为主体，寄托飞的愿望，二者境界高下自然区分明白。
四，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境界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铜戈等金属武器，远少于同样形制的玉石制品，令人感到困惑。唯一的解释是当时无有强大外敌和战争，方可生成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特异现象。
便，当时并未攻到蜀之腹地。一片甲骨文字记载：“王缶于蜀”。郭沫若考证，缶在今陕西南部。似乎只是一次边境冲突，对安居秦岭、大巴山屏障后面的古蜀国无有任何影响。
图（15）古蜀文化玉器镂空件
源于资阳人的四川盆地土著，早已被蜀族征服，川东之巴也无任何威胁蜀地的的迹象。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先民，经历了长达千余年的和平环境，自然废弃兵戈，专心经济活动，终于绽放出灿烂的青铜文化奇葩。和平和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于此可以得到深刻启发。
古希腊学者马赛里奴斯，论述东方丝国赛里斯情形，言其“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保障。赛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有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弯折甚多。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不仅详细描述了赛里斯国的自然环境，也特别指出“不持兵器，永无战争”。笔者另文论证CHINA即赛里斯，即“丝国”之意，就是古代南方丝路的起点，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甲骨文之“蜀”，乃纵目加吐丝之蚕，应是古印度和西土各国认定的最早的CHINA(6)。与赛里奴斯对其描述，也可作为古蜀国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无需制作武器的旁证.
由此进一步延伸,也可以了解当时古蜀国面临的主要是向大自然的抗争，防洪胜于防寇，遗址城墙主要是防洪功能的改变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