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 ｜ 新视角观察翻译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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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术维度
研究翻译学术，涉及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等多个领域，但通常重点多在于探究翻译理论。迄今国外有关翻译的理论，诸如元翻译理论、符号学、解构主义等，可谓名目繁多，新论迭出。其中较受我国译界关注的，主要有尤金·奈达的换码功能和能动对等，纽马克的源文本功能分类，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关注。本文无意赘述这些外国深奥的洋理论，只着重简要回顾我国一些著名翻译家兼作家的翻译主张。
除了早期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之外，在现代翻译家中，一直存在“直译”与“意译”之争。鲁迅是主张直译的。林语堂把忠实、通顺和美视为翻译的三个标谁。傅雷则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锺书又把“神似”更推进了一步，提出翻译“化境说”，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他还借用17世纪一位英国人赞美造诣高的翻译，比喻为“投胎换骨”了。卞之琳主张“信、似、译”，要求刻意求似，以似致信。巴金提倡直译与意译相统一，认为“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真正的忠实，应该是对原作的每一整句的忠实，而不是对原文每一个单字的忠实”。老舍也强调，翻译“既须善于运用自己语言的简练特质，也须尊重外文的细腻明确”。郑振铎强调译文与原著的风格与态度要“同化”，达到“贵于得其中道，忠实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至今还健在的翻译家罗新璋，也提出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样四个翻译新概念。
上述种种主张，虽其见解与表达存在差异，但基本上还是以不同文字转换的传统视角，对翻译归化或异化这项老命题的不同诠释。因为翻译标准始终缺乏定论，所以各人的见解，皆属翻译学术的百家争鸣，都应受到尊重，让实践和时间来比较和取舍。笔者想建言和强调的是，研究翻译学，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语言文化”这个视角，来探讨当今翻译学术的发展。翻译与建筑、图画、音乐、装饰等不同，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化”的外延及内涵都不断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会对作为文化交流的翻译产生影响。语言本身没有政治性，但受客观环境影响，有时语言也难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语言的组合、声调、节奏、频率、语气、省略、反问、双关语乃至委婉词的运用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意识形态的痕迹。这就要求在翻译中，既要遵循翻译学术的科学规则，也要关注“语言文化”对翻译的隐性关联。通俗一点说，翻译还必须注意导向，以及法律、宗教、习俗、舆情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视角的观察，也许不全属于翻译学术范畴，但却是审视当今翻译学术维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翻译美学维度
译界人士都知道，翻译美学包含音韵美、形式美、意境美。尽管各人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差别，但这“三美原则”，确是观察翻译美学的重要维度。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翻译中现在要强调，把翻译美学与读者接受美学更紧密地关联起来。译者处理译文，不能仅凭自己的审美理解和喜好，而是要把原作者风格、译者审美观、特别是读者对美学情趣的接受结合起来。在现实中，就有不少这三者结合较好的译例。
例一，《堂吉诃德》中有句西班牙成语，原意本指“不畏危险和艰难的人”。张广森译本译为“有股男子气概”，董燕生译为“有股丈夫气”，而杨绛译本却刻意译为“胸上长毛”，随后屠孟超、孙家孟二位也采用杨绛的译法。对此，有人批评杨绛这种译法，是“望文生义的败笔”。面对如此争议，我向杨绛先生求证过，她回答我：这句话是桑丘形容堂吉诃德意中女人时所讲。因为这个女人比男人更有力，光说勇敢还不够，而且桑丘说此话是带有揶揄的语气。西语专家陈众议也认为杨绛：“生动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谓一个妙笔。”从读者的接受程度来看，杨绛译本在本书多种译本中，销量最多，影响最大，还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勋章。
作者李景端（右）与杨绛合影
例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自由与爱情》，最早的中译者是周作人和茅盾。从译文看，最紧扣原文的，是第八位译者兴万生，而流传最广、又脍炙人口的，是第三位译者殷夫。试比较两位的译法：兴万生译：“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而1929年殷夫译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无论译界、学界还是读者，几乎无不赞颂殷夫的妙译。
例三，《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原文是诗体。但朱生豪考虑到便于读者阅读，把它改译成散文体。而且还主动到剧场观摩话剧演员对白的音韵和节奏，尽量使自己的译文，能更好地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他这种为读者着想的做法，自然也获得市场良好的回报。尽管《莎士比亚戏剧集》同时有梁实秋和方平的诗体译本，但读者和戏剧界最青睐的还是朱生豪的译本。
例四，翻译美学中注重接受美学的事例，在歌词、书名、片名的翻译中，那更是广泛和多见。例如，名曲《欢乐颂》中第一句的歌词，若是按字面直译，应该是“欢乐吧，美丽的女神，来自埃利修姆圣山的仙女”，但被译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之后，不仅意思贴切，而且优雅上口。原书名《吕蓓卡》被译为《蝴蝶梦》；《麦迪逊的桥》被译为《廊桥遗梦》；《风已过去》被译为书名《飘》和影片名《乱世佳人》等等。
上述译例，单从文字对应来讲，可能有所欠缺，但毕竟是不同译者兼顾翻译美学和接受美学的自我再创作。这种重视后者更多面向受众的尝试，难免有点“走样”以致见仁见智，不过它能被读者和市场所接受和欢迎，那就应该予以尊重，让不同的翻译观各行其道，让读者和市场去选择。
翻译传播维度
翻译是一种社会性劳动，它的成果是供他人使用，而这种成果，又必须通过传播过程，并被受众所接爱，翻译的价值才得以实现。所以传播，是翻译整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翻译学术与翻译传播，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在学术领域，翻译成果是作品，是思维的再创作，无论是“信、达、雅”，还是“神化”“化境”各种主张，其基本规则就是讲究语言科学，追求忠实、达意、美感和严谨。但到了传播领域，翻译成果就兼具有商品的属性，要遵循流通市场的规则和要求。这时，翻译作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首要的追求是多销快卖，争取最大的回报，至于“信、达、雅”和严谨这些学术要求，自然变得次要了。正因为如此，重视从翻译传播维度，来观察当今翻译领域的状况，就显得十分必要。
随着市场经济和传播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几年翻译市场上出现了多种“时尚”的翻译模式：
一是快餐翻译。在信息化时代，有些人对翻译，只要求信息的快捷传达，而不拘泥于文字的严谨对应，现在各地翻译公司中，就有不少是快餐翻译的客户。
二是网络众包。翻译过去通常是个体独立的思维劳动，一本书独自翻译，往往要一年或几年完成。现在依靠网络，实行众人碎片式的流水作业，网上称作众包翻译。一部作品，网上征集译者，经过挑选，各人分工翻译，最后统一梳理定稿，如30万字的《乔布斯传》，从翻译到上市，只用了35天。因为市场凭快取胜，早上市就抢占商机，促使有些引进版畅销书，采取作者边写、译者边译，快到中英文本同时上市。
三是连译带改。这多在“中译外”中出现。如莫言作品的英译本译者，是著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夫妇。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理解莫言作品，葛浩文在翻译中，往往要改动莫言原著的某些文字。因为这种改动，是得到莫言同意的，所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对翻译能否连译带改，却存在着争议。
除此以外，人工智能翻译的兴起，也对传统翻译带来新的挑战。装有某品牌翻译软件的手机，现在拥用43种不同语言的即时翻译功能，一般的对外社交和非专业的文字，人工翻译难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当然，带有情感的文学翻译，还不是机器翻译能够取代的。
对于翻译传播领域出现的上述现象，现在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译界不少人对当今那些“时尚”翻译模式表示质疑，而有些出版人从商业角度出发，又觉得翻译应适应市场需求，不宜固守传统翻译模式不变。对此争议，笔者想表达几点愚见，以供共同探讨。
第一、观察翻译要善于运用不同的维度。不同维度呈现的现象，要以各自不同的规则去审视和判断。如不宜单纯用翻译学术领域的要求，来判断翻译传播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反之亦然。诸如快餐翻译、众包翻译以及得到授权的连译带改等，因市场有需求，法律未禁止，只要不是抄袭侵权，就应采取包容态度，允许存在，并加强监管，加以引导。
第二、传统翻译要重视自身升级。翻译理念要转変。外语已不像过去那么神秘，懂外语尤其是懂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外语这个饭碗，不是少数精英就能垄断。只会听说写已经不够了。新时代懂外语，只是掌握了一种“工具”，便于去探索和研究跨文化时代的文明创新。因为低端的翻译，可能被快餐翻译或人工智能替代了，轮到需要人工翻译时，大多是高端、复杂、精确度或艺术性要求很高的精品。这就需要翻译家，发挥主观更周到的判断性和更灵活的能动性，着力在坚持翻译原则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研究怎样运用数字新技术为我所用等等。精英要升级，草根要引导，两者各行其道，满足不同需求。
在包容、升级的同时，还必须牢记坚守。强调坚守，就是不能放弃翻译事业的职业底线。翻译学是门科学，是为促进世界交往和国际文化交流服务的。既然选择了翻译事业，就必须坚定地做个中外文化的架桥人和传播世界文明的使者。要坚守翻译学的宗旨和信念，恪守翻译职业道德，牢记译者姓“文”，不姓“钱”。升级不纯是致富的手段，而是适应新时代，丰富自己的知识，让自己的智慧更加放飞，尽力为巴别塔通天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