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米芾行书中掺杂草书？
米芾行书作品中草书元素出现的几率则相对频繁，少至一二字常用语，多至一行及多个局部，即便是碑版也间或用一二草体。
早期《方圆庵记》中的“然”颇有草书意味，中期《天衣怀禅师碑》中“若”“如”，后期《无为章吉老墓表帖》中“若”等作草体。墨迹中显赫名作如《苕溪诗卷》“游”字作草体，其他简札行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用草体。因此有必要对其行书作品中的草书元素呈现的方式与类型做一归类，并对其草书元素的渊源做粗略地勾勒，以启发于后来创作。
正文及落款大体为行书，正文中间有一二草体。
《拜中岳命作》，第五行“客”、第十四行中有二字作草体。《秋山诗》其中第三行“故人好”三字为草体，其他为标准的行书体势。
《竹前槐后诗帖》，第一行“剧”、第三行“道”、第四行“寄”为草体。
《与魏泰唱和诗》，第四行“萧”、第二十三行“并”、第二十四行“豪”为草体。这些行书中的草体都是零星地散落于篇章之中。
此类之中相对常见的是签署作草体。诸如《留简帖》第九行“客草草，芾顿首”。《适意帖》十二行，除第四行“可”之外，也仅是落款处“顿首”二字作草体。同样，《清和帖》除第三行“如”字之外，也只有签署处“顿首”二字作草。
所谓多个局部，是指两个以上，各有成组出现的草体。此类比较典型的作品有《盛制帖》，五行，第二行“为相识”“遂未得”，第三行“所愿”，第四行“一两日面纳，黻顿首”，第五行“天启亲”等为草体。
《乱道帖》第一行“十七处可”四字为草体，前三字且相连属，第四行“想已盛矣”四字、第五行“计已到官，黻顿首”七字，均为草体。
《箧中帖》十行，第一行“如何”、第二行“乃长安”、第三行“道祖”、第九行“一言芾顿首再拜”均为草书。
整行作草书其中一种类型是落款语，如《郡官帖》落款“草草黻顿首”。数行均作草体的也不乏其例。《雨寒帖》五行，后两行为草书。
《吴江舟中诗》长卷共四十四行，其中“满怨亦散”“战”“渺无涯”“万事”四行为草书。
《伯充帖》六行，其间第四整行“区区思仰不尽言同官”及第五行整行“行奉数字草草芾顿首”为草体。
《葛德忱帖》二十行，其间第十五至第十九行几乎全为草体。
《临沂使君帖》四行，后两行为大草。
从米芾行书作品中的草书字例来看，第一类中的草体多半是一些常用语，如“顿首”“惶恐”“再拜”，以及作者的签名。还有一般的常用字，如“如何”“何如”“不具”“若”“奉”“为”“耳”等，这些是米芾的习惯用法(每个书家都可能有一些自己擅长的用字方法)。第二类与第三类则多与书写时的兴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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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米芾此类作品中的草法，有些带有行书的笔意，这种先例并非米芾首创，王羲之的行书作品中的草法与其纯正的草书也有一定的差异，《频有哀祸帖》中的“省”与《远宦帖》中的“省”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用笔多处呈方形，后者更加圆转。可见王羲之是根据不同的行书、草书作品的整体效果而做相应调整的。这种例子在米芾的此类作品中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米芾草书作品相对单一，而行书作品中出现的草书无论从风格类型还是艺术效果来看，则要丰富得多。
这里也引起一个问题，同一个书家，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原因之一应该是米芾对于草书并没有如同行书那样用功，这一点从其草书作品中时时显露出草法不熟可以看出。
米芾不多作纯草书，或恐是扬长避短的无奈。草法不够纯熟，在行书类作品中就可以选择性地运用，遇到熟练的便易好，这也是其行书作品中草书元素反而比纯草书发挥出色的主要原因。
另外，米芾风墙阵马、快剑研阵式的用笔特点与温厚圆转的草书有天然的矛盾，这在他的纯草书作品中时时显露出来，而他显然不愿放弃自己的这一特点去迁就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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