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虫谷》中的“巫蛊”真的存在吗？|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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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谦逊好学盛老师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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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鬼吹灯系列《云南虫谷》的热播，将恐怖又神秘的巫蛊之术刻画的淋漓尽致。
“铁三角”三人就在古滇国献王墓中遇到了可怕至极的痋俑，这个痋俑乃是一种极其恶毒的蛊术，通过将蛊虫灌入活人体内制成人俑，一旦有人触发，痋俑中的蛊虫卵就会迅速成长为吸人血的水彘蜂。
◎ 痋俑
看了这部剧后，很多观众会很好奇巫蛊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有剧中的那么神秘可怕。
其实对大众来说，巫蛊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一方面其作为西南、苗疆地区的“保留节目”，在各种游戏电影文学作品中广泛出现，就像《仙剑奇侠传》中的阿奴、《笑傲江湖》中的蓝凤凰，甚至形成了苗族女性个个都是放蛊高手的刻板影响。
另一方面，巫蛊文化一直游离于主流汉族文化圈之外，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既令人望而生畏又使人好奇，什么是蛊？怎么放蛊？为什么放蛊的都是女性？
本文会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为大家揭开蛊的神秘面纱。
◎ 什么是蛊，蛊婆？
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常见于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在当时放蛊毒人之术颇为盛行，蛊的甲骨文象形就是指“置百虫于器皿之中”。
◎ 甲骨文中的“蛊”字
先秦时期对蛊就有很多的记载，如《左传》所谓“皿虫为蛊，疾如蛊”。到了后世，对于蛊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譬如《本草纲目》中就引用唐人陈藏器所言：“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陈国钧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对贵州苗夷社会进行考察后，在《苗族的放蛊》一文中详细写道：“每年端午节的正午，苗人中相传时五毒百虫现身之时，苗妇到高山上去捕捉各种五毒百虫，放在一个小坛内置于暗处，经年不揭坛盖，坛内的虫互相残杀，直到最后只剩一虫，这虫便是蛊。苗妇等到坛中的虫死了，将死虫和那虫所遗的粪，取出研成粉末，将这种细末放入食物中，人若误食，日久不治，便会身死。”
这里还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蛊道巫术的流传地区并不仅限于湘西苗族聚集地，从喜马拉雅地区到两广海南都有遍及，其类似的巫术形式，更是遍及全世界，本文主要以苗族文化中的蛊为着眼点来介绍。
◎ 类似于图片中所示
蛊的类型一般来说都是昆虫，诸如蜈蚣、蜘蛛、金蚕之类，但也存在有毛毛虫蛊、蛇蛊、青蛙蛊、泥鳅蛊，甚至还有不是生物的篾片蛊、石头蛊、针蛊，可谓是诡异莫测。
若要下蛊害人时，最典型的放蛊方法就是将蛊放在饭菜中。
根据李德芳先生在《西南民族放蛊之研究》一文中的田野调查发现：“蛊毒放在饮食中，不但没有怪味，反而使其味增百倍，故不易被人所觉。但有一说是蛊毒必须放在冷茶冷酒中，及蔬菜肉食的第一块上，放在过热的饮食中当会失其效力的。”
至今仍有很多人坚信有蛊的存在，并且会运用祖辈流传下来的方法检测和抵御蛊的侵害，人们为了预防蛊一般都不吃冷的饭菜，假如有人送了鸡鸭鱼肉等食物，都必须加热过后才敢吃，父母也会告诫孩子不要吃路边的野果，因为可能会被人下了蛊。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灵幻片盛极一时，东南亚的降头术也被糅杂进电影中，成为香港电影中一种独特的恐怖元素
而对于一些特殊的蛊，就非常能体现蛊的巫术性质，就拿篾片蛊来说，篾片蛊会被放到路上，一旦有人经过篾片蛊就会悄无声息地附在人腿上，过了一段时间后，篾片蛊会钻进人的膝盖，这时候人的腿就会变得如同鹤腿一般，在三五年内就会被折磨死，其巫术形式和东南亚的降头术非常相似。
蛊的另一大巫术性质就是传女不传男，专门在被称为蛊婆的女性群体中传承，蛊婆在苗语中被称为“pa qid”，意为放蛊的女性，湘西苗族称其为“草鬼婆”。
蛊婆在巫蛊文化圈中被视为影响社群安定的危险分子，是必须被隔离、排斥、孤立的存在。
◎ 蛊婆的动漫形象
因为在巫蛊文化圈的固有观念中，蛊婆是心狠手辣、兴蛊害人的邪恶女性，会因为一己私欲或是矛盾摩擦就对他人下蛊，在各种传说和集体记忆里蛊婆下蛊的动机往往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是为了去除霉运、获取好运或是蓄蛊牟利。在很多苗族传说中蛊婆会在每个月的初一将蛊放出，让蛊外出自行害人，等到十五再将蛊收回，通过这种形式将自己及家人身上的霉运去掉，获取其他人家身上的好运，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民族中也有类似的习俗，通过下蛊毒害人，以此将他人的好运转移到自家。
在清代云南、两广地区一度流传“蛊神”信仰，一些人家可以通过蓄蛊或是供奉蛊神以此促使家业兴盛、获得钱财，在袁枚的《子不语》中就有所提及“云南人家家蓄蛊。蛊能粪金银以获利。”，不过这种信仰下的蛊更类似一种精灵或是野神，甚至“火光如电”在夜晚飞翔。
其二是就是出于怨恨而放蛊。蛊婆往往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对仇人下蛊，甚至仅仅邻里间的一点矛盾和摩擦就对同村人下蛊，在湘西地区，蛊婆给仇人下蛊的传说数不胜数，很典型的范式就是因为田地、用水或是生活上的琐事同蛊婆发生了争吵的人，当天晚上就开始呕吐、头疼、发烧，经过巴岱、仙娘等当地神职人员的认定，就是被蛊婆下了蛊。这也是蛊婆被社群排斥、孤立的根本原因。
其三是传说蛊婆一段时间不放蛊害人就浑身难受，定期必须通过放蛊来释放压力。
◎ 影视剧中蛊婆的形象
虽然一般蛊婆都是对仇人或是陌生人下蛊，但如果长期没办法放蛊，蛊婆甚至会对儿童、亲人下蛊。
《贵州通志》所云“常以杀人，否则反啮其主，故虽至戚，亦必毒之，以泄蛊怒。”在民国期间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记载“蛊妇眼红，如不放蛊，自己要生病，脸变黄色。放蛊中一人，蛊妇可保无病三年。”
为了找出放蛊人，也流传着很多辨别蛊婆的方法。
首先蛊婆的外形就和其他人不同，湘西苗族认为蛊婆“目如朱砂。肚腹臂背均有红绿青黄纹理”，根据容貌分为丑蛊婆和乖蛊婆，但在实际中往往都是老丑贫穷、有身体残疾的老妪被认定为蛊婆。同时蛊婆家一尘不染、没有蛛丝网，每日须置一盆于堂屋，将所放之蛊虫吐出，杀死蛊婆后剖开其腹必有蛊虫在内。
在20世纪三十年代更是发展十五种辨别之法来：织布松紧不均，断线者；外来妇人到家底未逾三日主人害病者；早晚餐妇人来家，过后发觉肚痛者；曾喊妇人，以后肚痛不安者；医疗病人妇人来家探病者；路途相遇，过后头昏呕泻者；品貌不端，为人鄙视嫉恨者；妇人参言，工作有不顺利者；夜梦妇人，送食物者；煮饭不熟有带生性者。工作疲劳，忽生目眩昏倒者，小儿啼哭，时久不止者；吃多肚胀，呕吐不止者。
一旦通过这些方式认定一个人是蛊婆后，社群中的人们就会迅速传播，将被认定的蛊婆孤立。
◎ 蛊的本质
蛊的本质是巫术的一种，高国藩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巫术通史》中就将蛊称为蛊道巫术，与交感巫术、模拟巫术、反抗巫术并列为中国巫术的四种基本形式之一，所以想要理解蛊就要先理解巫术。
对于巫术这个概念，用法国人类学者李维史陀的理论就是：巫术是正常思维在尽力理解它所面对的宇宙，却又无法掌握它时，所产生了病态思维及解释来充实不足的现实。
◎ 分布于欧亚大陆与北美地区的萨满巫师
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源于认知水平，当面对自己无法理解或是无法改变的事物时，或是应对随机偶然性事件时，潜意识就会就将这些好运或是不幸归结于超自然力量，可以作为助力或是需要去躲避的事物，就像古人看到喜鹊之后偶然获得了好运，他就会倾向于认为是喜鹊带来的好运。
同样的，生活在新几内亚海岸附近岛屿的多布人，他们没有不幸的概念，他们把所有的灾祸都归咎于巫术和巫师，他们甚至不敢单独出门，就是害怕一个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可以说巫术是人类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它既能为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也能为无法理解的灾难和不幸提供理由，让人类从心理层面摆脱茫然的恐惧。
基于同样的逻辑，蛊的存在成为可以解释不幸遭遇的一种自然哲学，在落后愚昧、缺医少药的时代，突发疾病导致的折磨和死亡没有合理的解释，在被归咎于可以被理解的蛊之后，就会将一种未知的威胁和恐惧转化为有形的可控的威胁，将意外、疾病、突发死亡带来的未知恐惧消除，就不会再使人使人陷入一蹶不振和消极认命中。
◎ 印度民众焚烧象征新冠病毒的假人
因为可以通过积极的预防蛊以及解蛊来消除这个威胁，通过增强内心的确信来获得一种战胜它们的心理激励。像今年印度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在很多地区都制作了病毒的形象，将对无形的病毒实体化，然后通过焚烧它来试图去战胜疫情，达到一种消除恐惧的效果。
同时，蛊的存在是社群的一种“另类规范”。
根据陈寒非老师的《巫蛊、信仰和秩序的形成——以湘西M乡“中蛊”现象为例》一文中的观点，巫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影响，成为了类似于法律、宗教的社会规范，对当地社群的规则体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整合方面，对蛊婆的隔离、孤立，加强了社群的集体认同，并将社群进行了层次划分，确立了其社会秩序，特别是清水江流域苗侗婚姻中的巫蛊禁忌，清白人家不能和巫蛊人家通婚，维护了其社群的稳定和团结。
其次巫蛊作为超然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私力救济”的作用，陈寒非老师在观摩了当地一场邻居纠纷案件中，当一方威胁对方“我让XX放蛊给你家，让你全家死绝”后，对方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软化，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所以说实体的蛊并不存在，而观念上的蛊始终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 蛊婆的悲剧
地区社群的构建和维护的过程中，巫蛊本质上是一种对异类的排除。
因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中，都会有排除不符合大众价值观、审美、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个体的倾向，其他社群成员将这类个体视为害群之马，并共同将其从正常的社会中排除出去，这一点在社会中仍然很明显的存在，譬如对同性恋群体的排斥。
而在披上巫术的外衣后，其本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就像新几内亚的坦古人用巫师指代一切不参与社交的社会边缘人，乌干达的卢格巴克人将巫术同陌生人、独居者、长着红色眼睛的或斜眼的人联系在一起，危地马拉的基切人甚至认为一切不合群的人都是巫师。
◎ 巫蛊本质是对异类的排斥
所以在巫蛊文化圈内，被认定的蛊婆几乎都是长相丑陋、有残疾、孤僻内向、家世贫穷悲惨的女人，湘西人沈从文就看的很清楚“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
可以说，这些被认为是蛊婆的女人遭受着民族、性别、社会阶层的多重歧视和压迫。
首先苗族等少数民族被主流民族视为是拥有巫蛊能力的野蛮夷狄，这种误解和歧视反而加强了苗族社会的巫蛊观念。其次，女性本就在传统社会中处于被支配、摆布的劣势地位，很容易遭到污蔑和伤害。贫穷、社会地位地就决定了在社群中的地位，边缘化的群体利益是总容易受到侵害，也是最容易被污名化的。
所以在巫蛊文化圈中一旦有人出现中蛊的迹象，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找出谁是蛊婆，那些在各方面处于劣势的女性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是蛊婆。在被当事人家庭内心确信后，不论是私下议论还是当众呵斥怒骂，被排斥的蛊婆身份就如同洗不掉的标签，在狭小的社群中达成共识，然后所有人就会开始排斥、孤立所谓的蛊婆。
更可悲的是，在被他人认定为蛊婆之后，这些女人在辩解、自证清白无效后，最后都会自我接受认同蛊婆这一身份，因为这些原本就是边缘化的贫穷群体，蛊婆的身份不过是让她们更边缘化一点罢了。
◎ 图源于网络
同时他人的恐惧、敬畏也会促使她们感觉到“拥有超自然权力的幻觉”，使她们产生扭曲的心理满足感，从他人的反馈中获取一种存在感。
在民国时期对蛊婆的私刑中，很多蛊婆甚至真的相信自己拥有放蛊的能力，还捏造出许多“罪行”来，欧洲猎巫时期一些即将被处死的巫师说出自己“害人行为”也是同样的心理。
◎ 给女性贴上蛊婆，巫婆的标签，都有同样的逻辑
时至今日，在很多地区仍有蛊婆存在，蒋欢宜、侯有德的《湘西苗族仙娘与蛊婆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就采访了一位蛊婆WYZ，其人52岁，丧偶，育有一子，28岁，在外务工至今未婚。
WYZ在被认定是蛊婆后，就一直住在远离村庄和公路的山坡中，住在老旧的破木屋中，其家庭明显符合扶贫对象的标准，但因为需要全村村民投票决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其长期遭受着不公正待遇。
陈寒非老师也采访了一位蛊婆，同样长期遭受村里其他人的歧视和排斥，丧偶无儿无女十分贫困，只有一个弟弟时常照顾她，是非常悲惨可怜。
◎ 结语
巫蛊文化和蛊婆的悲剧在当代仍有引以为鉴的价值，尤其是互联网氛围日益尖锐的当下。
很多人缺乏包容心和理性讨论的耐心，动辄就是扣帽子然而群起而攻之，甚至开启网络暴力、人肉出道模式，这和将一个无辜的人认定为蛊婆有何区别？
在这种互联网“猎巫”下，个体很难有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他人也不会给这个机会，最终往往都是淹没在浪潮般的声讨和辱骂中，甚至造成社会性死亡。
当然了，热衷于网络“猎巫”的人，当真正的“猎巫”运动来临时，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被“猎巫”的那个人？
毕竟，你我皆凡人，不是活在凡间的天上人，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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