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宁稼雨 | 秘不示人的《聊斋》黄炎熙抄本及其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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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不示人的《聊斋》黄炎熙抄本及其来龙去脉

刘杰  宁稼雨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191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Liu jie  Ning jiayu
Literature institute, Tianji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摘要：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聊斋》黄炎熙抄本是由福建人黄炎熙完成于雍正乾隆年间的选抄本，该抄本是依据郑方坤所藏本抄写而成，先后由浙江谢桐生、成都刘藜仙等收藏，篇目、编次、文字等都有一定特色。
Abstract: Huangyanxi transcript collected by Sichuan University was copied by Huangyanxi in Yongzheng and Qianlong years. It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Zhengfangkun copy. It was preserved by Xietongsheng and Liuxixian. It has characterristics in articles and words.
主题词：《聊斋志异》  黄炎熙抄本  抄写年代  底本
Keywords: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Huangyanxi transcript ; copy time;  master copy
抄本又称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录而成的副本。按照涵括内容是否全面，抄本又分为全本、选本等不同的形式。
《聊斋志异》的众多抄本中，铸雪斋本、康熙抄本、二十卷本等属于全本。黄炎熙抄本则不同，它是以抄主命名的一个选抄本。这个选抄本的抄写、流传过程有哪些值得我们回忆的故事，这个本子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一、秘不示人的黄炎熙抄本
黄炎熙抄本目前藏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这个版本至今没有对外公开，因此，没有影印件和整理本出版。虽然我们没有条件看到这个抄本的原貌，但是可以根据一些学者的介绍了解它的大概情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卫邦先生那里获得了一部黄炎熙抄本的复印件。直到2002年，袁先生才在《福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题为《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的文章。文中袁先生详细介绍了抄本的题款印记、卷数、文字、编次等方面的情况。
在袁世硕先生之前，三十年代的林名均先生也曾经介绍过黄炎熙抄本，林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1935年林名均先生在《人间世》第22期发表名为《成都刘氏所藏写本聊斋志异记》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抄本几度易手，辗转收藏的情况，同时他还介绍了抄本和通行本在卷数、篇目、文字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根据以上两位学者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黄炎熙抄本的一些大致情况。
本书是早期传抄本之一。扉页左面题：淄川蒲留仙先生著，中间有篆书大字款：聊斋志异。右下题：榕城黄氏选尤。原书共12 卷，现存卷一、卷三至十一共10卷，卷二、卷十二已经亡佚，每卷目录下署：“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九个字。抄本现存263篇，其中《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是其他各个版本都没有的。
袁世硕先生是通过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见到了这个抄本的原貌，其实，这个抄本最初并不是由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那么，这个稀有版本为什么会由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呢？这个原本抄写于福建的本子，又是怎么流传到千里之外的成都呢？
二、黄炎熙抄本《聊斋》及其底本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抄本《聊斋》，每卷目录下有“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字样，扉页注明“榕城黄氏选尤”，由此可知，这个抄本是由福建人黄炎熙选抄的。关于黄炎熙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很少，只能在《闽侯县志》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闽侯县志》卷四十四《选举志》中清贡生岁贡的名单中有黄炎熙的名字，注明是侯官人。排在黄炎熙后面的是一个叫蔡容的人，说明蔡容和黄炎熙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时获得过功名。明清时期，州、府、县等地方政府每隔两三年选拨一批优秀的学生推荐到国家最高学府太子监，这批学生称贡生，黄炎熙就是乾隆年间的贡生，后来大概没有取得什么更高功名，因此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载。
《闽侯县志·文苑传》中有一段关于蔡容的记载，对于了解黄炎熙抄本十分有帮助，文字如下：
蔡容字惟英，号于麓，成童读其家藏书，益从其邻陈县令家借读郑方坤所寄书，数万卷。
蔡容从小喜欢读书，把自己家里的书读完之后，又从邻居陈县令家借阅书籍，陈县令家的书籍，部分来自于郑方坤藏书。这个郑方坤正又名郑荔芗，福建人，长期在山东为官，拥有《聊斋》手抄本一部。抄本的获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福建离山东路途遥远，郑方坤所收藏的《聊斋》抄本很可能是当时福建唯一的一部抄本。赵起杲曾经从他的后人手中借到这部手抄本，以此作为刻印青柯亭本的底本。黄炎熙和蔡容是同乡，又是同一年的贡生，既然蔡容能从郑方坤手中获得《聊斋》抄本，黄炎熙也应该有机会阅读这部抄本，由于原稿卷帙繁多，抄写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黄炎熙只是选抄了其中的部分篇目。至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断，黄炎熙抄本和青柯亭本所依据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底本，那就是郑方坤在山东为官时得到后来又带到福建的本子。
三、黄炎熙抄本的抄写年代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详细了解黄炎熙生平经历，这无疑增加了判断黄炎熙抄本的抄写年代的难度。在不清楚抄写者或作者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采用外证法和内证法来判断一部作品出现的时间。外证法可以根据其他文献尤其是书目题跋的记录来判断作品的年代，也可以根据文献载体如纸张特点来判断作品年代。内证法主要依据作品的文字内容，尤其是避讳等行文习惯来判断作品年代。
通过纸张特点来判断黄炎熙抄本年代的是龚向农，龚向农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刘藜仙收藏的抄本曾经请他鉴定，他认为，这个抄本所用的纸张，应该是雍正年间出产的，由此可以断定黄炎熙抄本应该是在雍正年间的作品。
袁世硕先生考察抄本中的文字避讳情况，得出了和龚向农先生不太相同的看法。袁先生指出，《五通》“有赵弘者”，“弘在门外设典肆”，《齐天大圣》“穷极弘丽”，“弘”字都缺最后一笔；《辛十四娘》“漫检歷以待之”，“歷”字作“历”。弘歷是乾隆皇帝的名字，显然，这个抄本避乾隆讳，因此，应该抄写于乾隆年间或稍后，不可能是之前的雍正年间。
雍正乾隆两朝前后相连，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大致可以判断黄炎熙抄本出现的时间应当是在雍正乾隆年间，我们还可以根据另外的材料来进一步证明。
这个抄本每卷的正文之前，有“新城王渔洋先生评阅”的字样。另外抄本中有一些篆文的藏书印，其中有一个“红蕉书屋”的印，红蕉书屋是翻译理论著作《繙清说》的作者魏象乾的书斋号。根据《清朝进士题名附引得》记载，魏象乾出身镶红旗汉军， 乾隆四年考中满文翻译科进士。之前，魏象乾就曾经参与雍正朝实录的清文翻译工作，雍正朝《清实录》的修纂官员名单中，列有进士、举人、生员等各类出身的“翻译满文”人员二十多名，魏象乾名列第六，他的头衔是“承德郎候选知县七品笔帖试加二级”，属于七品小官员。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知道，魏象乾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他曾经收藏有黄炎熙抄本《聊斋》，那么这个抄本也就应该是出现在雍乾时期了。
四、成都刘氏和黄炎熙抄本
黄炎熙抄本辗转流传，曾经被浙江山阴谢氏拥有。咸丰年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江浙一带是战争的重灾区，谢氏家族为了躲避战乱，迁往四川成都定居，和他们一起入川的，还有那部珍贵的《聊斋》抄本。这个抄本曾经由谢桐生拥有，刘藜仙得知此事后，用《入关斋帖》换得了这部抄本，这样，抄本又变换了主人，由刘藜仙拥有。刘藜仙是华西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东亚史和中国文化史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最大程度实现这个抄本的价值，刘藜仙教授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33年12月30日，刘藜仙写信给当时任商务印书馆馆长的张元济先生，向张元济推荐黄炎熙抄本《聊斋》，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出版。刘先生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从张元济的回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件的大致经过和结果，1934年1月，张元济在回信中写到：
本年一日十六日接奉上年十二月三十日惠函，辱荷注存，奖饰逾量，读之惶悚。……承示藏有抄本《聊斋》十册，拟嘱印行，商之馆中主者，以此时赶印大部书籍，工作正繁，且尊示书已缺少二册，未为完全，印出后亦难得销路，以此不克承命。
刘藜仙教授的请求没有得到张元济的同意，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商务印书馆当时正在赶印大部书籍。第二，黄炎熙抄本有两册缺失，张元济先生担心这残缺不全的选本印出后会没有销路。
尽管没有得到张元济的支持，刘藜仙并没有放弃对黄炎熙抄本的宣传。在一次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的交谈中，刘藜仙饶有兴趣地向林名均介绍了自己收藏的《聊斋》抄本。在征得刘藜仙的同意后，1934年12月16日，林名均、彭子睦、黄秋生、李介贞四人来到刘藜仙家中，希望亲眼目睹刘氏所收藏的《聊斋》抄本。刘藜仙的次子刘少仙热情接待了林名均等人，并拿出珍藏的书稿，任客人欣赏抚摸。1935年，林名均先生在《人间世》第22期发表了名为《成都刘氏所藏写本聊斋志异记》的文章，至此，这部珍贵的抄本终于被大多数人知道了。
后来，刘藜仙的书籍被华西协合大学收藏，1951年，华西协合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1952年，华西大学藏品丰富的历史博物馆划归四川大学，这样，黄炎熙抄本《聊斋》就被四川大学收藏至今。
5．黄炎熙抄本中为什么会出现独有篇目呢？
黄炎熙抄本是选抄本，卷二和卷十二已经亡佚，保存的10卷有263篇，如果亡佚的2卷篇幅和其他卷数相当的话，抄本篇数应该在三百篇左右。这个数字远远少于铸雪斋、青柯亭等版本，但是，其中有三篇却是其他版本都没有的，这三篇是《猪嘴道人》《张牧》和《波斯人》。为什么黄炎熙抄本会多出这独有的三篇，这三篇是蒲松龄的作品吗？
张友鹤在整理《聊斋志异》时就曾经对《猪嘴道人》等九篇作品的真伪性提出疑问，他认为这些作品“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尚有待于考证，因此暂只作为附录。”严格意义上说，黄炎熙抄本中独有的三篇，都不能算是蒲松龄的作品，而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作品。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编辑的《情史》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历史故事和文言小说。第九卷“情幻类”中，也有《猪嘴道人》一篇，故事情节和黄炎熙中的《猪嘴道人》相同，文字也没有太多区别。卷十一“情化类”《心坚铁石》篇后附录一条，内容和《波斯人》相同，只是在叙述次第和部分细节方面有些不同。卷二十一“情妖类”《石妖》篇一共三则，都是奇石变化成美女的故事，和《张牧》篇的情节类似。这三篇作品是冯梦龙创作的吗？也不是的。《情史》是由冯梦龙编辑的一部小说集，其中有不少是冯梦龙辑录前人的作品，或者是根据前人的作品稍作修饰而成。如《猪嘴道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收录在洪迈《夷坚志》和王明清《投辖录》中。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八《录客语》中有一篇关于波斯人识宝的故事，情节文字和黄炎熙抄本《波斯人》一篇极为相似。
可见，黄炎熙抄本中《猪嘴道人》等三篇作品并不是由蒲松龄创作的，而是前人的作品，那么这些作品怎么会出现在黄炎熙抄本之中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蒲松龄曾经把前人的作品抄录到《聊斋志异》当中，另一种是黄炎熙误把他人的作品抄进了《聊斋志异》。仔细分析，前一种可能性要大一些。蒲松龄十分欣赏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他曾经在诗中写到：“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垒块愁”，既然蒲松龄视洪迈为知己，那么他喜好《夷坚志》并摘录其中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作品经过加工改造被保留在《聊斋》中，部分没有修改的作品则在定稿中删除了，而黄炎熙抄本则保留了下来，成为独有篇目。
6．黄炎熙抄本分卷和篇目编次
黄炎熙抄本原为十二卷，现在仅存十卷，缺少卷二和卷十二，把现存的十卷和手稿本、康熙抄本进行比较，可以了解黄炎熙抄本在分卷和篇目篇次方面的一些特点。
卷一共35篇，相当于手稿本《考城隍》册中《考城隍》等16篇，《刘海舌》册中《驱怪》等10篇，康熙抄本《董公子》册中《巩仙》等9篇。篇目顺序和手稿本、康熙抄本大体一致。
卷三共24篇，依次是康熙抄本《某公》册中《苏仙》等8篇，手稿和康熙抄本都亡佚《西僧》等9篇，手稿本《刘海石》册中的《青梅》等四篇，手稿本《鸦头》册中《窦氏》等3篇。篇目顺序和手稿本、康熙抄本大体一致。
卷四共26篇，包括手稿本《鸦头》册中《马介甫》等18篇，篇目次第大体一致；后面的《吴门画工》、《仙人岛》、《乐仲》、《三仙》等8篇，系零散地选自手稿本和康熙抄本不同的册次。
卷五全部为手稿本《云萝公主》册中自《阿纤》以后的20篇，顺序完全一致，没有弃而不录者。
卷六共21篇，前面是手稿本《刘海石》册中自《狐谐》以后的14篇，中间是已经证实的非蒲松龄所作《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3篇，其后为康熙抄本一小册中《侠女》3篇，最后是手稿本、康熙抄本都不存的《张诚》等4篇。
卷七共26篇，从首篇《刑子仪》到《王生》，手搞本、康熙抄本都不见存，最后《新郎》《成仙》两篇见于康熙抄本《王者》册。
卷八共26篇，前面5篇见于手稿本《刘海石》册，后面《王桂庵》等21篇，不见于手抄本和康熙抄本。
卷九共20篇，首篇为《云萝公主》，末篇为《胭脂》，相当于手稿本《云萝公主》册的前面小半部分，只是中间缺少《王货郎》《牛同人》两篇，篇目顺序也是完全一样。缺少《牛同人》是因为手稿本中此篇已残半页，这部选抄本的底本，大概没有抄录。
卷十共33篇，全部为手抄本《鸦头》册前半部的篇目，顺序也完全一致。
卷十一共29篇，大部分属于是康熙抄本《董公子》册的后半部分，中间有部分篇目没有抄录。这卷的前面《香玉》等五篇，后面《僧术》等六篇，是手稿本、康熙抄本并佚而不存者。
可见，黄炎熙抄本选抄了底本中的一些篇目，但并没有对这些篇目进行重新编排，而是保留了原有的顺序。
7．黄炎熙抄本编次和手稿本有何不同？
前面我们大致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黄炎熙抄写《聊斋》的时候，只是作了篇目选择，并没有对篇次进行修改。为了对黄炎熙抄本的篇次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下面我们对黄炎熙抄本和手稿本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原属于手稿本第一册的篇目，在黄炎熙本中的编次为：《成仙》《新郎》在第七卷，《金世成》至《猪婆龙》21篇，在第二卷。
原属于手稿本第二册的篇目，在黄炎熙本中的编次为：《狐妾》《雷曹》《赌符》《阿霞》《毛狐》《余德》《罗刹海市》《诸城某甲》《驱怪》《胡四相公》在第一卷；《青梅》《保住》《公孙九娘》《促织》在第三卷；《田七郎》《柳秀才》在第四卷；《狐谐》《妾击贼》《姊妹易嫁》《续黄粱》《小猎犬》《辛十四娘》《白莲教》《双灯》《念秧》《泥书生》《土地夫人》《寒月芙蕖》《武技》《秦生》在第六卷；《刘海石》《谕鬼》《泥鬼》《犬灯》《翩翩》在第八卷。
原属于手稿本第三册的篇目，在黄炎熙本中的编次为：《鸦头》至《彭海秋》在黄炎熙本第十卷，《窦氏》《绛妃》《铁布衫法》在黄炎熙本第三卷，《马介甫》至《考弊司》等18篇在黄炎熙本第四卷。
原属于手稿本第四册的篇目，在黄炎熙本中的编次为：《云萝公主》至《胭脂》等22篇，在黄炎熙本中第九卷，中间缺少《王货郎》和《牛同人》两篇。《阿纤》至《白秋练》等20篇，在黄炎熙本中第五卷。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黄炎熙抄本中的编次实际上和原稿的变化不大。手稿中同一册的篇目分属于黄炎熙本的不同卷数，应该是抄写者对原稿进行篇幅拆分的结果。如果原稿是八卷的话，而黄炎熙本为十二卷，两者卷数不同，势必会导致原稿中同一册的篇目分属于黄炎熙抄本的不同卷数之中，而这些篇目之间的先后顺序是没有变化的，如《金世成》至《猪婆龙》21篇，《云萝公主》至《胭脂》等22篇，都属于这种情况。《成仙》《新郎》等少数篇目和手稿本中的顺序不同，属于黄炎熙本其他卷中，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黄炎熙所依据的底本是手稿本之后的修改本，这些篇目的顺序已经作过调整了；另一种情况是黄炎熙在选抄过程中自行调整了个别篇目的顺序。仔细阅读这些顺序不同的篇目，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同之处，顺序的变化也没有什么规则可循，也看不出调整编次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推断，黄炎熙自行调整编次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是编次在黄炎熙所依据的底本中就已经调整了。
8．黄炎熙抄本的文字问题
除了卷数、编次方面的问题外，文字变化也是文献抄写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黄炎熙抄本和其他版本在文字上也存在很多差异，为了弄清这些异文出现的原因以及文字改动前后的优劣，我们把黄炎熙抄本、手稿本、青柯亭本做一个简单文字对比。
以《崂山道士》为例，黄炎熙本和手稿本存在的异文共7处，这7处异文有3处是将“小”改为“少”，应该是抄写者自行改动，其他4处黄炎熙本和手稿本不同的文字，竟然和青柯亭本完全相同，这就再一次证明了黄炎熙本和青柯亭本采用的是同一个底本，这些异文是底本已经改动过的，并不是黄本和青本在抄写或刊刻过程中所为。
当然，除了照抄底本文字外，黄炎熙抄本也进行了一些文字改动，这些改动分几种情况，效果又如何呢？
第一种情况是删除。如《考城隍》手稿本中“见吏人持牒”句，青本和黄本删去“人”字。《尸变》“案后有搭帐衣”句，青本和黄本删去“案”字。这两处删除后的效果应该应该好于原稿，尤其是后一处，因为前一句是“灯昏案上”，所以后一句“案”字承前省去，行文显得更加简洁。
第二种情况是增加。如《瞳人语》中有“偕二友于途”句，青本和黄本，“途”后增加“中”字。改动后的语义也显得要明确一些。
第三种情况是更换。如《尸变》手稿本中有“四人偕来”的句子，青本和黄本作“四人皆来”，“偕”字改为“皆”字，显然是正确的。但也有改错的地方，如《瞳人语》中有“万缘俱净”的句子，青本、黄本都作“万缘俱静”，显然是改错了。
可见，黄炎熙本的文字和手稿本存在很多差异，这些异文的出现，少部分是黄炎熙个人改动的结果，大部分是黄炎熙所依据的底本改动在前造成的。黄炎熙抄本和其他版本存在的异文，不仅有很大的校勘作用，还能为我们分析不同的版本系统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刘杰：江西宜丰人，1972-，男，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敦煌学辑刊》《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等科研项目多项。

（本文原载《蒲松龄研究》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