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员女儿，为讲解员爸爸做讲解
新西兰“加里波利战役展”
一个优秀讲解员不但要深刻了解展览内容，熟悉每一块展板、每一件展品，还要站在展览策划人、陈列设计师的高度洞察和领悟他们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意图，在宏观和微观的视野里把握全局，让讲解语言与陈列语言始终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观众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欣赏陈列艺术。
我第一次接触Gallipoli(加里波利)这个名字是从四年前女儿发在朋友圈上的这条微信开始的。当初她决意选择到新西兰读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儿时的一个梦想，毕业后到维塔公司跟卡梅隆学动漫艺术。但是，理想和现实存在着差距，受学习环境的影响，学着学着就改变了出发时的方向，她先是学电影与传媒，后来变成传媒与教育。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爸爸又是博物馆的老讲解员，受二者影响，闺女决意应聘新西兰蒂帕帕国立博物馆（Te papa Museum）兼职讲解员，这才引出“讲解员爸爸和讲解员女儿的跨洋对话”的故事。如今，蒂帕帕要和维塔工作室合作在博物馆举办一个集电影与陈列于一体的新展览，工作和梦想结合在了一起，闺女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2017年4月24日，应女儿男朋友杰米父母的邀请，我们来到了新西兰东部的纳皮尔市。25日凌晨五点，我们跟随杰米的父亲来到海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澳新军团节纪念日活动。杰米的父亲身穿童子军服装，率领童子军行进在出征的队伍中。
女儿告诉我:“这就是Anzac Day, ‘Anzac’是澳大利亚Australian 和新西兰New Zealand Army Corps军团的缩写，每年的4月25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公众假日，它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就是1915年4月25日在加里波利之战中与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澳新军团而设立。”
我感慨于为什么那么多人能够自发地来到海边为一百多年前死去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士兵悼念，而杰米一家人又不是当地人。
我们到达惠灵顿的第二天，就跟随女儿来到她工作的地方——新西兰蒂帕帕国立博物馆，她为我们讲解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加里波利展。
因为是给家人讲解，无需端着架子使用讲解礼仪和讲解用语了，她指着入口上方的展览标题开门见山地说:“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 'scale'有'规模'和'尺度'意思，从文字上直译是‘加里波利: 我们（所经历的）战争的规模’。”
“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主题，它包含三层意思：
一、新西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登陆战；
二、对新西兰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三、一个大尺度的展览。”
果然，我们从战争之门“WAR”走进展厅，迎面看到的是一位巨大的军官塑像，他倒在地上，手臂上流着血，正在举枪射击，身后是茫茫的夜空，隐约能看到炮火中登陆的人群。我被眼前这生动、逼真可谓“大尺度”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战火之中。
女儿低声问我:“如何在有限的展览空间里，形象而逼真地向观众介绍一场战争，比如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登陆的过程呢？”
我回答说:“通常先介绍一些背景材料，再画一幅反映部队登陆的巨型油画，在油画前摆放船只、枪炮一类的文物。”
女儿笑着说:“这正是维塔工作室与蒂帕帕博物馆合作的原因，他们将电影叙事的表现手法与展览相结合，通过放大2.4倍的人物形象讲述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谁最有资格讲述这场登陆战的经过呢？他们选择了斯宾塞·韦斯特·麦克特中尉，他是这场战役中第一个登陆、第一个开枪、第一个负伤的新西兰人。”
女儿指着雕塑说：“他的头发和眉毛都来自真人的头发，胡子是山羊毛，鼻毛是牦牛毛，汗毛是小女孩的头发做的。 听，他正在讲述那天登陆的情景......”
我这才注意到，上尉背后的弧形屏幕上，出现了他手写的笔记，并同步传来他急迫的声音:“瞄准他们的肚子，每开一枪就再找一个目标……”
凝重的音乐声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多D影院。
我们围着塑像浏览一圈后来到展厅。在展厅入口的墙壁上悬挂着这个单元的标题和单元说明,它是用毛利语和英语两种文字书写的，毛利文在前,英文在后。红色标题写着“伟大的冒险”,正文则是以中尉的日记形式向我们讲述那场登陆战的背景及过程，加上中尉的画外音，给人以身临其境听他讲前方故事的感觉——
“我被告知要侵袭加里波利半岛的时候正在埃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站在德国人一边，我们渴望与他们较量，显然，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加里波利是我们参加的第一次战役。1915年4月25日我们在澳新军团湾（也称安扎克湾Anzac Cove）登陆，准备支援澳大利亚人。我们爬上了一座道路崎岖的小山，那里就是我们要战斗的地方，我们伟大的冒险行动就此开始了。”
女儿介绍说:“除了语言和音乐外，展板上还展示了中尉真实的照片以及他留下的对那场战斗的真实描述，并将他的故事绘成了连环画。”
“关于中尉的详细资料，包括他的早期生活、参战经历、晚年生活等大量文字和照片，则以数据库的方式详实地记录在电脑中，观众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进行查阅。”
“展柜里展示了中尉使用过的手枪和望远镜。”
“以及其它战争遗物——军帽、澳大利亚硬币等。”
“为了节省展出空间，设计者还在展厅拐角处设计了两幅可以拉开的军用地图，供观众深度查阅。”
“设计师还以‘解剖’的办法将中尉全身的装备从头到脚展示了出来。透过切开的窗口，我们看到了一战时期新西兰军服的款式和结构，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各种武器、工具、生活用具等，甚至连皮鞋的内部构造也展示了出来。”
“模特后面配以登陆时的巨幅画面，远景与特写相辅相成!”
“展览使用了3D数字化沙盘模型，按照1:100的比例将加里波利战役发生的时间、地点、交战双方再现了出来，通过澳新军团（白色云团）和土耳其军团（红色云团）的不断变化展示了交战双方的行军路线、对阵情况，还使用了解说、字幕、灯光、音响、流动水银注等办法介绍战斗的时间和天气的变化。”
“同时按照时间顺序展出了其他登陆队员说过的话语及留下的资料。”
“并没有因为讲个人故事而忽略了时代背景，在展厅的另一侧集中展示了战争的起因及其交战双方的背景资料。”
“地面上标着加里波利战役的日期和天数，并用十字架反映每日阵亡将士的数字。”
我们沿着脚下的时间线来到第二展厅，穹庐下一位军医正半蹲在死去的战友跟前，现场气氛庄严而肃穆。
女儿问:“当战斗打响后，谁最适合向我们介绍战场上的伤亡情况，以及各种武器对人体产生的伤害呢？”
“当然是医生了!”我指着巨型雕塑回答道。
“是的，他是珀西瓦尔·芬威克医生，是第一个登陆的军医。”
女儿指着军医面前一位死去的战士说: “为避免孩子们看到血腥的场面，设计师用一块军大衣将尸体覆盖起来。开展前一天，维塔工作室老板理查德·泰勒才决定做一条手帕，上面绣着家人的寄语，直到大幕揭开前20多分钟，才把它塞到塑像的手里。”
第二单元的标题是“混乱的秩序”，以军医讲述登陆后的战斗进程及伤亡、救治情况为单元说明，结合画外音，仿佛将我们带到前线，听他讲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
“ 4月25日的登陆战是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土耳其人没有松劲，我们只好苦苦坚守。
我们的指挥官不得不迅速提高防御，并组织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伤员像潮水般涌来，我们的医护人员不顾一切地努力改变这种混乱局面。”
女儿指着板面上的文字说：“和第一展室一样，关于军医珀西瓦尔·芬威克的资料和他对这场战役的见证，都集中展示在这一单元的开头部分。
在那个可怕的24小时里，他救治数百名澳新军团的士兵 ，还设立了一个急救站。”
“这是他使用的医疗工具包。”
“一战时已经有了3D相机。芬威克医生就是用类似这样的相机拍摄了不少3D照片，里面还有五月休战日埋葬死者的镜头。”女儿指着这个照相机说。
在相机旁边，还开辟了一个小型3D电影院，我们从盒子里取出3D眼镜，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观看——
那立体而直观的画面，将我带到了加里波利，带到了充满血腥的战场，我被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所震撼——
“战争是怎样带给人类伤害的呢？”
女儿带我走出3D影院，指着墙壁上四个按钮说：“这四个按钮分别代表四种武器，有子弹、榴霰弹、炮弹、手榴弹，按动任意一个按钮，都会通过X光在屏幕上看到弹头和弹片穿过人体时所产生的巨大杀伤力。”
我按动按钮，一颗子弹穿过了人的头部，那人应声倒下……
我按动了下面的按钮，从榴霰弹、炮弹中炸开的钢珠、弹片像雨点一样洒向人体……
最后一个是手榴弹，它在士兵的腿部炸开，弹片炸断了他的腿……
“每组X光片播放完之后还附有死者和伤员的病例卡片，上面记录着上述四种武器对他们造成的不同程度的伤害及治疗过程。”
“同时还展示了子母弹弹头及其内部构造。”
有了这样的铺垫，我再登上带有简易潜望镜的射击孔并扣动扳机时，就不再有儿时玩打仗游戏时的那种轻松感了。
“看过局部的，还要看宏观的。维塔公司还制作这个微缩景观，让观众从宏观的角度了解阵地的基本布局。”
“在展览的另一侧还集中展示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见证者威廉·马龙中校的相关资料以及他对这场登陆战的观点。”
“他在这本由德国作家撰写的《战争的科学》一书上做了大量注解，吸取了最近几次战役的教训。他说:‘军事战术必须事先想好了才能付诸实施。’他在日记中批评澳大利亚人在加里波利登陆那天的表现……摇摆了几英里才进入内陆，因此成为了土耳其人的猎物……整个战场混乱无序……想法是好的，实际是糟糕的。’”
我们继续参观下一个展厅。
女儿又问:“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谁最适合为我们讲述真实的战壕生活呢？”
我回答说:“战士呗！”
罐头和饼干上面爬满了苍蝇，黑暗的夜空里传来苍蝇“嗡嗡”的飞舞声和这个战士低沉的诉说声……
这一单元的标题是“僵局”，以这位战士讲述6至7月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时的战壕生活为主要内容，结合画外音，给人以身临其境听他讲发生在自己及其战友身上真实的战壕生活的感觉——
“6月和7月，土耳其人试图将我们赶到海里去，他们包围了我们，但我们加强了防御，并阻止了他们的行动，战争进入僵持阶段。
夏天的炎热消耗了我们的体力，我们总是口渴，每天都吃同样可怜的食物，几乎每个人都得了痢疾或者更重的病，我们已经无力回天，急需增援。”
这张本该放在入口左侧的图片改到了入口右侧。女儿指着板面中间的这个帅小伙子说:“这位28岁的小伙子名叫杰克·邓恩，是马龙中校手下的一名机枪手。尽管他比大多数人都健壮，但还是在第一个月残酷的战斗中得了肺炎。当他从医院回来的时候，肠胃一直不好，可怜的年轻人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因危害了他的部队安全而被判处死刑。
将军最终考虑到他的名誉和疾病，坐了17天牢后，于8月4日被送回到前线。”
原来留出左侧的空地是为了布置一个幻灯室，反映战壕生活的照片特别多，观众可以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观看当年留下的真实镜头……
吃饭、理发、找虱子等真实的镜头将我带到了加里波利。
幻灯区旁边的一个酒桶台面上放着许多素白卡片，挂在上方的板面上写着:如果你知道自己可能永远回不了家，那么你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和你爱的人说些什么？
女儿解释道:“这是一个战时邮局，观众可以想象自己是当时战壕里的一员战士，在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时候，拿起笔来给家人写信。不少写好的信就挂在旁边箱子上。”
“这是一个节约展地的好办法，既合理又合情，观众可以自行拉开木箱，看抽屉里堆放的各种牙科工具、器皿、食品以及一只巨大的虱子模型。”
我拉开一个盛放面包和罐头的抽屉，爬在上面的苍蝇像是突然见到了光明，“嗡嗡”地要飞出来……
这还不够，设计师在一张真实的厕所照片下面，设计制作了这个粪池模型，太逼真了，我为这个大胆的设计感到震撼！
“与令人作呕的战地场面相比，箱子中央这只机灵的猫给战壕带来了一丝生机。”
“中央展柜里陈列着战士们留下的各种实物，如军用水壶、饭盒、刮胡刀、镜子、留言纸等。”
“在通往下一个单元的长廊里，也不忘设计一个互动展项，试戴各类军帽。”
“对面墙壁上还展示了当时使用的各种军徽、军章。”
“长廊的拐角也没闲着 ，马龙中校的防空洞就设在这里。”
“床对面的桌子上摆着他妻子的照片。”
“写字台上留着他写给妻子和孩子的信。”
“墙壁上正在循环播放着中校和家人的照片，中校的声音在小屋里回响……”
女儿带着我走进一条狭长的战壕，她说:“展览在博物馆的两个区域里展开，如何将二者巧妙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展示空间呢？”
她自问自答说：“设计师采用战壕形式，通过声音、灯光等元素吸引观众进入，既合理地融合了两大区域，又扩大了展示空间。”
“观众可以透过沿途设置的立体荧幕看到战壕里发生的格斗场面。”
“这本毛利语《圣经》挡住了土耳其人的子弹。子弹停在这段诗文的下面，诗文上写着:‘鼓起勇气! 是我，不要害怕!’”
一个合格的讲解员必须储备更多的知识，女儿将她平日讲解毛利展厅的内容搬到了这里，她讲解道:“毛利族是新西兰的原住民。在毛利语中，‘毛利’（Māori）这个词是‘正常’或‘普通人’的意思，因为当时欧洲人登上这片土地时问他们这个民族的名称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就回答说他们是正常人——他们把外国人看做是不正常或反常的人（Pakeha）。多数考古学和历史学者认为毛利民族是从库克群岛波利尼西亚地区而来。也有学者认为毛利民族及所有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最北可以追溯西太平洋的台湾，毛利人的语言、文化及传统建筑与台湾阿美族很相似。”
“在加里波利战役前50年，白人和毛利人才刚刚结束了所谓的‘新西兰土地战争’，因此双方有很深的不信任。但一战征兵时很多毛利人积极参军，他们表示‘没有毛利人算什么新西兰军队’”。
“8月6日至10日，僵局被打破，新西兰士兵开始尝试从另一侧进攻，登上一个叫做‘乔克鲁拜尔’的高地。如何用展览的手法将‘毛利民族’与‘乔克鲁拜尔之战’巧妙融合在一起呢？”
“设计师选择了毛利人组成的机枪组攻打‘乔克鲁拜尔高地’这一焦点展开布置。
第四单位的标题是“乔克鲁拜尔高地”，一名机枪手在向我们讲述他在乔克鲁拜尔高地看到的故事——
“尽管我们的两个步兵营遭到了伏击，只留下两个营去占领乔鲁克拜尔高地，我们夜间进攻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龙中校准备在黎明前发起进攻，但旅长犹豫不决。最终奥克兰人选择白天冲锋，结果惨败。
马龙拒绝退守，要求进行夜间袭击。第二天黎明前，部队在机枪组的掩护下登上了山顶。”
从地上的日期和代表死亡的十字架上看，8月6日至8月10日是个悲壮的日子。
女儿指着画面说:“8月7日晚，一支16人组成的毛利机枪组在右边这位25岁小伙子科林·沃登的带领下登上了位于乔拜尔高地下面的杜鹃岭，加入了已经在那里的新西兰机枪队。第二天，他们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顶上来，让机枪始终保持工作状态。那天，超过一半以上的战士或死或伤。
中间这位名叫瑞科哈纳·卡奇科的毛利机枪手后来回忆说:'沃登倒下后还在不停地喊:'小伙子们:加油！' 然后就死了；唐纳德.菲利斯被击中头部……哈克也死了……”
“不久他也中弹了，子弹打在脖子下侧，他倒在血泊中……”
“幸运的是卡奇科没有死，在土耳其人压上来的时候，他咬紧牙关往回爬了两公里，终于爬到了海边，捡了一条命！”
“左侧是卡奇科佩戴过的帽徽；右侧是他收藏的75毫米弹壳，德国造。”
“这是沃登在战场上捡到的一台望远镜，很可能是他从一名土耳其军官尸体上找到的。”
“在与土耳其人的拉锯战中，马龙中校的来复枪上的刺刀被一颗子弹打变形了，从那时起，他将刺刀留在身边，说它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这就是乔克鲁拜尔高地。”
“和第一展厅的立体动态沙盘一样，通过解说、字幕、灯光、音响、流动水银注等办法将1915年8月6日至10日的乔克鲁拜尔高地之战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这是战斗中缴获的土耳其机枪。”
“机关枪背后冲锋的画面。”
“还有当时战场上使用的电话机。”
“观众也可以拎起话筒听前方传来的那急促而紧张的喊话声……”
“8月8日上午马龙和他的惠灵顿家族夺取了乔克鲁拜尔高地。从早到晚，他们奋力夺取顶峰。不幸的是，下午5时许，我们的一枚榴弹炮在马龙的战壕中炸开，中校被当场炸死。那天，他的800多名士兵损伤大半......
正是这个人将他的部队变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扭转了奎因哨所的混乱局面。
他的尸体仍留在乔克鲁拜尔高地，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地点。”
“马龙的遗孀是大英帝国135万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后获得这枚勋章的人之一。勋章的绰号是‘死者的便士’，1919年颁发。”
“这是1915年马龙写给女儿诺拉的亲笔信，这信来自埃及。父亲死后，女儿在信尾补充了几个字:‘他现在死了，爸爸现在死了!’”
女儿指着在乔克鲁拜尔高地阵亡士兵的照片说:“中间这位就是毛利人科林·沃登；他的右侧是那个因在执行任务时打瞌睡而被判死刑的杰克·邓恩，就在他阵亡的前四天，他的罪名被取消了。”
展览还在显著位置介绍了其他死难者的事迹……
女儿问我:“战争进入了尾声，如何在同一个展厅内既能反映战争带给死难者家属的莫大悲伤，又能反映后方医院医务工作者的救治过程，同时还能集中展示澳新军团悄悄撤离加里波利半岛的全过程呢？”
我说:“难! 除非用大海将展览一分为二，海的这边是前线，海的那边是后方，或用信件的方式表示悲伤……”
我们沿着脚下的时间线走向下一个展厅，漆黑的环形影院里传来一位女性的哭诉声，灯光下一个柔弱的背影进入我们的眼帘……
我急于想看个究竟，从她的左侧走了过来，只见一位护士打扮的女子正在掩面哭泣，手里握着一封刚刚打开的信……
第五单元的标题是“说再见”，工作在医疗船上的人讲述了撤离前发生在船上的真实故事——
“乔克鲁拜尔之战后，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我们失去了无数的伙伴。天气也越来越冷，物资也无法运来，小伙子们的身体状况都很糟糕。有撤军的传闻，但没有人真正相信。
在那疯狂的日子里，这艘新来的医疗船算是一个奇迹。船上一个叫‘洛蒂’的护士总是询问他哥哥的下落，她记录了她最终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我转过身，对着栏杆哭了起来!’”
女儿介绍说:“洛蒂是一名随军护士，她7月份乘Maheno号医疗船从惠灵顿出发来到加里波利海岸。她希望能见到被困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哥哥莱德迪，但他们的道路却永远不相交。11月，洛蒂写给哥哥所有的信都被退了回来，官方的黑色印章上写着:'已死 退给寄件人' 。只有她的家人接到过这个通知，家人来信说他的哥哥四个月前就已经战死了！”
“洛蒂写道:'是的，没错，莱德迪死了，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是洛蒂的照片，1915年拍摄于加里波利海边。”
“这是洛蒂当年穿过的军大衣!”
“透过这艘巨大的医疗船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在加里波利海岸上执行医疗救护工作的各种镜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
“上层的到访决定着战局的走向，是留下继续战斗呢还是撤退？”
“士兵们设计了这样的定时装置，水滴满饭盒后会自动倾斜，流入下面饭盒里的液体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拉动扳机 ，子弹在无人的状况下会自动射出，用这个办法麻痹土耳其人，以为对方战壕里始终有人，为下一步的安全撤离做准备。”
“这个景观后面留有当时研制这一小发明的真实照片。”
“这是查尔斯·盖伊·鲍尔森上校下达的最后命令书的首页，上面写着:1915年12月19日至20日坎特伯雷骑兵从加里波利撤退。” 女儿讲解的声音里有一丝激动。
“‘我们挑选了34名骑士团成员来坚守阵地，并把土耳其人困在痛苦的黑暗中。我们像钟表一样按照手写的命令，终于在凌晨02:05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海滩……
12月20日凌晨4点，海滩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澳新军团湾不再喧闹，只有我们同伴的墓地留在那里!’——回来的人回忆说。”
“这是当时撤退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1916年1月1日，Maheno号医疗船带着319名患者抵达奥克兰，父亲们和母亲们激动地等候在码头上……”
“一位护士回忆说：‘这是所有7月份乘医疗船离开新西兰赴加里波利海岸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的刺绣签名。我们在船上做了这块布，为的是把它寄回国为士兵们募捐。洛蒂的签名在左栏。所有Maheno号医疗船上的护士都获得了一枚银色徽章，作为州长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们自豪地把它和我们的军医徽章放在一起。’”
“1915年，澳新军团指挥官高德尔中将在他的防空洞里留下的他写给土耳其指挥官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们的战士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英勇战斗—— 一个勇敢的敌人，就像我们发现的土耳其士兵一样，他们最后的安息地理应受到保护！’”
“军方从阵亡士兵的财物中找到他们能找到的一切，并把它们送回了家，他们知道这些遗物对他们所爱的人意味着什么。这是纳撒尼尔.斯威纳德少尉在他的手杖上刻下的他服役的记录。他在加里波利幸存了下来，却在随后的西线战场上阵亡了！”
地上写着在这场战争中各国死亡的人数，总计130,842人，其中新西兰2,779人——”
女儿指着拐角处堆积的石头说：“这些石头来自澳新军团湾（安扎克湾）的海水中。展板上写着：‘我们上岸时被海水浸湿，我们游泳、洗衣服、疗伤时，被海水浸湿......”
“2004年，土耳其政府将这些石头赠送给奥克兰第三营和新西兰皇家北国步兵营，他们的先行者奥克兰军团是1915年第一个登陆加里波利的新西兰部队，也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的部队之一。”
“这是土耳其将领凯末尔，他在1934年为加里波利之战的死难者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些流血捐躯的英雄，正长眠于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中，息止安所。他们也成为我们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并无区别。’”
女儿拿起桌子上的红色纸片说：“加里波利墓地上每年都会盛开罂粟花，人们习惯于制作各种罂粟花来纪念死去的战士。博物馆在这里设置的互动台，观众可以用给出的红纸和制作图例做一束罂粟花，并将它放置在前方士兵的脚下，也可以带回家。桌上有笔和纸，可以分享您的想法，或一个人的名字，或一个战争故事，或您对展览的反应，对冲突的感受等等。”
单元说明是：“撤离加里波利四个月后， 我们几个还健在的人和数千名新的志愿者被送往法国。1916年4月25日，也就是我们登陆的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在一个村子里踢足球，为死去的战友们干杯。
我们中几乎近3000人死在加里波利，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超过这个数字四倍的将士们将死在西部战场，几代新西兰人都会感受到这个损失，我们所经历的战争尺度是巨大的。”
设计师用“我们所经历的战争尺度是巨大的”来呼应展览题目。
“赶赴前线的战士被罂粟花包围着。”女儿说：“每天都有大量的纸花被投到这里。”
“按照毛利人的习俗接触过逝者遗物后要用清水洗净自己的身体。” 女儿一边洗手一边扭回头悄悄对我说。
再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程吧，每一步都是沉重的!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女儿用这句话结束她的讲解。
走出展厅，如同走出战争，走出黑暗。一群中学生正围坐在博物馆讲解老师身边谈论着参观后的感悟;新一轮的观众正在等待入场，没有战争的日子真好，我由衷地感慨！也突然明白了杰米的爸爸为什么要在4月25日澳新军团纪念日那天带领童子军在海边默哀的原因了！
是啊，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我想这也是新西兰蒂帕帕博物馆和维塔工作室合力打造这一展览的初衷吧。
感谢展览，感谢女儿，让我不仅从讲解艺术，更多是从陈列艺术，站在展览策划人、陈列设计师的高度走进加里波利，走进战争，走进人类，感悟战争与和平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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