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图文无关）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查了查中国评书网，方才知道说书也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隋朝年间有个叫侯白的人，喜欢讲一些幽默段子，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把这门民间艺术推向了巅峰。

我的家乡在陕坝镇郊区，我上小学的时候有幸听过陕坝的评书艺人郑焕武的评书。由于陕坝在解放前是绥远省临时政府，文化艺术活动异常活跃，郑焕武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师学艺，红火了大概十几年。到了我听书的年月，正是“文革”期间，评书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禁止了。但评书艺人要吃饭，就走村串社给农民说书，挣得些米面聊以度日。而农民正好需要精神食粮，也算有个市场。

　　那时候，村里头有个俱乐部，每逢说书，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比开会积极得多。郑焕武虽是旧社会过来的艺人，政治头脑还是有的，他开的书大多是当代文学名著，如《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类，偶尔说几段古书，也是在后半夜人不多的情况下，但无论多么保密，我总能挤进去。听听《杨家将》、《岳飞传》、《三侠五义》等等，越听越来劲。

　　比我上瘾的人多得是。说有位农民，书场散了回家吃饭，端起一碗拌汤两眼发直，老婆问他咋回事，他说，幽州困住杨文广，哪有心思喝拌汤。原来，那杨文广是杨家将的第四代传人，佘太君的重孙，杨六郎的孙子，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打仗似乎没有他的母亲厉害，但他三下南唐征战时破了一十二道关口，每过一关就能找一个老婆，一共找了十二个老婆。这让那些比我年龄大的一批愣头青光棍后生听得如醉如痴，羡慕得死去活来。

　　别看农民文化程度低，但接受和传播文化的能力却不低。有的人听上几遍下来，就能给别人讲。我们后面村里有个姓王的老汉，大字不识几个，却有过耳不忘的才华，是我们那一带自学成才的说书匠，他说起书来还善于发挥，比如说《五鼠闹东京》，他说“白玉堂半夜进了包文正包大人的院子里，打着打火机四下观看”，引得笑声四起。老掉牙的段子，听得久了，有人昏昏欲睡，王老汉便大为恼火，挨个把人叫起来，说道，听不听了，不听我就回家睡觉。大家忙说听听听，但依然有打鼾如雷的人。

　　我上初中时，同座的潘姓同学，居然会说整本的《隋唐演义》，他能把书中的13条好汉记得一字不差。每到自习课，潘同学就开了书场，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不爱学习的人正好有了消遣的机会，爱学习的人就告知了班主任老师，我那时当着班长，因为听书把全班纪律管得一盘散沙，常常挨老师的批。

　　农民说“说书唱戏是劝人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农村文化生活，实在是贫乏到了极端。那一代农民的有关精神文明的东西，几乎都是来自听书和看戏。而我自己，也从中学了不少的古典文学的东西，对我以后爱上文艺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后来的电视上有了评书节目，评书艺人登上了大雅之堂。但此时我也没时间去看了。回到农村，偶尔还能见到一些老辈人一丝不苟地看刘兰芳、袁阔成，让我激动不已。

　　再想起郑焕武先生来，确是一位有功于地方的文艺人才，他说一场书只挣得区区几斤白面，但却给许许多多的农民带来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可有一点我至今不能明白，即他说书用的道具明明是一面菜盘大的小鼓，为什么他唱的曲子却叫“西河大鼓”？此为后话。

　　（2005年）